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78頁。
[2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二），第56～57頁。
[2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334頁。
[2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350～353頁。
[30] 《嚮導》第117期，1925年。
[31] 《嚮導》第118期，1925年。
[32] 《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麵》，《嚮導》第120期，1925年7月2日。
[33] 《中共中央檔選集》（1），第358頁。
[34] 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13/3136號，陳獨秀英文手稿，《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50～151頁。
[35] 《中共中央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大屠殺告全國民眾》（1925年6月5日）；《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下聯合起來嗬》（1925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353、375頁。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與愛情（1922～1927）
父子無情亦有情
1921年、1922年，陳獨秀兩次被捕，此事引起了黨中央的注意：需要加強保密和保衛工作。於是，黨的工作機構進一步隱蔽化，特別是對陳獨秀，決定讓他單獨隱蔽起來，其住址不告訴任何人，包括黨中央和其家裏人。平時陳獨秀自己到黨中央機關來辦公，閱看和簽發文件，他走後誰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裏。這樣，他就與高君曼和兩個孩子——陳鶴年、陳子美隔離分居了。
如前所述，陳獨秀與高君曼為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冒天下之大不韙，姐夫與小姨子結合，曾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是，二人真心相愛，又一直生活在遠離家鄉的環境中，而且終日忙於救國救民的大業，因此二人的愛情生活曾相當甜蜜。在高君曼方麵，過去不知道她的感受，如上所述現在也有人從一份稀有刊物上發現高君曼約在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前寫的兩首組詩，其對陳獨秀的感情，也是感人肺腑的。
由於史料湮沒，關於高君曼的為人，現在鮮為人知，甚至至今沒有找到一張她遺留下來的照片。隻知道她的兒子陳鶴年在香港觀看《日出東方》電影後，對女兒陳禎祥說：「你奶奶長得比電影中的『高君曼』還要漂亮。」這應該是可信的，而且也是一位賢妻良母。1920年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移居上海後，君曼為了讓獨秀全力從事黨的工作，不僅承擔了全部家務和養育子女的勞作，還在陳的幫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1922年1月，她曾與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會梧（李達夫人）、王釗虹（瞿秋白夫人）等發起「星期演講會」，邀請陳獨秀等到各個學校、團體去演講，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和民主。例如1922年4月2日，陳獨秀在上海毓賢高等小學校所做的《宗教問題》的演講，就是這個演講會組織的。
但是，真如世界上沒有不散的筵席一樣，世界上也少有恆久的愛情。二人的裂痕最早緣於對子女的教育。
陳獨秀長子、次子，左為陳喬年，右為陳延年
1913年反袁革命失敗時，陳獨秀被通緝，逃亡上海。接著，因抄家，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也千辛萬苦逃到上海，投奔父親。這兩兄弟之間的情誼與陳獨秀少年時與其兄的情況相似。延年個子高高，濃眉大眼，皮膚較黑，平時沉默不愛說話，一天到晚看書，無書不看，一目十行，記憶力很好，尤其古文寫得好。「安慶老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後說：可惜現在科舉廢了，要不然延年是翰林之才。」[1]但參加革命後，特別在大革命中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期間，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無暇寫文章了。但由於他的博學深思與聰慧，演講和口述整理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他從廣州到上海向總書記陳獨秀匯報工作，一時沒見著，就由他講，鄭超麟記錄整理下來後，十分感嘆地欽佩他的這種才華。陳延年對於父親陳獨秀，受母親影響，對父親的薄情頗有怨氣，所以一直稱陳獨秀為「同誌」。弟弟喬年則相反，個子比延年稍低，但長得清秀，像個白麵書生。他「性情活潑，好談笑，有朝氣，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情趣，無事打打鬧鬧，一片孩子氣，天真爛漫。但後來長大後，討論問題時，則一本正經，毫不放鬆，辯論批評，絕不馬虎，是則是，非則非，正義凜然也」。[2]
陳獨秀與高君曼在對待子女的教育觀上，發生尖銳分歧。陳獨秀見兩個兒子是可造之材，從孩子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對延年和喬年實行所謂「獸性」教育，餓其體膚，勞其筋骨，就是要把他們造就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而不是舊教育製度培養的纖弱無用之人。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反覆批判舊教育製度戕害青年的罪惡，指出：對比西方強國，我國青年「甚者縱慾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過斯斯文文一白麵書生耳！年齡雖在青年時代，而身體之強度已達頭童齒豁之期，盈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麵紅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淩人者，竟若鳳毛麟角」[3]；「所以未受教育的身體還壯實一點，惟有那班書酸子，一天隻知道咿咿唔唔搖頭擺腦的讀書，走到人前，癡癡呆呆的歪著頭，弓著背，勾著腰，斜著肩膀，麵孔又黃又瘦，耳目手腳，無一件靈活中用。這種人雖有手腳耳目，卻和那跛聾盲啞殘廢無用的人，好得多少呢？」[4]陳獨秀認為這樣的青年將來不能擔負救國救民的重任，成為優秀的政治家、軍人、實業家等。
[2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二），第56～57頁。
[2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334頁。
[2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350～353頁。
[30] 《嚮導》第117期，1925年。
[31] 《嚮導》第118期，1925年。
[32] 《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麵》，《嚮導》第120期，1925年7月2日。
[33] 《中共中央檔選集》（1），第358頁。
[34] 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13/3136號，陳獨秀英文手稿，《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50～151頁。
[35] 《中共中央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大屠殺告全國民眾》（1925年6月5日）；《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下聯合起來嗬》（1925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353、375頁。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與愛情（1922～1927）
父子無情亦有情
1921年、1922年，陳獨秀兩次被捕，此事引起了黨中央的注意：需要加強保密和保衛工作。於是，黨的工作機構進一步隱蔽化，特別是對陳獨秀，決定讓他單獨隱蔽起來，其住址不告訴任何人，包括黨中央和其家裏人。平時陳獨秀自己到黨中央機關來辦公，閱看和簽發文件，他走後誰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裏。這樣，他就與高君曼和兩個孩子——陳鶴年、陳子美隔離分居了。
如前所述，陳獨秀與高君曼為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冒天下之大不韙，姐夫與小姨子結合，曾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是，二人真心相愛，又一直生活在遠離家鄉的環境中，而且終日忙於救國救民的大業，因此二人的愛情生活曾相當甜蜜。在高君曼方麵，過去不知道她的感受，如上所述現在也有人從一份稀有刊物上發現高君曼約在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前寫的兩首組詩，其對陳獨秀的感情，也是感人肺腑的。
由於史料湮沒，關於高君曼的為人，現在鮮為人知，甚至至今沒有找到一張她遺留下來的照片。隻知道她的兒子陳鶴年在香港觀看《日出東方》電影後，對女兒陳禎祥說：「你奶奶長得比電影中的『高君曼』還要漂亮。」這應該是可信的，而且也是一位賢妻良母。1920年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移居上海後，君曼為了讓獨秀全力從事黨的工作，不僅承擔了全部家務和養育子女的勞作，還在陳的幫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1922年1月，她曾與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會梧（李達夫人）、王釗虹（瞿秋白夫人）等發起「星期演講會」，邀請陳獨秀等到各個學校、團體去演講，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和民主。例如1922年4月2日，陳獨秀在上海毓賢高等小學校所做的《宗教問題》的演講，就是這個演講會組織的。
但是，真如世界上沒有不散的筵席一樣，世界上也少有恆久的愛情。二人的裂痕最早緣於對子女的教育。
陳獨秀長子、次子，左為陳喬年，右為陳延年
1913年反袁革命失敗時，陳獨秀被通緝，逃亡上海。接著，因抄家，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也千辛萬苦逃到上海，投奔父親。這兩兄弟之間的情誼與陳獨秀少年時與其兄的情況相似。延年個子高高，濃眉大眼，皮膚較黑，平時沉默不愛說話，一天到晚看書，無書不看，一目十行，記憶力很好，尤其古文寫得好。「安慶老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後說：可惜現在科舉廢了，要不然延年是翰林之才。」[1]但參加革命後，特別在大革命中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期間，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無暇寫文章了。但由於他的博學深思與聰慧，演講和口述整理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他從廣州到上海向總書記陳獨秀匯報工作，一時沒見著，就由他講，鄭超麟記錄整理下來後，十分感嘆地欽佩他的這種才華。陳延年對於父親陳獨秀，受母親影響，對父親的薄情頗有怨氣，所以一直稱陳獨秀為「同誌」。弟弟喬年則相反，個子比延年稍低，但長得清秀，像個白麵書生。他「性情活潑，好談笑，有朝氣，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情趣，無事打打鬧鬧，一片孩子氣，天真爛漫。但後來長大後，討論問題時，則一本正經，毫不放鬆，辯論批評，絕不馬虎，是則是，非則非，正義凜然也」。[2]
陳獨秀與高君曼在對待子女的教育觀上，發生尖銳分歧。陳獨秀見兩個兒子是可造之材，從孩子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對延年和喬年實行所謂「獸性」教育，餓其體膚，勞其筋骨，就是要把他們造就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而不是舊教育製度培養的纖弱無用之人。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反覆批判舊教育製度戕害青年的罪惡，指出：對比西方強國，我國青年「甚者縱慾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過斯斯文文一白麵書生耳！年齡雖在青年時代，而身體之強度已達頭童齒豁之期，盈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麵紅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淩人者，竟若鳳毛麟角」[3]；「所以未受教育的身體還壯實一點，惟有那班書酸子，一天隻知道咿咿唔唔搖頭擺腦的讀書，走到人前，癡癡呆呆的歪著頭，弓著背，勾著腰，斜著肩膀，麵孔又黃又瘦，耳目手腳，無一件靈活中用。這種人雖有手腳耳目，卻和那跛聾盲啞殘廢無用的人，好得多少呢？」[4]陳獨秀認為這樣的青年將來不能擔負救國救民的重任，成為優秀的政治家、軍人、實業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