誰料好景不長。不久，安徽共產黨組織終於被國民黨特務破獲，王辯和另一位女同誌被捕。尹寬還支持了一段時期，營救無效，以後也逃到上海。王辯出獄時已是1929年秋天。這時尹寬與陳獨秀等人已轉向托派——中共的反對派。按照莫斯科的標準，反對派就是「反革命派」。黨中央向王辯介紹情況後，勸她不要再與尹寬見麵。但往日的情愛，難以割捨，還希望用愛情的力量把尹寬拉回來。因此，她堅持要見尹寬。某日，二人在虹口公園附近的尹寬住處相見。這時的王辯，已經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澀和稚嫩，她當即與尹寬及在場的鄭超麟夫婦爭辯起來，堅決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勸他們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結果失敗，她拂袖而去，從此再也不與尹寬見麵。
癡情的尹寬，永遠也忘不了王辯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機關所在地的某菜市場轉悠，希望遇見王辯。直到解放後，他因托派問題入獄，遇見山東籍的人還要打聽王辯的下落。後來終於打聽到，高興地對獄中的鄭超麟說：「王辯還活著，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脫黨，在家中替人殺豬。」
另一位女同誌是中共最早的婦女運動領袖向警予。早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時與蔡和森是一對情侶，後來結婚，是當時黨內幹部中革命誌向上情投意合最早結婚的一對，人人羨慕他們是「模範夫妻」，「最佳情侶」。在男女關係上，她表現得很正統，很嚴肅，看不慣黨內一些浪漫事件。開會或閑談時，陳獨秀有時拿男女關係的事情開玩笑，她在場就會正色嚴詞地提出抗議，弄得老頭子下不了台。別的同誌更不敢在她麵前放肆。女同誌也都害怕她。瞿秋白稱她是「黨內馬克思主義宋學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調北京區委工作後，她在上海發生了情變，愛上了彭述之（中央宣傳部長）。不久，蔡又奉調回上海準備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火車站未見她來接，引起懷疑。經多次盤問，她才講出實情，說自己愛上了彭。
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團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加上團中央和上海區委的代表開工作會議，向警予也參加。散會時，蔡站起來說，還有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他說了妻子移情別戀的事。一下子場上氣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許久不能說話，因為太出乎他們的意料。
最後，陳獨秀說：這要由她自己來決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說一句話。獨秀說：「你究竟愛述之呢，還是愛和森？」她也沒有回答。獨秀提這個問題也的確讓她難以回答，特別是當著大家的麵，而且是當著和森和述之的麵，一個是丈夫，一個情人，叫一個女同誌如何啟口。於是，當場開了一個特殊而奇怪的中央會議，也許是中共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當著三位當事人的麵，討論三角戀愛糾紛，並做出正式決定：獨秀、秋白、國燾三人提議：蔡和向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去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然後留駐莫斯科；向警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她並不反對。於是便作為組織決定執行。為了盡量縮小這個事件對黨的工作的影響，陳獨秀囑咐在場者對此事嚴守秘密。
1925年10月，蔡和向二人服從組織決定去了莫斯科。向警予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的職務和《民國日報》副刊《婦女周刊》的編輯工作，由剛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陳碧蘭接任。不久，陳碧蘭與彭述之結合，由同居而結婚，後來經過了幾十年革命戰爭年代急風暴雨、是是非非、生生死死的考驗，一直白頭到老，始終沒有分離，倒是一對真正的「模範夫妻」。
其實這些事不必忌諱或隱瞞，共產黨人也是人，不是聖人，有七情六慾，即使在情愛問題上有些不妥，並不影響一個人的總體形象和評價。如上述王辯、尹寬、向警予、蔡和森，即使發生這類戀愛糾紛，誰會抹殺他們的革命工作、玷汙他們的烈士形象呢？陳獨秀本人更是如此。
* * *
[1] 《訪問陳鬆年談話記錄》（劉祿開、李永堂記錄），1979年7月25日、26日。
[2] 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1980年，第85頁。
[3] 《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1日。
[4] 《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
[5] 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1980年，第85頁。
[6]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編委會：《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7] 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8] 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1/306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43頁。
[9] 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0/3055、297/3060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82～193頁。
[10] 《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78、279頁。
[11]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84、274頁。
[12] 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13] 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東方出版社，1995，第227頁。
癡情的尹寬，永遠也忘不了王辯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機關所在地的某菜市場轉悠，希望遇見王辯。直到解放後，他因托派問題入獄，遇見山東籍的人還要打聽王辯的下落。後來終於打聽到，高興地對獄中的鄭超麟說：「王辯還活著，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脫黨，在家中替人殺豬。」
另一位女同誌是中共最早的婦女運動領袖向警予。早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時與蔡和森是一對情侶，後來結婚，是當時黨內幹部中革命誌向上情投意合最早結婚的一對，人人羨慕他們是「模範夫妻」，「最佳情侶」。在男女關係上，她表現得很正統，很嚴肅，看不慣黨內一些浪漫事件。開會或閑談時，陳獨秀有時拿男女關係的事情開玩笑，她在場就會正色嚴詞地提出抗議，弄得老頭子下不了台。別的同誌更不敢在她麵前放肆。女同誌也都害怕她。瞿秋白稱她是「黨內馬克思主義宋學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調北京區委工作後，她在上海發生了情變，愛上了彭述之（中央宣傳部長）。不久，蔡又奉調回上海準備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火車站未見她來接，引起懷疑。經多次盤問，她才講出實情，說自己愛上了彭。
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團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加上團中央和上海區委的代表開工作會議，向警予也參加。散會時，蔡站起來說，還有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他說了妻子移情別戀的事。一下子場上氣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許久不能說話，因為太出乎他們的意料。
最後，陳獨秀說：這要由她自己來決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說一句話。獨秀說：「你究竟愛述之呢，還是愛和森？」她也沒有回答。獨秀提這個問題也的確讓她難以回答，特別是當著大家的麵，而且是當著和森和述之的麵，一個是丈夫，一個情人，叫一個女同誌如何啟口。於是，當場開了一個特殊而奇怪的中央會議，也許是中共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當著三位當事人的麵，討論三角戀愛糾紛，並做出正式決定：獨秀、秋白、國燾三人提議：蔡和向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去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然後留駐莫斯科；向警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她並不反對。於是便作為組織決定執行。為了盡量縮小這個事件對黨的工作的影響，陳獨秀囑咐在場者對此事嚴守秘密。
1925年10月，蔡和向二人服從組織決定去了莫斯科。向警予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的職務和《民國日報》副刊《婦女周刊》的編輯工作，由剛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陳碧蘭接任。不久，陳碧蘭與彭述之結合，由同居而結婚，後來經過了幾十年革命戰爭年代急風暴雨、是是非非、生生死死的考驗，一直白頭到老，始終沒有分離，倒是一對真正的「模範夫妻」。
其實這些事不必忌諱或隱瞞，共產黨人也是人，不是聖人，有七情六慾，即使在情愛問題上有些不妥，並不影響一個人的總體形象和評價。如上述王辯、尹寬、向警予、蔡和森，即使發生這類戀愛糾紛，誰會抹殺他們的革命工作、玷汙他們的烈士形象呢？陳獨秀本人更是如此。
* * *
[1] 《訪問陳鬆年談話記錄》（劉祿開、李永堂記錄），1979年7月25日、26日。
[2] 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1980年，第85頁。
[3] 《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1日。
[4] 《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
[5] 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1980年，第85頁。
[6]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編委會：《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7] 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8] 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1/306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43頁。
[9] 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0/3055、297/3060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82～193頁。
[10] 《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78、279頁。
[11]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84、274頁。
[12] 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13] 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東方出版社，1995，第2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