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底，毛澤東視察各地乘船路過安慶時，與安慶地委書記談話，問到陳獨秀問題時說：「陳獨秀晚年犯錯誤不小，但在黨的啟蒙運動時是有功勞的，其功不可磨滅。他就是這個地方人，可能還有家屬，你們去訪問一下，若有家屬要給予適當照顧。」據陳鬆年說：「這以後政府給我家每季度補貼30元，後來省委統戰部通知，每月給我家補貼30元，一直到現在（1979年——引者）沒有中斷過。」[21]這筆錢，相當於當時一個月工人的中等工資。所以，在陳獨秀的家屬中，元配高大眾一係包括陳鬆年及其四個子女，一直沒有受到衝擊。
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
陳獨秀自己這樣處理家庭與愛情，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又怎麽樣處理黨員的戀愛與家庭糾紛呢？這是人們很感興趣的問題。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寫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戀愛與革命」寫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的戀愛故事與糾紛，以及陳獨秀處理這些糾紛的情況。
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等少數中年人之外，早期共產黨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運動提倡和帶來的思想解放，反對舊倫理觀念的束縛，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特別是性解放，反應更為強烈。青年們（主要是城市知識青年）一下子從長期的封建包辦婚姻的禁錮中衝出來，自由戀愛，自由結合，一時成為時尚。但由此也發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戀愛的糾紛事件。這種情況自然也反映到黨內來。陳獨秀作為黨的領導人，除了領導革命工作外，也要經常處理同誌們的這類糾紛。
尹寬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他曾與趙世炎、周恩來等一道赴法勤工儉學，是中共旅歐支部創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東任地委書記兼濟南市委書記。中共一大前，山東黨組織三位創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個不到20歲的女兒——王辯，特別疼愛，視為掌上明珠，介紹到共青團裏來，受共產主義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辯與尹寬接觸後，就愛上了他。每次聽尹寬在會議上講話，那風趣而激情的話語、廣博而新鮮的馬列主義知識，把她緊緊地吸引住。她總是如癡如醉地聽著，露出十分欽佩的神情。山東當時的工作開展得較好，她也認為是尹寬的功勞，對尹有一點個人崇拜。尹寬很快感受到了王辯的感情，對她也多加關照。於是，這年8月，他奉中央之命調上海工作時，臨走前夕，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辯，要她隨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猶豫地收拾了簡單的行裝，跟他走了。結果在山東引發了一場很大的風波。
山東的黨員同誌幾乎全體鬧了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的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的女兒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帶刀來上海，與尹寬拚老命。山東的同誌都支持他。
尹寬調上海後，先是任上海區委書記，可能是這個原因，很快下台，轉任區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陳獨秀當然不願向這種封建落後意識讓步，但此事已經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嚴重影響黨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許多工作以後，王翔千和山東的同誌漸漸冷靜下來，見中央不可能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要求尹、王二人舉行正式婚禮，並請陳獨秀（黨中央總書記）、惲代英（團中央宣傳部長）兩人做證婚人。中央擔心開了這個先例，別人效法，也沒有答應。問題就擱置了一段時間。陳獨秀雖然本人主張戀愛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條原則：黨的幹部戀愛自由，不能影響革命工作。所以，他還是積極想辦法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正好這時尹寬舊病復發，也是肺結核，大口吐血。這種病有傳染性，王辯為情，毫不畏縮，盡力服侍他。尹寬一時很悲觀，想到自己會一病不起。有一天對王說：「我死了，你怎麽辦？某某兩同誌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麽？」王辯搖搖頭說：「你死了，我終身不再愛人。」[22]於是，中央決定：尹寬離職養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上海區委書記兼宣傳部的工作，然後，中央任命羅亦農任書記。王辯去莫斯科讀書。
雖然沒有開除尹寬的黨籍，也沒有拆散尹與王的關係，但王翔千和山東的同誌們也隻好收場了。
鄭超麟說：當時去莫斯科讀書的，有好幾位女同誌。她們在國內都有愛人，但到莫斯科後都移情別戀。為此，尹寬寢食不安，也擔心王辯變心。當時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懸殊。一般女同誌經不起「圍攻」。但王辯是一個例外。莫斯科回來的同誌都說尹寬多慮：「你擔心王辯愛了別人，可是王辯在莫斯科是愛情專一的，心裏念念不忘你尹寬，好多男同誌追他，她都不理會。」事實也果真如此。可見二人是真心相愛，而且愛得很深。
1927年，王辯回國時，正是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困難時期。由於工作的需要和地下鬥爭的危險環境，她和尹寬先後在廣州、上海工作，卻都未能謀麵。後來尹寬任安徽省委書記，倆人才調到一起。但那時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著被特務和叛徒破獲，倆人雖同居一處，仍沒有工夫共敘舊情。隻有一天，稍有閑暇，尹寬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樂趣。這樣的革命情侶生活，在當時來說是很正常的。1926年與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陳碧蘭說：「在我們同居的歲月中，雖然雙方都感到青年之戀的歡樂，但由於我們的工作太忙，我們從沒有閑情逸緻一同去看過電影或遊公園，即在戀愛的過程中也是如此，也從未感到這種需要。這便表現著在一個革命上升的時代，私人的生活也是與平時不同的。」[23]
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
陳獨秀自己這樣處理家庭與愛情，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又怎麽樣處理黨員的戀愛與家庭糾紛呢？這是人們很感興趣的問題。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寫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戀愛與革命」寫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的戀愛故事與糾紛，以及陳獨秀處理這些糾紛的情況。
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等少數中年人之外，早期共產黨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運動提倡和帶來的思想解放，反對舊倫理觀念的束縛，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特別是性解放，反應更為強烈。青年們（主要是城市知識青年）一下子從長期的封建包辦婚姻的禁錮中衝出來，自由戀愛，自由結合，一時成為時尚。但由此也發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戀愛的糾紛事件。這種情況自然也反映到黨內來。陳獨秀作為黨的領導人，除了領導革命工作外，也要經常處理同誌們的這類糾紛。
尹寬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他曾與趙世炎、周恩來等一道赴法勤工儉學，是中共旅歐支部創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東任地委書記兼濟南市委書記。中共一大前，山東黨組織三位創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個不到20歲的女兒——王辯，特別疼愛，視為掌上明珠，介紹到共青團裏來，受共產主義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辯與尹寬接觸後，就愛上了他。每次聽尹寬在會議上講話，那風趣而激情的話語、廣博而新鮮的馬列主義知識，把她緊緊地吸引住。她總是如癡如醉地聽著，露出十分欽佩的神情。山東當時的工作開展得較好，她也認為是尹寬的功勞，對尹有一點個人崇拜。尹寬很快感受到了王辯的感情，對她也多加關照。於是，這年8月，他奉中央之命調上海工作時，臨走前夕，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辯，要她隨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猶豫地收拾了簡單的行裝，跟他走了。結果在山東引發了一場很大的風波。
山東的黨員同誌幾乎全體鬧了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的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的女兒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帶刀來上海，與尹寬拚老命。山東的同誌都支持他。
尹寬調上海後，先是任上海區委書記，可能是這個原因，很快下台，轉任區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陳獨秀當然不願向這種封建落後意識讓步，但此事已經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嚴重影響黨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許多工作以後，王翔千和山東的同誌漸漸冷靜下來，見中央不可能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要求尹、王二人舉行正式婚禮，並請陳獨秀（黨中央總書記）、惲代英（團中央宣傳部長）兩人做證婚人。中央擔心開了這個先例，別人效法，也沒有答應。問題就擱置了一段時間。陳獨秀雖然本人主張戀愛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條原則：黨的幹部戀愛自由，不能影響革命工作。所以，他還是積極想辦法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正好這時尹寬舊病復發，也是肺結核，大口吐血。這種病有傳染性，王辯為情，毫不畏縮，盡力服侍他。尹寬一時很悲觀，想到自己會一病不起。有一天對王說：「我死了，你怎麽辦？某某兩同誌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麽？」王辯搖搖頭說：「你死了，我終身不再愛人。」[22]於是，中央決定：尹寬離職養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上海區委書記兼宣傳部的工作，然後，中央任命羅亦農任書記。王辯去莫斯科讀書。
雖然沒有開除尹寬的黨籍，也沒有拆散尹與王的關係，但王翔千和山東的同誌們也隻好收場了。
鄭超麟說：當時去莫斯科讀書的，有好幾位女同誌。她們在國內都有愛人，但到莫斯科後都移情別戀。為此，尹寬寢食不安，也擔心王辯變心。當時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懸殊。一般女同誌經不起「圍攻」。但王辯是一個例外。莫斯科回來的同誌都說尹寬多慮：「你擔心王辯愛了別人，可是王辯在莫斯科是愛情專一的，心裏念念不忘你尹寬，好多男同誌追他，她都不理會。」事實也果真如此。可見二人是真心相愛，而且愛得很深。
1927年，王辯回國時，正是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困難時期。由於工作的需要和地下鬥爭的危險環境，她和尹寬先後在廣州、上海工作，卻都未能謀麵。後來尹寬任安徽省委書記，倆人才調到一起。但那時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著被特務和叛徒破獲，倆人雖同居一處，仍沒有工夫共敘舊情。隻有一天，稍有閑暇，尹寬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樂趣。這樣的革命情侶生活，在當時來說是很正常的。1926年與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陳碧蘭說：「在我們同居的歲月中，雖然雙方都感到青年之戀的歡樂，但由於我們的工作太忙，我們從沒有閑情逸緻一同去看過電影或遊公園，即在戀愛的過程中也是如此，也從未感到這種需要。這便表現著在一個革命上升的時代，私人的生活也是與平時不同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