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遭受多個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一開始就認識到並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多麽難能可貴。同時，陳獨秀也提醒人們，利用矛盾並不是對某些帝國主義產生幻想，「我們最終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
五、應該認識並利用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及軍閥與軍閥之間的矛盾。陳獨秀對各派軍閥在運動中的表現，也做了具體分析，發現「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的軍閥，也就是第一反動的軍閥……他的對外政策是公然壓迫在他的勢力下（從奉天到上海）的國民運動，結歡英、日以取得援助」；「直係尚有舉足輕重之力……隻因他們在政治上失了優勢，壓迫國民運動還不敢象奉軍那樣橫行無忌。段派雖無實力，然占在中央政府地位，其舉動在政治上亦頗有意義……此時因與奉張利害衝突，其實力又不足製奉遂不得不別開生麵，向國民運動及國民軍表示敷衍態度」。因此，他指出：「打倒奉天軍閥乃是去掉國內反帝國主義爭鬥之最大障礙。」所以，陳獨秀在運動中，派李立三對皖係北京政府做了一些工作；而在最後收束運動時，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個條件之一是：「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外交委員會，來解決全國性質的對外根本問題」。這種策略，與總戰略上「打倒軍閥」的口號，是互相補充的。
六、對於中間派應在鬥爭上引導教育，不應打擊。革命任何時候都有主張溫和的中間派。中國革命中經常出現把中間派與反動派一起打擊的政策。後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甚至把中間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陳獨秀卻指出：「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其它階級的群眾，如果還存在著用和平方法可以達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思想，我們也不反對他們去嚐試一下，嚐試失敗了，他們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
今天，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已經80多年，現在回過頭去觀察，陳獨秀早在1925年總結的這些經驗教訓，是多麽可貴，多麽深刻並有預見性。
* * *
[1]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第270頁。
[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年，第11頁。
[3] 陳實庵：《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演講集》第1集，民智書店，1927，第42頁。
[4] 參見《鮑羅廷的劄記和通報——與譚平山的談話》，1924年1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443～444頁。
[5] 參見《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劄記》，1923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373頁；《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412頁。
[6]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97頁；《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614頁。《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4輯為1998年出版。
[7]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37頁。
[8] 《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605頁。
[9] 《維經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493頁。拉斯科爾尼科夫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
[10] 《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書麵報告》，給季諾維也夫、史達林、布哈林等，1924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496頁。
[11] 參見《鮑羅廷的劄記和通報》，1924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455頁；《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231頁。
[12] 《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186～188頁。
[13] 《謝持、張繼與鮑羅廷問答紀要》，1924年6月25日，《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11～15頁。
[14] 《共產國際檔案叢書》第1輯，第507頁。
[1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223、224頁。
[16] b.n.格魯寧：《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1920～1927）》，《共產國際與東方》，莫斯科，1967。
[17] 《中共中央致鮑羅廷、瞿秋白電》，1924年8月27日，轉引自楊奎鬆《陳獨秀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8]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第72～75頁。
[19] 《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28～529頁。
[20]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32～534頁。
[21]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35～536頁。
[22]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37～540頁。
[23] 獨秀：《肅清內部》，《北京政變與中國人民》（1924年10月29日），《嚮導》第89期。
[24]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65頁。
[25]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66頁。
五、應該認識並利用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及軍閥與軍閥之間的矛盾。陳獨秀對各派軍閥在運動中的表現，也做了具體分析，發現「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的軍閥，也就是第一反動的軍閥……他的對外政策是公然壓迫在他的勢力下（從奉天到上海）的國民運動，結歡英、日以取得援助」；「直係尚有舉足輕重之力……隻因他們在政治上失了優勢，壓迫國民運動還不敢象奉軍那樣橫行無忌。段派雖無實力，然占在中央政府地位，其舉動在政治上亦頗有意義……此時因與奉張利害衝突，其實力又不足製奉遂不得不別開生麵，向國民運動及國民軍表示敷衍態度」。因此，他指出：「打倒奉天軍閥乃是去掉國內反帝國主義爭鬥之最大障礙。」所以，陳獨秀在運動中，派李立三對皖係北京政府做了一些工作；而在最後收束運動時，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個條件之一是：「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外交委員會，來解決全國性質的對外根本問題」。這種策略，與總戰略上「打倒軍閥」的口號，是互相補充的。
六、對於中間派應在鬥爭上引導教育，不應打擊。革命任何時候都有主張溫和的中間派。中國革命中經常出現把中間派與反動派一起打擊的政策。後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甚至把中間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陳獨秀卻指出：「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其它階級的群眾，如果還存在著用和平方法可以達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思想，我們也不反對他們去嚐試一下，嚐試失敗了，他們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
今天，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已經80多年，現在回過頭去觀察，陳獨秀早在1925年總結的這些經驗教訓，是多麽可貴，多麽深刻並有預見性。
* * *
[1]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第270頁。
[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年，第11頁。
[3] 陳實庵：《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演講集》第1集，民智書店，1927，第42頁。
[4] 參見《鮑羅廷的劄記和通報——與譚平山的談話》，1924年1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443～444頁。
[5] 參見《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劄記》，1923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373頁；《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412頁。
[6]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97頁；《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614頁。《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4輯為1998年出版。
[7] 《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137頁。
[8] 《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605頁。
[9] 《維經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493頁。拉斯科爾尼科夫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
[10] 《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書麵報告》，給季諾維也夫、史達林、布哈林等，1924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第496頁。
[11] 參見《鮑羅廷的劄記和通報》，1924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455頁；《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231頁。
[12] 《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186～188頁。
[13] 《謝持、張繼與鮑羅廷問答紀要》，1924年6月25日，《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11～15頁。
[14] 《共產國際檔案叢書》第1輯，第507頁。
[1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223、224頁。
[16] b.n.格魯寧：《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1920～1927）》，《共產國際與東方》，莫斯科，1967。
[17] 《中共中央致鮑羅廷、瞿秋白電》，1924年8月27日，轉引自楊奎鬆《陳獨秀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8]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第72～75頁。
[19] 《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28～529頁。
[20]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32～534頁。
[21]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35～536頁。
[22]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37～540頁。
[23] 獨秀：《肅清內部》，《北京政變與中國人民》（1924年10月29日），《嚮導》第89期。
[24]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65頁。
[25]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5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