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年輕人並不知道，陳獨秀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出「文革」中發生的一般的冤假錯案。它是中共一部「左」傾史的沉澱物，更涉及中共頭30～40年的主宰——聯共黨及共產國際的歷史的大問題。所以，當時以憂國憂民、滿懷激情做撥亂反正、推翻了許多冤假錯案的胡耀邦總書記，雖然對陳獨秀案也給予了同情和關注，並專門派人在1979年4月26日給這位年輕人去了長途電話，表示中央將對陳獨秀功過重新評價，詢問他們現在的生產狀況及要求。[15]但是，當他們幾次提出簡單的要求時，卻再也杳無音訊了。於是他們尋求社會的幫助，向廖承誌等著名人士反映和呼籲。有一份材料轉到了已過八旬的歷史見證人鄭超麟的手裏，於是，鄭超麟終於知道了這個隱藏在心中60多年的這個陳獨秀「神秘情人」真相，並把記憶碎片黏合起來，提供出更多的故事。
他說：陳獨秀這位醫生女伴，看來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兩人同居要對陳獨秀的朋友絕對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個條件。」可是，這個小家庭持續時間也不長，大概隻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動前不久（1927年二三月間），陳獨秀住到中央宣傳部來，在北四川路橫濱橋南邊安慎坊今33號。「我把自己的房間三樓亭子間讓給他住，我睡辦公室去。陳獨秀在這個地方聽匯報，約見幹部（例如，顧順章指揮杭州暴動成功到上海來，周恩來就帶他來這裏同陳獨秀見麵），遙控暴動戰鬥，起草《汪陳宣言》，等等。我當時以為他是為了便於指揮暴動才住到中央宣傳部來的，誰知那時他是無家可歸。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我不知道，但後來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16]
「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其實也不難推測。陳獨秀可以向黨內同誌隱瞞這個情人和這個小家庭，但是難以向這個情人永遠隱瞞他的真實身份。在北伐戰爭轟轟烈烈，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時，陳獨秀為策劃並親自指揮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天天早出晚歸，行蹤詭秘，怎能讓施芝英放心。即使陳獨秀不能告訴她自己的真實身份，也難以說清自己每天的行蹤。如果她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知道他幹著「造反」「殺頭」的最危險的事體，一個熱愛生活而沒有革命觀的女人，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她哪裏知道，情況還不僅如此，這個多情的男子，乃是當局要緝拿的、報紙上天天形容為「共產共妻」、「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樣，雖然不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蹤，也令女方沒有安全感。
就這樣，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陳獨秀與施芝英分手了。陳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隻得住到中央宣傳部來。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在南京出獄後到武漢，因在武漢接連發表抗日演講，頻頻在媒體上露麵。某日，陳虹找到陳獨秀，自稱是他的女兒。陳當麵告訴她：你不是我的女兒，你是你母親的養女。從上海電影製片廠保存的陳虹檔案中看到，陳虹自填出生於1921年，到施、陳同居時（1925年、1926年）已經是四五歲的女孩了。所以，陳獨秀的說法是對的。但是，陳虹也沒有錯，因為施芝英領養她的那一年，也是施與陳的同居期，所以，陳虹也可以理所當然地把陳獨秀認作「養父」。因為陳獨秀與施芝英相好的日子裏，這個女孩還小，不懂事。以後十來年，陳獨秀又是被國民黨政府萬金懸賞緝拿的「共匪首領」。施芝英自然也不敢告訴已經長大的陳虹關於陳獨秀的事。現在，陳獨秀成為經常見報的「大名人」，於是，施本人因為已嫁他人不好出麵，就讓陳虹來認這個「父親」，這也在情理之中。要不然，當年四五歲的陳虹，哪還會有陳獨秀這位「養父」的印象。不過，對於陳獨秀來說：既然當初那段戀情是秘密同居，也就不好相認，況且又不是親生骨肉，再加上自己還在「浪跡」之中，前途未卜，何必接受這個累贅。對此，當時武漢的反動報紙就很感興趣，並藉機渲染，說陳獨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但是，陳獨秀既然不認此事，報紙炒作一陣後，也就平息了。從此，無論是施芝英還是陳虹，再也沒有來打擾陳獨秀，隻把那段思念埋藏在心底，將陳獨秀的那張照片藏在施芝英照片背後，鑲嵌在鏡框裏。施芝英的這點隱私，竟然瞞過了與她同床共枕幾十年的丈夫王蔚如。可見這「情」字了得！
可是，陳虹卻萬萬沒有想到，為了敬仰陳獨秀這個名人而要求陳認她為「女兒」這件事，卻給她後半生及其子女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影響兒孫坎坷命運
說到陳獨秀的兒孫，受到衝擊最大的要算是女兒陳子美及其兒女、小兒子陳鶴年及其兒女，以及自稱是陳獨秀女兒的陳虹和她的兒女。
幼年時作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女兒、有過三年美好生活回憶的陳子美，1925年因身為中共總書記的父親的安全，不得不與母親一起與父親分離，到南京居住。1931年母親去世時，她才19歲，在杭州電信局工作。母親過早地離開人世，父親又不能聯絡，一下子把她拋進孤獨的深淵，不久便與比她大10歲的男子有婦之夫張國祥結婚。張並沒有告訴她已有妻室。婚後生了五個子女。在日本侵華的烽火中，他們轉輾流亡上海、重慶，吃盡苦頭，最後落腳在日本統治下的山東泰州。因生活困難，陳子美經常奔波於泰州、上海、南京之間，做小生意，時稱「跑單幫」。這是一種不適宜女人幹的很辛苦、很危險的工作，特別是在日偽軍封鎖各交通要道的環境中，等於是在刺刀下討生活。她身上有陳獨秀的遺傳基因，膽大心細，活動能力很強，富於冒險精神。不料想如此在外奔波沒有出事，後院卻著起火來。在家的張國祥又尋新歡，一再欺騙和愚弄陳子美，她忍無可忍，毅然與張離婚，來到上海。出於母愛的本能，她本欲把幾個孩子帶在身邊，但被張拒絕。到滬後，她繼續靠跑單幫生活，後與一位叫李煥照的男子結婚。李比她小十歲，深切同情她的遭遇。二人生有兩個兒子。1949年上海解放後，新政府推行「新式接生法」，子美在重慶時學過婦產科技術，就當上了裏弄裏的「接生員」，因技術好、服務態度好，頗受各方讚揚。但是，好日子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來，災難終於落到了陳獨秀的後代身上。一向循規蹈矩過著平靜生活的普通老百姓陳子美，被拖到大街上，掛上「大右派陳獨秀的孝子賢孫」的牌子，遊街示眾，反覆批鬥，受盡折磨和汙辱。
他說：陳獨秀這位醫生女伴，看來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兩人同居要對陳獨秀的朋友絕對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個條件。」可是，這個小家庭持續時間也不長，大概隻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動前不久（1927年二三月間），陳獨秀住到中央宣傳部來，在北四川路橫濱橋南邊安慎坊今33號。「我把自己的房間三樓亭子間讓給他住，我睡辦公室去。陳獨秀在這個地方聽匯報，約見幹部（例如，顧順章指揮杭州暴動成功到上海來，周恩來就帶他來這裏同陳獨秀見麵），遙控暴動戰鬥，起草《汪陳宣言》，等等。我當時以為他是為了便於指揮暴動才住到中央宣傳部來的，誰知那時他是無家可歸。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我不知道，但後來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16]
「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其實也不難推測。陳獨秀可以向黨內同誌隱瞞這個情人和這個小家庭，但是難以向這個情人永遠隱瞞他的真實身份。在北伐戰爭轟轟烈烈，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時，陳獨秀為策劃並親自指揮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天天早出晚歸，行蹤詭秘，怎能讓施芝英放心。即使陳獨秀不能告訴她自己的真實身份，也難以說清自己每天的行蹤。如果她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知道他幹著「造反」「殺頭」的最危險的事體，一個熱愛生活而沒有革命觀的女人，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她哪裏知道，情況還不僅如此，這個多情的男子，乃是當局要緝拿的、報紙上天天形容為「共產共妻」、「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樣，雖然不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蹤，也令女方沒有安全感。
就這樣，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陳獨秀與施芝英分手了。陳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隻得住到中央宣傳部來。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在南京出獄後到武漢，因在武漢接連發表抗日演講，頻頻在媒體上露麵。某日，陳虹找到陳獨秀，自稱是他的女兒。陳當麵告訴她：你不是我的女兒，你是你母親的養女。從上海電影製片廠保存的陳虹檔案中看到，陳虹自填出生於1921年，到施、陳同居時（1925年、1926年）已經是四五歲的女孩了。所以，陳獨秀的說法是對的。但是，陳虹也沒有錯，因為施芝英領養她的那一年，也是施與陳的同居期，所以，陳虹也可以理所當然地把陳獨秀認作「養父」。因為陳獨秀與施芝英相好的日子裏，這個女孩還小，不懂事。以後十來年，陳獨秀又是被國民黨政府萬金懸賞緝拿的「共匪首領」。施芝英自然也不敢告訴已經長大的陳虹關於陳獨秀的事。現在，陳獨秀成為經常見報的「大名人」，於是，施本人因為已嫁他人不好出麵，就讓陳虹來認這個「父親」，這也在情理之中。要不然，當年四五歲的陳虹，哪還會有陳獨秀這位「養父」的印象。不過，對於陳獨秀來說：既然當初那段戀情是秘密同居，也就不好相認，況且又不是親生骨肉，再加上自己還在「浪跡」之中，前途未卜，何必接受這個累贅。對此，當時武漢的反動報紙就很感興趣，並藉機渲染，說陳獨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但是，陳獨秀既然不認此事，報紙炒作一陣後，也就平息了。從此，無論是施芝英還是陳虹，再也沒有來打擾陳獨秀，隻把那段思念埋藏在心底，將陳獨秀的那張照片藏在施芝英照片背後，鑲嵌在鏡框裏。施芝英的這點隱私，竟然瞞過了與她同床共枕幾十年的丈夫王蔚如。可見這「情」字了得！
可是，陳虹卻萬萬沒有想到，為了敬仰陳獨秀這個名人而要求陳認她為「女兒」這件事，卻給她後半生及其子女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影響兒孫坎坷命運
說到陳獨秀的兒孫，受到衝擊最大的要算是女兒陳子美及其兒女、小兒子陳鶴年及其兒女，以及自稱是陳獨秀女兒的陳虹和她的兒女。
幼年時作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女兒、有過三年美好生活回憶的陳子美，1925年因身為中共總書記的父親的安全，不得不與母親一起與父親分離，到南京居住。1931年母親去世時，她才19歲，在杭州電信局工作。母親過早地離開人世，父親又不能聯絡，一下子把她拋進孤獨的深淵，不久便與比她大10歲的男子有婦之夫張國祥結婚。張並沒有告訴她已有妻室。婚後生了五個子女。在日本侵華的烽火中，他們轉輾流亡上海、重慶，吃盡苦頭，最後落腳在日本統治下的山東泰州。因生活困難，陳子美經常奔波於泰州、上海、南京之間，做小生意，時稱「跑單幫」。這是一種不適宜女人幹的很辛苦、很危險的工作，特別是在日偽軍封鎖各交通要道的環境中，等於是在刺刀下討生活。她身上有陳獨秀的遺傳基因，膽大心細，活動能力很強，富於冒險精神。不料想如此在外奔波沒有出事，後院卻著起火來。在家的張國祥又尋新歡，一再欺騙和愚弄陳子美，她忍無可忍，毅然與張離婚，來到上海。出於母愛的本能，她本欲把幾個孩子帶在身邊，但被張拒絕。到滬後，她繼續靠跑單幫生活，後與一位叫李煥照的男子結婚。李比她小十歲，深切同情她的遭遇。二人生有兩個兒子。1949年上海解放後，新政府推行「新式接生法」，子美在重慶時學過婦產科技術，就當上了裏弄裏的「接生員」，因技術好、服務態度好，頗受各方讚揚。但是，好日子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來，災難終於落到了陳獨秀的後代身上。一向循規蹈矩過著平靜生活的普通老百姓陳子美，被拖到大街上，掛上「大右派陳獨秀的孝子賢孫」的牌子，遊街示眾，反覆批鬥，受盡折磨和汙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