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陳子美和晚年在紐約街頭的陳子美
但是，突然而降的橫禍，倒又一次喚起她血液中的陳獨秀精神。她不願像千萬個受害者那樣，逆來順受，任人宰割。1970年，58歲的陳子美，在一天夜裏，帶著「紅衛兵」給她的遍體鱗傷，身係五六隻醬油桶做成的「救生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個小時，偷渡到香港，從此杳無音訊約27年。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為她已經不在人世，還有人說她「自殺」了。
1997年9月14日，中國《環球時報》發表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吳琳琳女士寫的一篇報導，終於揭開了陳子美離開大陸後的傳奇。
她到香港後，因躲避港英當局將偷渡客遣返大陸，又吃盡千辛萬苦，最後亡命美國。1989年加入美國籍。在這個過程中，她又把兩個在國內學校中同樣因「陳獨秀問題」受到迫害的兒子接到美國，並幫助他們成家立業。1991年以後，因年邁多病失去勞動能力，靠美國政府補助金過日子，到1997年已積欠公寓管理費達1.4萬美元。公寓管理公司於這年5月向法院提起訴訟，限令其交納此款，否則到期不交，她將被趕出公寓，流落街頭。《環球時報》報導「陳獨秀女兒在紐約陷於困境」後，引起海內外華人的熱情關注。筆者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向中共中央呼籲救助陳子美，並在社會上發起募捐運動。[17]最後，老人得到了以「中華海外聯誼會」名義提供的9000美元的經濟援助，終於渡過難關。老人感謝國人和華僑同胞的關懷，曾想回祖國看看，最後因體弱多病，醫生勸阻不能遠行，未能遂願，2004年4月14日，在遺憾和孤獨中客死紐約。[18]
陳鶴年在父母分離、母親去世後的經歷更是坎坷。他出生於1913年反袁鬥爭之時，正逢革命連遭失敗，他也隨父母四處逃亡，特別是未離母親一步，直到高君曼去世。在這個過程中，給他最大溫暖的是偉大的母愛。因此他與母親的感情無比深切。直到1990年代，他還對自己的女兒陳禎祥說：「你的奶奶不但長得秀氣、文靜、漂亮，性情也極溫和、善良，真是一位慈愛的母親。她還很有文學修養，不僅懂得古體詩，還會做格律詩，講故事。她講起故事來，娓娓動聽，總是讓人聽得入神、入迷。」[19]他與父親陳獨秀雖因母親的關係頗有怨恨，但畢竟還有骨肉之情，並有過北京大學時期的美好時光，因此母親去世第二年陳獨秀被捕入獄後，他立即去南京探望，並提出要幫助陳獨秀越獄逃跑的天真想法，被陳斥為「胡鬧」。他並不因此生氣，還是經常去看望父親，並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當時他在南京《民聲報》工作。陳獨秀獄中寫的《辯訴狀》十分精彩，他曾拿去《民聲報》秘密印刷後在社會上散發，產生很大影響。
後來，陳鶴年為了繼續深造，輾轉到北平入致誠中學讀高中三年級，半工半讀。不久與同校女生許桂馨結婚。1935年在日本侵吞華北時，夫婦倆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陳獨秀的基因又發揮作用，他成為「北平三大領袖之一」。之後，他即加入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青年先鋒隊」（簡稱「民先隊」。1936年，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青團解散，民先隊即代替共青團）。北平淪陷後，他成為中共北京西山遊擊隊的交通員，在城內做秘密工作。後來暴露，想去延安未成，一家人輾轉逃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在戰亂中，失去了組織關係，飽經苦難。抗戰勝利後，又因是陳獨秀的兒子，被國民黨當局逼走香港。陳鶴年考進《星島日報》工作，繼而又學父親陳獨秀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少年文藝》（讀者對象主要是青年）。1949年大陸解放後，該刊站在共產黨立場上宣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生平事跡和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因港英當局查禁改名為《新少年》。他們全家原本想遷回內地，但許桂馨帶著四個孩子先行回去，滿懷激情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時，卻因「陳獨秀問題」遭到不公正待遇。許桂馨一說是陳獨秀的兒媳，連工作都難找，「幼兒園都不要我」，最後到一家職工醫院先做掛號工作，後到藥房，直到退休。大女兒陳禎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折磨；二女兒陳禎榮（陳紅）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兒陳禎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許桂馨更被誣陷為「特務」。因此，陳鶴年的暫留香港，成為常滯，直到2000年12月19日逝世。所幸他們都活到了改革開放以後，看到了陳獨秀一切莫須有的罪名得到洗刷。
那位自稱是陳獨秀的女兒、實為施芝英養女的陳虹，後來進入新四軍蘇南軍區文工團（現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工作，跟隨部隊（新四軍，然後是解放軍）轉戰南北，後經人介紹與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張燕認識，1949年結婚，解放後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化妝組工作。張燕則在上影樂團工作，1960年病逝。陳虹「為社會主義事業勤奮工作」，並撫養三個孩子長大成人，但沒有想到，因為說過自己是「陳獨秀女兒」的話，使她和兒女以後的生活遭受許多苦難。
她的兒子在致廖承誌的信中控訴道：在「陳獨秀問題」壓迫下，「母親隻有抱著立功贖罪的態度，在從事社會主義事業中勤奮努力地工作。但幾十年中冷嘲熱諷，我們同母親一起，忍受著世上的辱罵、鄙視。「文革」期間又因『陳獨秀女兒』受株連迫害，隔離，批鬥，勞改，寫交代，受盡欺辱。他們逼迫母親寫『與陳獨秀的罪惡勾當』。母親終於被折磨成重病纏身。他們照樣不被放過批鬥、寫交代。一直到她肝硬化腹水無法下床，還讓我代替她寫交待。但批鬥會仍不放過。母親必須手托著膨脹的肚子去參加批鬥會。1969年7月21日淩晨，終於死在上海廣慈醫院。病危和火化時，廠裏沒有一個人來看望」。我們三個母親的子女，也因此被分配在新疆石河子農場「工作」，受盡折磨，並且至今不得返回上海。[20]
但是，突然而降的橫禍，倒又一次喚起她血液中的陳獨秀精神。她不願像千萬個受害者那樣，逆來順受，任人宰割。1970年，58歲的陳子美，在一天夜裏，帶著「紅衛兵」給她的遍體鱗傷，身係五六隻醬油桶做成的「救生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個小時，偷渡到香港，從此杳無音訊約27年。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為她已經不在人世，還有人說她「自殺」了。
1997年9月14日，中國《環球時報》發表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吳琳琳女士寫的一篇報導，終於揭開了陳子美離開大陸後的傳奇。
她到香港後，因躲避港英當局將偷渡客遣返大陸，又吃盡千辛萬苦，最後亡命美國。1989年加入美國籍。在這個過程中，她又把兩個在國內學校中同樣因「陳獨秀問題」受到迫害的兒子接到美國，並幫助他們成家立業。1991年以後，因年邁多病失去勞動能力，靠美國政府補助金過日子，到1997年已積欠公寓管理費達1.4萬美元。公寓管理公司於這年5月向法院提起訴訟，限令其交納此款，否則到期不交，她將被趕出公寓，流落街頭。《環球時報》報導「陳獨秀女兒在紐約陷於困境」後，引起海內外華人的熱情關注。筆者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向中共中央呼籲救助陳子美，並在社會上發起募捐運動。[17]最後，老人得到了以「中華海外聯誼會」名義提供的9000美元的經濟援助，終於渡過難關。老人感謝國人和華僑同胞的關懷，曾想回祖國看看，最後因體弱多病，醫生勸阻不能遠行，未能遂願，2004年4月14日，在遺憾和孤獨中客死紐約。[18]
陳鶴年在父母分離、母親去世後的經歷更是坎坷。他出生於1913年反袁鬥爭之時，正逢革命連遭失敗，他也隨父母四處逃亡，特別是未離母親一步，直到高君曼去世。在這個過程中，給他最大溫暖的是偉大的母愛。因此他與母親的感情無比深切。直到1990年代，他還對自己的女兒陳禎祥說：「你的奶奶不但長得秀氣、文靜、漂亮，性情也極溫和、善良，真是一位慈愛的母親。她還很有文學修養，不僅懂得古體詩，還會做格律詩，講故事。她講起故事來，娓娓動聽，總是讓人聽得入神、入迷。」[19]他與父親陳獨秀雖因母親的關係頗有怨恨，但畢竟還有骨肉之情，並有過北京大學時期的美好時光，因此母親去世第二年陳獨秀被捕入獄後，他立即去南京探望，並提出要幫助陳獨秀越獄逃跑的天真想法，被陳斥為「胡鬧」。他並不因此生氣，還是經常去看望父親，並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當時他在南京《民聲報》工作。陳獨秀獄中寫的《辯訴狀》十分精彩，他曾拿去《民聲報》秘密印刷後在社會上散發，產生很大影響。
後來，陳鶴年為了繼續深造，輾轉到北平入致誠中學讀高中三年級，半工半讀。不久與同校女生許桂馨結婚。1935年在日本侵吞華北時，夫婦倆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陳獨秀的基因又發揮作用，他成為「北平三大領袖之一」。之後，他即加入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青年先鋒隊」（簡稱「民先隊」。1936年，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青團解散，民先隊即代替共青團）。北平淪陷後，他成為中共北京西山遊擊隊的交通員，在城內做秘密工作。後來暴露，想去延安未成，一家人輾轉逃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在戰亂中，失去了組織關係，飽經苦難。抗戰勝利後，又因是陳獨秀的兒子，被國民黨當局逼走香港。陳鶴年考進《星島日報》工作，繼而又學父親陳獨秀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少年文藝》（讀者對象主要是青年）。1949年大陸解放後，該刊站在共產黨立場上宣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生平事跡和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因港英當局查禁改名為《新少年》。他們全家原本想遷回內地，但許桂馨帶著四個孩子先行回去，滿懷激情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時，卻因「陳獨秀問題」遭到不公正待遇。許桂馨一說是陳獨秀的兒媳，連工作都難找，「幼兒園都不要我」，最後到一家職工醫院先做掛號工作，後到藥房，直到退休。大女兒陳禎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折磨；二女兒陳禎榮（陳紅）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兒陳禎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許桂馨更被誣陷為「特務」。因此，陳鶴年的暫留香港，成為常滯，直到2000年12月19日逝世。所幸他們都活到了改革開放以後，看到了陳獨秀一切莫須有的罪名得到洗刷。
那位自稱是陳獨秀的女兒、實為施芝英養女的陳虹，後來進入新四軍蘇南軍區文工團（現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工作，跟隨部隊（新四軍，然後是解放軍）轉戰南北，後經人介紹與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張燕認識，1949年結婚，解放後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化妝組工作。張燕則在上影樂團工作，1960年病逝。陳虹「為社會主義事業勤奮工作」，並撫養三個孩子長大成人，但沒有想到，因為說過自己是「陳獨秀女兒」的話，使她和兒女以後的生活遭受許多苦難。
她的兒子在致廖承誌的信中控訴道：在「陳獨秀問題」壓迫下，「母親隻有抱著立功贖罪的態度，在從事社會主義事業中勤奮努力地工作。但幾十年中冷嘲熱諷，我們同母親一起，忍受著世上的辱罵、鄙視。「文革」期間又因『陳獨秀女兒』受株連迫害，隔離，批鬥，勞改，寫交代，受盡欺辱。他們逼迫母親寫『與陳獨秀的罪惡勾當』。母親終於被折磨成重病纏身。他們照樣不被放過批鬥、寫交代。一直到她肝硬化腹水無法下床，還讓我代替她寫交待。但批鬥會仍不放過。母親必須手托著膨脹的肚子去參加批鬥會。1969年7月21日淩晨，終於死在上海廣慈醫院。病危和火化時，廠裏沒有一個人來看望」。我們三個母親的子女，也因此被分配在新疆石河子農場「工作」，受盡折磨，並且至今不得返回上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