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神秘情人」的麵紗
可是，性如烈火的陳獨秀，在感情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羈的野馬。分居後，他耐不住寂寞，終於與一位女醫生發生感情。這不是陳獨秀喜新厭舊、尋花問柳的風流韻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離」的特殊的孤獨狀態下，碰到一個能給予溫情的異性朋友，接受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為。人生猶如旅途，有時很累，很艱難，很孤獨，需要外來的溫暖、安慰和幫助，需要有一個心靈的港灣，憩息、補充給養以備繼續跋涉。所以，陳獨秀這次戀情及以後與潘蘭珍的結合，與「富貴思淫慾」有本質的區別。按照當時陳獨秀的經濟狀況，既無力幫助高君曼，同樣也不可能有錢揮霍在情人身上。
陳獨秀的「地下戀情」，終於慢慢「失密」。先是同誌們若有所感，看到他每次來看文件或開會，修飾穿著得比較整齊，猜想他一定有一個女伴照顧著他。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鄭超麟說：彭述之猜這人大概是一個女學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陳獨秀的。「我們有時用話去引陳獨秀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敗了。話一說到邊緣，他便閉口不談。」[13]但是，這種事還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此事終於被南京來上海的高君曼識破，與獨秀大吵一場。
10月13日，汪孟鄒的日記寫道：「晚8時，仲翁（即獨秀——引者）來，想見君曼女士。」
14日日記寫道：「昨晚仲翁走後，他的夫人君曼女士來，相左未見」；她隻站著和我談話，抱怨陳獨秀不管她。
汪孟鄒和汪原放叔侄勸說道：「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裏事務繁多，他哪有功夫問家。」
這麽一來，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噴發出來：說她去看病，窮人害了富病，「我到南京去是為要省一點（在上海每月百十來元），南京生活水平低。但到寧後，他每月隻寄五十元給我，太少了。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嗎？」而他「倒拿經濟接濟心愛的人，過天上的好日子」。
其實如上所述，他哪有錢「接濟心愛的人」，更沒有「過天上的好日子」，不過是苦中找樂，孤獨中找點安慰，在繁重而緊張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一點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大約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陳獨秀突然不來中央機關看文件了。因為沒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沒有辦法找他。中央秘書處秘書任作民首先恐慌起來，報告了主席團成員張國燾、瞿秋白、彭述之，「他們也恐慌起來」。任作民在《民國日報》上登載尋人gg，也沒有反應。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來上海匯報或開會，見不到父親，到亞東圖書館找汪孟鄒，想得到一絲訊息，也毫無所獲，急得這個從來不叫父親、隻稱「同誌」的硬漢子也啼哭起來。可見他也與父親一樣，並非無情，而隻是把感情隱藏在心底深處。一天天過去，大家近乎絕望了，做了最壞的思想準備，以為軍閥和帝國主義秘密逮捕了陳獨秀，秘密處死了。江浙區委甚至派高爾柏回鬆江去打聽。江蘇省長陳陶遺是鬆江人，與高爾柏有親戚關係，想從陳陶遺口中得到一點風聲。結果也不得要領。於是，大家都以為陳獨秀已經死了。張國燾在與工人部閑談時，甚至說：「老頭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這個下場」，說著差不多要哭出來。
中共中央總書記失蹤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兩個頂重要的問題」：一是陳獨秀「已經月餘與中央局隔絕消息……國際來電主張中央遷移」，遷到北京或廣州。因為考慮到國內外「各種反動勢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黨中央機關」；二是對待國民黨北伐的態度。[14]但是，中央通告說：「當會議初開，即接仲甫同誌由滬來電，謂已經能扶病視事」，於是中央遷移之事暫時擱置。
仲甫因病而「失蹤」月餘，是事後陳獨秀本人的解釋。當天，陳延年懷著悲痛的心情回廣州，已經上船了，中央交通員立即到輪船上把他找回來，父子又一次在驚喜中相聚。陳獨秀向大家解釋說：他生了傷寒病，進了醫院，做醫生的女伴服侍他。陳為自己的冒失行為開脫說：他原先已經告訴任作民要好多天不來辦公的；他也看到《民國日報》上的尋人gg，但以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會。他就是這樣的人，有一點自由主義，不知道他這個中共總書記的重要性，以致造成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同誌們給了他批評。他當然不得不接受，答應以後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這個「神秘的情人」叫什麽名字？是怎麽樣的人？還是不告訴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後來，陳獨秀、任作民先後去世，人們以為陳獨秀的這個謎永遠不會揭開了。不料想，半個多世紀以後，一個在新疆建設兵團工作的年輕人張軍輝，在整理原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的母親陳虹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在外祖母照片的大鏡框背後，重疊隱藏著一張同樣大的陳獨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個美麗而不俗的名字，職業是醫生。由此終於揭開了陳獨秀這位「神秘情人」的麵紗。這足以說明當初這對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著陳獨秀這個人和與他相處的這一段浪漫生活。可見陳獨秀此人的魅力，雖然其貌不揚。
這時的中國，由於改革開放帶來的輕鬆環境解除了人們對「陳獨秀」這個名字的恐懼感，在新疆工作的這個年輕人，這時也明白了他母親當初硬要認陳獨秀為父親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夥同另兩位兄弟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寫信，說要認親——認陳獨秀後代傳人，而陳獨秀是他們的外祖父，他們是陳獨秀的外孫，做起了與他們的母親同樣的夢。又說母親陳虹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後在「文革」中——1969年、1973年病故。眾所周知，由於江青在30年代以「藍蘋」藝名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混跡過，為了掩蓋她在這段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醜事（有一張坐在青紅幫頭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廠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殘的重災區，許多著名的演職人員，受盡殘酷迫害，有的死於非命。陳虹的死，之後施芝英的死，以及他們的子女去新疆「建設」，乃並不偶然。
可是，性如烈火的陳獨秀，在感情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羈的野馬。分居後，他耐不住寂寞，終於與一位女醫生發生感情。這不是陳獨秀喜新厭舊、尋花問柳的風流韻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離」的特殊的孤獨狀態下，碰到一個能給予溫情的異性朋友，接受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為。人生猶如旅途，有時很累，很艱難，很孤獨，需要外來的溫暖、安慰和幫助，需要有一個心靈的港灣，憩息、補充給養以備繼續跋涉。所以，陳獨秀這次戀情及以後與潘蘭珍的結合，與「富貴思淫慾」有本質的區別。按照當時陳獨秀的經濟狀況，既無力幫助高君曼，同樣也不可能有錢揮霍在情人身上。
陳獨秀的「地下戀情」，終於慢慢「失密」。先是同誌們若有所感，看到他每次來看文件或開會，修飾穿著得比較整齊，猜想他一定有一個女伴照顧著他。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鄭超麟說：彭述之猜這人大概是一個女學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陳獨秀的。「我們有時用話去引陳獨秀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敗了。話一說到邊緣，他便閉口不談。」[13]但是，這種事還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此事終於被南京來上海的高君曼識破，與獨秀大吵一場。
10月13日，汪孟鄒的日記寫道：「晚8時，仲翁（即獨秀——引者）來，想見君曼女士。」
14日日記寫道：「昨晚仲翁走後，他的夫人君曼女士來，相左未見」；她隻站著和我談話，抱怨陳獨秀不管她。
汪孟鄒和汪原放叔侄勸說道：「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裏事務繁多，他哪有功夫問家。」
這麽一來，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噴發出來：說她去看病，窮人害了富病，「我到南京去是為要省一點（在上海每月百十來元），南京生活水平低。但到寧後，他每月隻寄五十元給我，太少了。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嗎？」而他「倒拿經濟接濟心愛的人，過天上的好日子」。
其實如上所述，他哪有錢「接濟心愛的人」，更沒有「過天上的好日子」，不過是苦中找樂，孤獨中找點安慰，在繁重而緊張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一點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大約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陳獨秀突然不來中央機關看文件了。因為沒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沒有辦法找他。中央秘書處秘書任作民首先恐慌起來，報告了主席團成員張國燾、瞿秋白、彭述之，「他們也恐慌起來」。任作民在《民國日報》上登載尋人gg，也沒有反應。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來上海匯報或開會，見不到父親，到亞東圖書館找汪孟鄒，想得到一絲訊息，也毫無所獲，急得這個從來不叫父親、隻稱「同誌」的硬漢子也啼哭起來。可見他也與父親一樣，並非無情，而隻是把感情隱藏在心底深處。一天天過去，大家近乎絕望了，做了最壞的思想準備，以為軍閥和帝國主義秘密逮捕了陳獨秀，秘密處死了。江浙區委甚至派高爾柏回鬆江去打聽。江蘇省長陳陶遺是鬆江人，與高爾柏有親戚關係，想從陳陶遺口中得到一點風聲。結果也不得要領。於是，大家都以為陳獨秀已經死了。張國燾在與工人部閑談時，甚至說：「老頭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這個下場」，說著差不多要哭出來。
中共中央總書記失蹤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兩個頂重要的問題」：一是陳獨秀「已經月餘與中央局隔絕消息……國際來電主張中央遷移」，遷到北京或廣州。因為考慮到國內外「各種反動勢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黨中央機關」；二是對待國民黨北伐的態度。[14]但是，中央通告說：「當會議初開，即接仲甫同誌由滬來電，謂已經能扶病視事」，於是中央遷移之事暫時擱置。
仲甫因病而「失蹤」月餘，是事後陳獨秀本人的解釋。當天，陳延年懷著悲痛的心情回廣州，已經上船了，中央交通員立即到輪船上把他找回來，父子又一次在驚喜中相聚。陳獨秀向大家解釋說：他生了傷寒病，進了醫院，做醫生的女伴服侍他。陳為自己的冒失行為開脫說：他原先已經告訴任作民要好多天不來辦公的；他也看到《民國日報》上的尋人gg，但以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會。他就是這樣的人，有一點自由主義，不知道他這個中共總書記的重要性，以致造成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同誌們給了他批評。他當然不得不接受，答應以後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這個「神秘的情人」叫什麽名字？是怎麽樣的人？還是不告訴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後來，陳獨秀、任作民先後去世，人們以為陳獨秀的這個謎永遠不會揭開了。不料想，半個多世紀以後，一個在新疆建設兵團工作的年輕人張軍輝，在整理原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的母親陳虹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在外祖母照片的大鏡框背後，重疊隱藏著一張同樣大的陳獨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個美麗而不俗的名字，職業是醫生。由此終於揭開了陳獨秀這位「神秘情人」的麵紗。這足以說明當初這對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著陳獨秀這個人和與他相處的這一段浪漫生活。可見陳獨秀此人的魅力，雖然其貌不揚。
這時的中國，由於改革開放帶來的輕鬆環境解除了人們對「陳獨秀」這個名字的恐懼感，在新疆工作的這個年輕人，這時也明白了他母親當初硬要認陳獨秀為父親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夥同另兩位兄弟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寫信，說要認親——認陳獨秀後代傳人，而陳獨秀是他們的外祖父，他們是陳獨秀的外孫，做起了與他們的母親同樣的夢。又說母親陳虹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後在「文革」中——1969年、1973年病故。眾所周知，由於江青在30年代以「藍蘋」藝名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混跡過，為了掩蓋她在這段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醜事（有一張坐在青紅幫頭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廠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殘的重災區，許多著名的演職人員，受盡殘酷迫害，有的死於非命。陳虹的死，之後施芝英的死，以及他們的子女去新疆「建設」，乃並不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