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號》，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46頁。
[15] 參見《張軍輝致廖承誌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16] 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第229頁。
[17] 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呼籲：捐助在紐約陷於困境的陳獨秀女兒陳子美》，《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1期，1997年10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為救助陳子美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封信》，1998年2月1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3期，1998年2月。
[18] 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關於陳子美在紐約解困公告》，1998年4月3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4期，1998年8月；《紐約陳子美來信》，《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5期，1999年1月；《陳獨秀與中國》總41期，2004年6月1日。
[19] 孫其明：《陳獨秀身世婚戀後代》，濟南出版社，1995，第176頁。
[20] 《張軍輝致廖承誌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21] 《訪問陳鬆年同誌談話記錄》，1979年5月25日、26日，林茂生、王樹棣訪記，未刊稿。
[22] 鄭超麟：《記尹寬》，香港：春燕出版社，1997，第64頁。本節有關王辯的情節主要取材於該書。
[23] 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第174～175頁。
中篇 鷹擊長空 經受磨難
八 莫斯科路線的重大轉折
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
如上所述，1925年8月前，陳獨秀能抵製鮑羅廷、孫中山策劃的控製中共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又能領導五卅運動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共在國民黨組織內和實際運動中，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時期莫斯科共產國際的路線對帝國主義比較強硬，實施進攻的策略；在國共關係上，也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
但是，這條路線從1925年秋天以後，隨著國際和中國形勢的變化，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一是這年10～12月，德國先後與法國、比利時簽訂了邊界協議，蘇聯認為這是歐洲吸收德國建立「反蘇聯盟」，助長了德國帝國主義的氣焰。二是蘇聯和中共大力援助的中國北方的馮玉祥國民軍，在反直係、反奉係的戰爭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幹涉，於11月轉勝為敗；中共北方區委領導的乘機推翻段祺瑞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也遭挫折。而在國民黨內，由於中共及其領導的工農運動在五卅運動中的強大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內資產階級特別是右派和中派的恐慌。原來就一直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的老右派，以馮自由、鄒魯、謝持等一批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為首，在孫中山逝世後積極活動，終於在11月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所謂「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非法通過決議反蘇、反共，另立國民黨中央於上海，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對抗。他們被稱為「西山會議派」，公開分裂國民黨。而在廣州，一方麵由於共產黨員、工人群眾和革命士兵的英勇作戰，取得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勝利，鞏固了廣州革命根據地。7月1日將廣州大元帥府正式改組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另一方麵，國民黨右派勾結英國帝國主義收買刺客於8月20日刺殺了孫中山逝世後最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左派領袖廖仲愷，結果廣東派中實力最強的胡漢民和許崇智被懷疑而驅逐出廣州。許的國民政府軍事部長一職被蔣介石接替。蔣又是黃埔軍校校長、國民軍第一軍軍長。原來被視為「中派」的戴季陶（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長）、蔣介石等人，也開始轉變為「新右派」，對蘇俄和中共採取既利用又限製的政策，公開要爭奪革命領導權。戴季陶甚至公開散發他寫的小冊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鼓吹「共信不立，團結不固」；要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要麽脫離共產黨，要麽退出國民黨。國民黨的分裂，造成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嚴重危機。
麵對如此複雜的形勢，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在俄國外交方針和指導中國革命路線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陳獨秀黨中央也被牽扯其中，後來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當時，維經斯基在幫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卻做好五卅運動的善後工作後，就與陳獨秀共同籌備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給莫斯科的兩個書麵報告中，表示了他與陳獨秀共同的意見：對鮑羅廷的中共工作「一切為了國民黨」的方針不滿。他們認為從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動搖性和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刺殺廖仲愷的事件來看，國共關係應當調整，即「採取與迄今為止不同的形式」，共產黨要積極發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縣組建農民協會），而不是一味擴大國民黨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報告中，在提到他與陳獨秀商量的意見（將由陳獨秀起草提供給中共中央四屆二中全會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時，更明確地提出：「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在同國民黨的關係中，要從聯盟轉向聯合。」「現在就需要採取這種過渡方針。」這裏所指的「轉向」，就是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為此決定：「不讓新入黨的黨員，特別是工人黨員加入國民黨。」並且說明，隻有在採取這個方針的時候，中共對於國民黨才「不一定要進入領導機構」，強調現在隻做這個「轉向」的「過渡」工作。[2]
[15] 參見《張軍輝致廖承誌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16] 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第229頁。
[17] 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呼籲：捐助在紐約陷於困境的陳獨秀女兒陳子美》，《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1期，1997年10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為救助陳子美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封信》，1998年2月1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3期，1998年2月。
[18] 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關於陳子美在紐約解困公告》，1998年4月3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4期，1998年8月；《紐約陳子美來信》，《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5期，1999年1月；《陳獨秀與中國》總41期，2004年6月1日。
[19] 孫其明：《陳獨秀身世婚戀後代》，濟南出版社，1995，第176頁。
[20] 《張軍輝致廖承誌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21] 《訪問陳鬆年同誌談話記錄》，1979年5月25日、26日，林茂生、王樹棣訪記，未刊稿。
[22] 鄭超麟：《記尹寬》，香港：春燕出版社，1997，第64頁。本節有關王辯的情節主要取材於該書。
[23] 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第174～175頁。
中篇 鷹擊長空 經受磨難
八 莫斯科路線的重大轉折
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
如上所述，1925年8月前，陳獨秀能抵製鮑羅廷、孫中山策劃的控製中共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又能領導五卅運動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共在國民黨組織內和實際運動中，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時期莫斯科共產國際的路線對帝國主義比較強硬，實施進攻的策略；在國共關係上，也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
但是，這條路線從1925年秋天以後，隨著國際和中國形勢的變化，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一是這年10～12月，德國先後與法國、比利時簽訂了邊界協議，蘇聯認為這是歐洲吸收德國建立「反蘇聯盟」，助長了德國帝國主義的氣焰。二是蘇聯和中共大力援助的中國北方的馮玉祥國民軍，在反直係、反奉係的戰爭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幹涉，於11月轉勝為敗；中共北方區委領導的乘機推翻段祺瑞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也遭挫折。而在國民黨內，由於中共及其領導的工農運動在五卅運動中的強大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內資產階級特別是右派和中派的恐慌。原來就一直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的老右派，以馮自由、鄒魯、謝持等一批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為首，在孫中山逝世後積極活動，終於在11月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所謂「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非法通過決議反蘇、反共，另立國民黨中央於上海，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對抗。他們被稱為「西山會議派」，公開分裂國民黨。而在廣州，一方麵由於共產黨員、工人群眾和革命士兵的英勇作戰，取得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勝利，鞏固了廣州革命根據地。7月1日將廣州大元帥府正式改組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另一方麵，國民黨右派勾結英國帝國主義收買刺客於8月20日刺殺了孫中山逝世後最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左派領袖廖仲愷，結果廣東派中實力最強的胡漢民和許崇智被懷疑而驅逐出廣州。許的國民政府軍事部長一職被蔣介石接替。蔣又是黃埔軍校校長、國民軍第一軍軍長。原來被視為「中派」的戴季陶（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長）、蔣介石等人，也開始轉變為「新右派」，對蘇俄和中共採取既利用又限製的政策，公開要爭奪革命領導權。戴季陶甚至公開散發他寫的小冊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鼓吹「共信不立，團結不固」；要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要麽脫離共產黨，要麽退出國民黨。國民黨的分裂，造成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嚴重危機。
麵對如此複雜的形勢，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在俄國外交方針和指導中國革命路線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陳獨秀黨中央也被牽扯其中，後來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當時，維經斯基在幫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卻做好五卅運動的善後工作後，就與陳獨秀共同籌備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給莫斯科的兩個書麵報告中，表示了他與陳獨秀共同的意見：對鮑羅廷的中共工作「一切為了國民黨」的方針不滿。他們認為從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動搖性和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刺殺廖仲愷的事件來看，國共關係應當調整，即「採取與迄今為止不同的形式」，共產黨要積極發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縣組建農民協會），而不是一味擴大國民黨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報告中，在提到他與陳獨秀商量的意見（將由陳獨秀起草提供給中共中央四屆二中全會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時，更明確地提出：「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在同國民黨的關係中，要從聯盟轉向聯合。」「現在就需要採取這種過渡方針。」這裏所指的「轉向」，就是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為此決定：「不讓新入黨的黨員，特別是工人黨員加入國民黨。」並且說明，隻有在採取這個方針的時候，中共對於國民黨才「不一定要進入領導機構」，強調現在隻做這個「轉向」的「過渡」工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