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決心按這樣的思想來塑造自己的兩個兒子，以培養他們堅強的意誌、強壯的身體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所以隻給他們很少的生活費，讓他們勤工儉學，並且不讓他們倆在家裏住。學業上則出於他對法蘭西文明的偏愛，安排他倆與當時同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辛亥革命誌士潘贊化同在法租界學法文。延年兄弟倆「寄宿在《新青年》發行所亞東圖書館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謀生自給，食則誇餅，飲則自來水，冬仍衣袷，夏不張蓋，與工人同作工，故顏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獨秀之忍」。[5]
君曼更是竭力反對這樣做。她本有母性之愛，善良之心。見此情景，實在不忍。她本來就自覺對不起姐姐，再這樣對待姐姐的兩個兒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兩個孩子這般受苦，她與獨秀多次爭吵，說不攏，就「流涕不已」乞求潘贊化：「姐姐不在，小子無辜，我是姨媽，又是繼母，他們也很訓實。我以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於我所生。他兄弟失母無依，視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不知者誰能諒我？」希望至少讓他們在家裏食宿。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可也。」
按理說，陳獨秀如此嚴格要求兒子，並不為錯，況且他自己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這種情況看似「父子情薄」，實則骨肉情深，望子成龍，有點當年「白鬍子爺爺」教育童年幹生（獨秀）時的遺傳。自然，二人的境界是不一樣的。爺爺是想要孫子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獨秀是要兒子成為於國家與革命有用的人才。但從君曼的立場和感情出發，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真是難煞她了。盡管如此，君曼對獨秀和延年、喬年還是做了不少工作，盡量緩和父子的緊張關係。
不久，延年、喬年勤工儉學進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學讀書。接著，陳獨秀北上，出任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後，君曼也攜鶴年、子美來到京城，過起相當優裕的生活。陳的月工資是300元，但是，對上海的兩個兒子還是那樣「刻薄」，隻讓亞東圖書館老闆從他的稿費裏，按月支付給兩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費。
兩兄弟從小見父親不顧家庭，對於妻子即他們的生母如此薄情寡義，現在又如此嚴酷對待自己的親生骨肉，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父親的良苦用心。因此，二人在參加共產黨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國家等主張的無政府主義，並不是偶然的。以後，父子同在共產黨內，他們也一直直呼其「獨秀同誌」，毫無親情可言。
然而，兄弟倆畢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都成了中共優秀黨員和傑出的革命領導人，為中共的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二人在1927年、1928年先後被背叛革命的國民黨殺害時，都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不愧為將門虎子，拋開黨派偏見，應該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
1936年，陳獨秀在獄中聽到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消息時，「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的高興」。當時在場的濮清泉回憶說：「他托人打了一點酒，買了點菜……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了！把酒灑在地上。接著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流淚。」[6]
這時，他藏在心底的對兒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樣傾瀉出來。
總書記的窮困生活與情變
獨秀與君曼在對待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分歧，沒有使他們分離，但陳獨秀轉入地下與君曼分居以後，情況就開始惡化。有人說世界上最難說清楚的是一個「情」字。許多在事業上成功的人，甚至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叱吒風雲的偉大人物，包括孫中山、毛澤東、魯迅、郭沫若等，一碰到這個字，也會陷於尷尬。
分居後，陳獨秀通過汪孟鄒從《獨秀文存》的版稅中，給君曼母子三人生活費。兩人需要見麵時，也通過汪約見在亞東圖書館。不幸的是君曼長期患有當時最可怕的肺結核，時稱「癆病」。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被催促回國，就是因為她此病復發，大口咯血不止。後來隨陳獨秀到北京大學，兩年多的時間，經濟條件較好，病情得到較好的控製。子女又健康活潑，一家四口共享了一段美好的時光，盡享天倫之樂。君曼之女陳子美晚年回憶說：她小時候甚受父親疼愛。陳獨秀在書房寫作時，不準任何人打擾，唯有她例外。她還記得父親的書桌最底一層成了她的專用抽屜，裏麵經常放有她喜歡吃的芝麻糖、花生糖等。「父親寫個不停，把我給忘了；我也吃個不停，把父親給忘了。」[7]
可是，好景不長。陳獨秀辭去北大教職、到上海發起成立共產黨後，生活條件立即惡化。而君曼的病又是「富貴病」，當時還沒有發明有效的治療藥，隻有進口藥，相當昂貴，而且平時又要吃高營養食物，再加上上海的物價猛漲，君曼的生活日益陷於困境。而陳獨秀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以後，就成為職業革命家，無論從精力上還是從工作及生活上，都無法再從事別的職業。當時的黨組織不僅不可能給黨的幹部開工資，甚至還要靠黨員交納的黨費進行一些活動，這部分的收入也微乎其微。黨的活動經費主要靠共產國際（實為聯共）供給。雖然這些錢多是由陳獨秀經手，但是，陳獨秀是一個清廉之人，不會挪用這種錢，也不能挪用，因為這些錢來之不易，而且不夠黨的實際支出，黨的經費十分緊張，又有嚴格的預算決算製度。所有這些在馬林的文件中，都有很詳細的記載。
君曼更是竭力反對這樣做。她本有母性之愛，善良之心。見此情景，實在不忍。她本來就自覺對不起姐姐，再這樣對待姐姐的兩個兒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兩個孩子這般受苦，她與獨秀多次爭吵，說不攏，就「流涕不已」乞求潘贊化：「姐姐不在，小子無辜，我是姨媽，又是繼母，他們也很訓實。我以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於我所生。他兄弟失母無依，視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不知者誰能諒我？」希望至少讓他們在家裏食宿。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可也。」
按理說，陳獨秀如此嚴格要求兒子，並不為錯，況且他自己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這種情況看似「父子情薄」，實則骨肉情深，望子成龍，有點當年「白鬍子爺爺」教育童年幹生（獨秀）時的遺傳。自然，二人的境界是不一樣的。爺爺是想要孫子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獨秀是要兒子成為於國家與革命有用的人才。但從君曼的立場和感情出發，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真是難煞她了。盡管如此，君曼對獨秀和延年、喬年還是做了不少工作，盡量緩和父子的緊張關係。
不久，延年、喬年勤工儉學進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學讀書。接著，陳獨秀北上，出任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後，君曼也攜鶴年、子美來到京城，過起相當優裕的生活。陳的月工資是300元，但是，對上海的兩個兒子還是那樣「刻薄」，隻讓亞東圖書館老闆從他的稿費裏，按月支付給兩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費。
兩兄弟從小見父親不顧家庭，對於妻子即他們的生母如此薄情寡義，現在又如此嚴酷對待自己的親生骨肉，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父親的良苦用心。因此，二人在參加共產黨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國家等主張的無政府主義，並不是偶然的。以後，父子同在共產黨內，他們也一直直呼其「獨秀同誌」，毫無親情可言。
然而，兄弟倆畢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都成了中共優秀黨員和傑出的革命領導人，為中共的革命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二人在1927年、1928年先後被背叛革命的國民黨殺害時，都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不愧為將門虎子，拋開黨派偏見，應該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
1936年，陳獨秀在獄中聽到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消息時，「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的高興」。當時在場的濮清泉回憶說：「他托人打了一點酒，買了點菜……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了！把酒灑在地上。接著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流淚。」[6]
這時，他藏在心底的對兒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樣傾瀉出來。
總書記的窮困生活與情變
獨秀與君曼在對待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分歧，沒有使他們分離，但陳獨秀轉入地下與君曼分居以後，情況就開始惡化。有人說世界上最難說清楚的是一個「情」字。許多在事業上成功的人，甚至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叱吒風雲的偉大人物，包括孫中山、毛澤東、魯迅、郭沫若等，一碰到這個字，也會陷於尷尬。
分居後，陳獨秀通過汪孟鄒從《獨秀文存》的版稅中，給君曼母子三人生活費。兩人需要見麵時，也通過汪約見在亞東圖書館。不幸的是君曼長期患有當時最可怕的肺結核，時稱「癆病」。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被催促回國，就是因為她此病復發，大口咯血不止。後來隨陳獨秀到北京大學，兩年多的時間，經濟條件較好，病情得到較好的控製。子女又健康活潑，一家四口共享了一段美好的時光，盡享天倫之樂。君曼之女陳子美晚年回憶說：她小時候甚受父親疼愛。陳獨秀在書房寫作時，不準任何人打擾，唯有她例外。她還記得父親的書桌最底一層成了她的專用抽屜，裏麵經常放有她喜歡吃的芝麻糖、花生糖等。「父親寫個不停，把我給忘了；我也吃個不停，把父親給忘了。」[7]
可是，好景不長。陳獨秀辭去北大教職、到上海發起成立共產黨後，生活條件立即惡化。而君曼的病又是「富貴病」，當時還沒有發明有效的治療藥，隻有進口藥，相當昂貴，而且平時又要吃高營養食物，再加上上海的物價猛漲，君曼的生活日益陷於困境。而陳獨秀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以後，就成為職業革命家，無論從精力上還是從工作及生活上，都無法再從事別的職業。當時的黨組織不僅不可能給黨的幹部開工資，甚至還要靠黨員交納的黨費進行一些活動，這部分的收入也微乎其微。黨的活動經費主要靠共產國際（實為聯共）供給。雖然這些錢多是由陳獨秀經手，但是，陳獨秀是一個清廉之人，不會挪用這種錢，也不能挪用，因為這些錢來之不易，而且不夠黨的實際支出，黨的經費十分緊張，又有嚴格的預算決算製度。所有這些在馬林的文件中，都有很詳細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