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給遠東部的信》[22]。陳獨秀以「中國共產黨書記」的名義，再次向共產國際控告鮑羅廷：
「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應當採取聯合行動的策略，而共產國際代表同中共也應當對國民黨採取共同行動。然而，鮑羅廷同誌從不同我們黨協商，好象在中國不存在共產黨。結果，對國民黨沒有採取聯合行動。」如在對於當時進行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國民黨仍堅持老政策：同張作霖和盧永祥聯合，在戰爭期間，不做任何有利於人民的宣傳」）、廣州的商團事件（港英策動的反對廣州政府的叛亂，孫中山為了準備北伐而不予鎮壓，讓胡漢民出麵「向商團作出讓步」）、孫中山北伐等一係列重要的政治問題上，鮑羅廷與中共中央不同，「堅持另一種意見」。這種「意見分歧給廣東同誌造成了混亂，他們遵循的是兩種不同的意見，無法對國民黨施加影響。我們在國民黨內的工作也麵臨很大威脅，所以我們希望共產國際給他提出警告。」
同時，在財務方麵，「我們給他去信，要求他把原定給國民黨省黨部的這筆錢轉給我們中共的省委，用來資助那些在我們控製之下並對國民運動的實際工作提供很大幫助的省黨部」。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鮑羅廷對此也予以拒絕。因為，他要利用這筆錢與國民黨做有利於蘇俄國家利益的交易，讓國民黨直接聽莫斯科的話。
以上種種充分表明，為了保衛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和保持對革命的一定程度的領導權，陳獨秀黨中央表現得像一頭雄獅。
正是由於陳獨秀如此不屈不撓的鬥爭，鮑羅廷與孫中山策劃的企圖控製共產黨的「國際聯絡委員會」胎死腹中，沒有起什麽作用。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重組內閣，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同時又讓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搶先掌握實權。段還與張作霖暗中勾結，竭力抵製孫中山進入中樞。各帝國主義也加緊進行幹涉中國內政的活動。
麵對如此複雜的局勢，一貫直來直去率真的陳獨秀，擔心孫中山重走老路，不依靠工農革命而對帝國主義存在幻想，捲入與軍閥爭權奪利的旋渦，結果總是以妥協與失敗而告終。所以，他又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文章，反對孫中山北上。
馮玉祥不過是英美帝國主義的另一工具，即將舉行的天津會議也不過是一個由列強共同操縱的各派軍閥首領之和平會議。孫中山的首要任務，是積極地採用肅清內部的政策，鞏固自己的根據地，而不是參加所謂和平會議。[23]
蔡和森支持陳獨秀的看法，認為和平會議是軍閥會議，也是帝國主義宰製中國的會議，他告誡孫中山：不可輕信軍閥，小心上當受騙。
陳、蔡二人的立場，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大多數共產黨人的立場。
但是，講究策略、有豐富政治鬥爭經驗的鮑羅廷大不以為然。他一麵向莫斯科報告了中共中央的觀點：
中共中央反對孫逸仙北上，贊成發表關於北京事件的宣言，但不採取積極參與事件的態度。中共中央……認為在北京除了美國決定把吳佩孚撤掉，代之以馮玉祥外，實質上沒有發生什麽特別的事情。人民不會由此而變得輕鬆些，國家的解放事業也不會有絲毫前進。[24]
一麵與駐華大使加拉罕提出了另一種主張：
10月23日的政變及其後發生的事件給國民黨提供了一個登上國民革命鬥爭大舞台並成為大政黨的極好機會。如果不利用這一機會，不僅從策略上看是錯誤的，而且在一個長時期內會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削弱國民黨。[25]
鮑在報告中解釋他的所謂「利用機會」是，一要發表宣言，「重申國民黨在各個問題上的立場，提出符合時局要求的口號」；二是孫中山應該北上，「在各地公開捍衛自己的立場和口號」。他並認為孫北上雖然有被帝國主義和軍閥包圍的危險，「但是我們可以冒這個險，因為我們堅信這個包圍不會比在廣州工作的那種形勢更危險」。
鮑的主張顯然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於是，他既說服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局，促成了孫中山的北上；也說服陳獨秀中共中央支持孫北上。這說明陳在「聯絡委員會」上對鮑的情緒，這時已經緩解。正如維經斯基調解後給中共中央和鮑羅廷的信中所說：「像以前一樣，你們必須同鮑羅廷同誌協調自己的工作。我認為，過去的許多誤解都已過去」；「現在，在中央的方針與鮑羅廷之間我已找不到原則性分歧。造成你們與鮑羅廷之間產生誤解的兩個主要的組織上和策略上的原因，現在已經消除」。[26]
不過，中共中央發表支持孫中山北上宣言時，已經相當被動，因為孫已經北上，不支持已經沒有意義，而且中共廣東區委在鮑的指導下，一直支持孫北上，認為此舉可以使革命運動向北方發展。為了減輕這種被動，11月6日由陳獨秀和毛澤東簽署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中強調：「現在我們對於孫中山參加北方和會並不根本反對，然我們當警告孫中山在和會上本著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及北伐宣言說話，揭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在和會中勾結宰製中國的陰謀。」並指出共產黨在北伐中的任務是：「準備廣州國民革命勢力的往北發展，亦就是加緊的在農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過程中，以建立工農革命聯合的基礎，而達到國民革命全國範圍內的勝利。」[27]
「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應當採取聯合行動的策略，而共產國際代表同中共也應當對國民黨採取共同行動。然而，鮑羅廷同誌從不同我們黨協商，好象在中國不存在共產黨。結果，對國民黨沒有採取聯合行動。」如在對於當時進行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國民黨仍堅持老政策：同張作霖和盧永祥聯合，在戰爭期間，不做任何有利於人民的宣傳」）、廣州的商團事件（港英策動的反對廣州政府的叛亂，孫中山為了準備北伐而不予鎮壓，讓胡漢民出麵「向商團作出讓步」）、孫中山北伐等一係列重要的政治問題上，鮑羅廷與中共中央不同，「堅持另一種意見」。這種「意見分歧給廣東同誌造成了混亂，他們遵循的是兩種不同的意見，無法對國民黨施加影響。我們在國民黨內的工作也麵臨很大威脅，所以我們希望共產國際給他提出警告。」
同時，在財務方麵，「我們給他去信，要求他把原定給國民黨省黨部的這筆錢轉給我們中共的省委，用來資助那些在我們控製之下並對國民運動的實際工作提供很大幫助的省黨部」。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鮑羅廷對此也予以拒絕。因為，他要利用這筆錢與國民黨做有利於蘇俄國家利益的交易，讓國民黨直接聽莫斯科的話。
以上種種充分表明，為了保衛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和保持對革命的一定程度的領導權，陳獨秀黨中央表現得像一頭雄獅。
正是由於陳獨秀如此不屈不撓的鬥爭，鮑羅廷與孫中山策劃的企圖控製共產黨的「國際聯絡委員會」胎死腹中，沒有起什麽作用。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重組內閣，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同時又讓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搶先掌握實權。段還與張作霖暗中勾結，竭力抵製孫中山進入中樞。各帝國主義也加緊進行幹涉中國內政的活動。
麵對如此複雜的局勢，一貫直來直去率真的陳獨秀，擔心孫中山重走老路，不依靠工農革命而對帝國主義存在幻想，捲入與軍閥爭權奪利的旋渦，結果總是以妥協與失敗而告終。所以，他又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文章，反對孫中山北上。
馮玉祥不過是英美帝國主義的另一工具，即將舉行的天津會議也不過是一個由列強共同操縱的各派軍閥首領之和平會議。孫中山的首要任務，是積極地採用肅清內部的政策，鞏固自己的根據地，而不是參加所謂和平會議。[23]
蔡和森支持陳獨秀的看法，認為和平會議是軍閥會議，也是帝國主義宰製中國的會議，他告誡孫中山：不可輕信軍閥，小心上當受騙。
陳、蔡二人的立場，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大多數共產黨人的立場。
但是，講究策略、有豐富政治鬥爭經驗的鮑羅廷大不以為然。他一麵向莫斯科報告了中共中央的觀點：
中共中央反對孫逸仙北上，贊成發表關於北京事件的宣言，但不採取積極參與事件的態度。中共中央……認為在北京除了美國決定把吳佩孚撤掉，代之以馮玉祥外，實質上沒有發生什麽特別的事情。人民不會由此而變得輕鬆些，國家的解放事業也不會有絲毫前進。[24]
一麵與駐華大使加拉罕提出了另一種主張：
10月23日的政變及其後發生的事件給國民黨提供了一個登上國民革命鬥爭大舞台並成為大政黨的極好機會。如果不利用這一機會，不僅從策略上看是錯誤的，而且在一個長時期內會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削弱國民黨。[25]
鮑在報告中解釋他的所謂「利用機會」是，一要發表宣言，「重申國民黨在各個問題上的立場，提出符合時局要求的口號」；二是孫中山應該北上，「在各地公開捍衛自己的立場和口號」。他並認為孫北上雖然有被帝國主義和軍閥包圍的危險，「但是我們可以冒這個險，因為我們堅信這個包圍不會比在廣州工作的那種形勢更危險」。
鮑的主張顯然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於是，他既說服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局，促成了孫中山的北上；也說服陳獨秀中共中央支持孫北上。這說明陳在「聯絡委員會」上對鮑的情緒，這時已經緩解。正如維經斯基調解後給中共中央和鮑羅廷的信中所說：「像以前一樣，你們必須同鮑羅廷同誌協調自己的工作。我認為，過去的許多誤解都已過去」；「現在，在中央的方針與鮑羅廷之間我已找不到原則性分歧。造成你們與鮑羅廷之間產生誤解的兩個主要的組織上和策略上的原因，現在已經消除」。[26]
不過，中共中央發表支持孫中山北上宣言時，已經相當被動，因為孫已經北上，不支持已經沒有意義，而且中共廣東區委在鮑的指導下，一直支持孫北上，認為此舉可以使革命運動向北方發展。為了減輕這種被動，11月6日由陳獨秀和毛澤東簽署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中強調：「現在我們對於孫中山參加北方和會並不根本反對，然我們當警告孫中山在和會上本著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及北伐宣言說話，揭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在和會中勾結宰製中國的陰謀。」並指出共產黨在北伐中的任務是：「準備廣州國民革命勢力的往北發展，亦就是加緊的在農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過程中，以建立工農革命聯合的基礎，而達到國民革命全國範圍內的勝利。」[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