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林檔案中，我們看到有四張陳獨秀簽署的收款條，其中兩張用英文寫的是：
今收到上海c.維裏傑同誌寄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23年4、5兩月的經費
壹仟墨西哥元（1000墨西哥元）
1923年4月30日
t.c.chen（陳獨秀簽名）
今收到西蒙斯交來
港幣 貳仟玖佰肆拾元
在上海折合 三仟元
中共中央陳獨秀
1923年5月19日
說到黨的經費緊張情況，馬林在1923年6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已告結束。事實表明，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多數黨員沒有職業。」[8]
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紅色工會國際2000金盧布的款項，要求各半用於工會工作和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馬林給國際書記處的信說：「對於整個中國的工會工作來說，2000金盧布為數不算多；可是以前我們的中國朋友沒有這筆錢，所有的開支都不得不從黨的經費中支付。1000金盧布作為第二次（勞動）全體大會的費用是絕對不夠的……這次大會應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計還要花費15000～20000。當然不可能弄到這麽多錢作大會費用；可是即令大大削減代表的數目，接到這筆款子也隻夠應付準備工作。」馬林的這個估計來自陳獨秀。第二天，馬林給國際的工作報告說：「勞動大會正在籌備……黨中央同意工會國際的見解，認為鐵路大罷工失敗（指二七大罷工——引者）以後，最好舉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但是現收到1000金盧布不敷籌備大會之用，陳獨秀認為，召開一次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須有15000墨西哥元。」[9]
因此，這次準備在6月20日召開的勞動大會，終於流產，拖到1925年才舉行。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創造了輝煌的新文化運動，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號，終於主要因經費困難而停刊了。因此，黨中央不得不向共產國際請求每月1000～1400盧布的援助。其中650盧布用於工會工作，770盧布作為政治工作和宣傳的費用。馬林對共產國際說：「這個數目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不會太多的」，「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準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0盧布」。但同時，馬林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又說：「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現在幾乎一切都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資助開支……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10]
陳獨秀是個硬漢子，本來就反對拿人家的錢——「雇用革命」，聽了這樣的話，看到黨這樣的處境，內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陳獨秀在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同時，還要親自製作詳細的預算和每一筆開支的帳目報告給共產國際。在馬林檔案中，就有一份陳獨秀做的「支持擬議中的國民會議進行宣傳工作所需費用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11]
黨的經費是如此的困難，陳獨秀的經濟狀況當然也就更困難，如上述馬林報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餘的錢，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黨員那樣，先繳黨費。自從他離粵上任中共領導人以後，就成了沒有職業的職業革命家，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當時脫產的共產黨幹部，組織上隻給每月30～40元的生活費。陳獨秀即使要了也難以維持一家四口人的開銷。他雖然常給黨刊寫文章，但那是黨的工作，是沒有稿費的。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被聘為商務印書館館外名譽編輯，但當時，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印書館招聘館外名流為館外編輯，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的主要工作是建黨，願任商務印書館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這說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至少能像胡適那樣。說是月薪三百，但他是一個無功不受祿的人，實際上當時也無力為商務編輯或寫作，商務是不會白白給他錢的，他也不會白拿人家的錢。這可以從他當時的生活常常發生困難得到證明。
他的生活費，主要是1922年亞東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沒錢了，他就到亞東圖書館去，但又「從不開口」向汪孟鄒要錢。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拿一點錢吧？』他點點頭，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見，這位當年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月薪300元大洋的文科學長，又任過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的共產黨總書記，現在窘迫到什麽地步。
實際上，當時他家（嗣父陳昔凡）雖然生意破產，但家底厚實，還是很有錢的。因婚姻與革命，他與家裏搞得很僵，但經濟上家裏對他是不吝嗇的。可是如前所述，他連家裏在北京開的琉璃廠古董店也不願去。所以，他每次去亞東支錢，那些夥計（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相熟）總不免要議論一番：他家有錢哩！他不管怎麽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真是個硬漢子。可是他一個人當光棍硬漢子好辦，妻子兒女怎麽活？況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於是，君曼每次與陳獨秀見麵就吵架。汪孟鄒多次勸解無效。到1924年，國共實現合作後，既要協調與俄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鮑羅廷的關係，又要處理與國民黨的矛盾，更要領導全國的黨務和革命運動，加之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幹部又少，陳獨秀更是忙得焦頭爛額，更無精力顧及家庭生活。他與君曼的感情終於破裂。雙方曾一度協議離婚，後經汪孟鄒勸說，未離。大約在1924年，君曼為了節省生活費用，攜兩個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東廠街（今秀山公園旁）有君曼娘家的幾間破草屋。陳子美認為母親是最理解陳獨秀的，讀過許多陳獨秀的文章，「母親能成全父親，了解大丈夫誌在四方，自己則默默地帶著兩孩子隱居他鄉，讓父親無後顧之憂」。[12]
今收到上海c.維裏傑同誌寄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23年4、5兩月的經費
壹仟墨西哥元（1000墨西哥元）
1923年4月30日
t.c.chen（陳獨秀簽名）
今收到西蒙斯交來
港幣 貳仟玖佰肆拾元
在上海折合 三仟元
中共中央陳獨秀
1923年5月19日
說到黨的經費緊張情況，馬林在1923年6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已告結束。事實表明，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多數黨員沒有職業。」[8]
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紅色工會國際2000金盧布的款項，要求各半用於工會工作和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馬林給國際書記處的信說：「對於整個中國的工會工作來說，2000金盧布為數不算多；可是以前我們的中國朋友沒有這筆錢，所有的開支都不得不從黨的經費中支付。1000金盧布作為第二次（勞動）全體大會的費用是絕對不夠的……這次大會應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計還要花費15000～20000。當然不可能弄到這麽多錢作大會費用；可是即令大大削減代表的數目，接到這筆款子也隻夠應付準備工作。」馬林的這個估計來自陳獨秀。第二天，馬林給國際的工作報告說：「勞動大會正在籌備……黨中央同意工會國際的見解，認為鐵路大罷工失敗（指二七大罷工——引者）以後，最好舉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但是現收到1000金盧布不敷籌備大會之用，陳獨秀認為，召開一次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須有15000墨西哥元。」[9]
因此，這次準備在6月20日召開的勞動大會，終於流產，拖到1925年才舉行。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創造了輝煌的新文化運動，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號，終於主要因經費困難而停刊了。因此，黨中央不得不向共產國際請求每月1000～1400盧布的援助。其中650盧布用於工會工作，770盧布作為政治工作和宣傳的費用。馬林對共產國際說：「這個數目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不會太多的」，「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準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0盧布」。但同時，馬林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又說：「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現在幾乎一切都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資助開支……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10]
陳獨秀是個硬漢子，本來就反對拿人家的錢——「雇用革命」，聽了這樣的話，看到黨這樣的處境，內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陳獨秀在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同時，還要親自製作詳細的預算和每一筆開支的帳目報告給共產國際。在馬林檔案中，就有一份陳獨秀做的「支持擬議中的國民會議進行宣傳工作所需費用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11]
黨的經費是如此的困難，陳獨秀的經濟狀況當然也就更困難，如上述馬林報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餘的錢，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黨員那樣，先繳黨費。自從他離粵上任中共領導人以後，就成了沒有職業的職業革命家，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當時脫產的共產黨幹部，組織上隻給每月30～40元的生活費。陳獨秀即使要了也難以維持一家四口人的開銷。他雖然常給黨刊寫文章，但那是黨的工作，是沒有稿費的。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被聘為商務印書館館外名譽編輯，但當時，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印書館招聘館外名流為館外編輯，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的主要工作是建黨，願任商務印書館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這說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至少能像胡適那樣。說是月薪三百，但他是一個無功不受祿的人，實際上當時也無力為商務編輯或寫作，商務是不會白白給他錢的，他也不會白拿人家的錢。這可以從他當時的生活常常發生困難得到證明。
他的生活費，主要是1922年亞東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沒錢了，他就到亞東圖書館去，但又「從不開口」向汪孟鄒要錢。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拿一點錢吧？』他點點頭，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見，這位當年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月薪300元大洋的文科學長，又任過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的共產黨總書記，現在窘迫到什麽地步。
實際上，當時他家（嗣父陳昔凡）雖然生意破產，但家底厚實，還是很有錢的。因婚姻與革命，他與家裏搞得很僵，但經濟上家裏對他是不吝嗇的。可是如前所述，他連家裏在北京開的琉璃廠古董店也不願去。所以，他每次去亞東支錢，那些夥計（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相熟）總不免要議論一番：他家有錢哩！他不管怎麽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真是個硬漢子。可是他一個人當光棍硬漢子好辦，妻子兒女怎麽活？況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於是，君曼每次與陳獨秀見麵就吵架。汪孟鄒多次勸解無效。到1924年，國共實現合作後，既要協調與俄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鮑羅廷的關係，又要處理與國民黨的矛盾，更要領導全國的黨務和革命運動，加之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幹部又少，陳獨秀更是忙得焦頭爛額，更無精力顧及家庭生活。他與君曼的感情終於破裂。雙方曾一度協議離婚，後經汪孟鄒勸說，未離。大約在1924年，君曼為了節省生活費用，攜兩個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東廠街（今秀山公園旁）有君曼娘家的幾間破草屋。陳子美認為母親是最理解陳獨秀的，讀過許多陳獨秀的文章，「母親能成全父親，了解大丈夫誌在四方，自己則默默地帶著兩孩子隱居他鄉，讓父親無後顧之憂」。[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