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對於蘇俄來說，國共合作這步棋剛走出，還沒有收到成效，決不允許改變。所以，鮑羅廷的態度是符合莫斯科需要的。但是，一心站在中共和中國革命立場上考慮問題的陳獨秀，根本不了解莫斯科的心思。所以，當廣州的消息傳到上海後，中共中央內部一片憤怒。蔡和森等人強烈要求致電莫斯科，控告鮑羅廷和他推行的損害共產黨的妥協路線。陳獨秀則十分沮喪，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稱：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已經閉幕。這次會議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孫中山等人的態度在口頭上保持中立。他們不能同我們的同誌爭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動派，但實際上，他們利用反動派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的反共宣傳來壓製我們，目的在於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或至少使中國共產黨對它開放。我們必須反對這種行為。可是鮑羅廷同誌不是站出來反對，而是建議他們成立所謂國際聯絡委員會，隸屬於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並且擁有解決（國共）兩黨問題的全權。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絕對不同意這個建議，並指出，鮑羅廷同誌上了孫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給鮑羅廷發去電報，說明孫中山等人的這個陰謀，以及這個建議和我們黨絕對不承認任何這類決定將帶來的不良後果。但遺憾的是，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作出了這種決定。[19]
然後，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提出兩點強調意見：一是提醒鮑羅廷「同孫中山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他還會上圈套」；二是要鮑羅廷「始終要同我們黨進行協商」。
這是中共再次向共產國際要自尊。
維經斯基和共產國際如何答覆，現在無證可查。但陳獨秀決不罷休，力圖挽回影響。經過一係列緊急磋商後，陳獨秀派中央委員高尚德趕往廣州，傳達中共中央拒絕國民黨全會決議，貫徹進攻路線，決心抵製鮑羅廷的妥協政策，並通過決定：鮑羅廷無權領導廣東地區黨組織的工作。
鮑羅廷的錯誤隻能由共產國際去處理，中共中央卻可以處理瞿秋白。9月23日，瞿一回到上海，陳獨秀等就對其進行嚴厲批評，並禁止他再去廣州。接著，10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全體會議，專門通過《就瞿秋白同誌關於廣東政治路線的報告作出的決議》[20]，決議實際上不僅對瞿秋白，而且也對鮑羅廷再次嚴厲批評了他們的錯誤。
決議指出，鮑羅廷和瞿秋白沒有看清孫中山為代表的中派「隻是想利用右派來威脅我們，使我們屈從於它」的實際情況；「也未反擊右派，抵製他們試圖把共產黨置於他們控製之下的做法，而相反，錯誤地認為，我們應當幫助中派哄騙右派……走上了向中派讓步的道路……因此落入了中派設置的圈套，結果我們遭到兩大失敗」：
（1）我們對反動派鎮壓措施的決議案，在會議開始時沒有提出，「結果我們落到被告席上而未占有主動的地位。因此，中派得以不聲不響地迴避對右派鎮壓措施問題，很順利地對我們發起攻勢，並向會議提出預先準備好的幹涉中共事務的決議案」。
（2）在國民黨內成立幹涉共產黨事務的機構，現在採取了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形式，並且已經同共產國際代表達成了協議。鮑羅廷同誌和瞿秋白同誌在國民黨政治局會議上默認了關於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的決議案。「中共中央認為，這等於共產國際和中共承認國民黨有權成立調查共產黨活動的機構，這一條將被國民黨用來作為幹涉共產黨活動的依據。」
最為可貴的是，決議以批評瞿秋白為引子，以無畏的膽識，主要點名批評了以太上皇自居的鮑羅廷在廣州犯下的一係列錯誤，特別是改變了原來陳獨秀和馬林對孫中山的批評——隻「依靠軍閥倒軍閥」的單純軍事路線：
「鮑羅廷同誌犯了許多錯誤，他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中派的作用並同他達成了妥協，還有在實行自上而下對國民黨的改造政策時犯的錯誤。特別大的錯誤是他支持國民黨的軍事行動。」因為一是「目前不僅國民黨中的許多右派分子是反動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雖然具有模糊的革命願望，但在他們的頭腦中國民黨的老政策根深蒂固，很難使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國民黨軍隊中是清一色來自反動右派的指揮員，沒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夠數量的革命分子在軍隊中做宣傳工作和對它施加影響」。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的軍事行動，那麽客觀地說，這就會加強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削弱對國民革命的宣傳」。
決議最後強烈批評了鮑羅廷不尊重中國黨、獨斷專行的作風：「中共執委會非常不滿的是，鮑羅廷同誌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同黨的執行委員會聯繫很少，也不同它討論決議和對國民黨的態度的改變，而是單獨行事……破壞統一，破壞工作製度，這對國民革命運動來說是非常有害的。」
還必須指出的是，與此同時，即192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陳獨秀還分別發出了兩封極其重要的信。
其一，《中共中央給鮑羅廷的信》[21]堅決貫徹黨中央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路線，要求鮑說服孫中山派汪精衛到上海，召葉楚傖去廣州；盡快通過《民國日報》的新編輯人員邵力子、戴季陶、蔡和森、沈定一、劉仁靜。因為由於中共推行強硬路線，國民黨中央委員兼《民國日報》總編輯葉楚傖遞交了辭呈，可是又不離開上海，因此也影響到戴季陶、於右任不工作，而共產黨員瞿秋白、沈定一、毛澤東都是候補委員，「不能任負責人」，所以國民黨上海局的工作陷於癱瘓。此信提議：「務必盡快派汪精衛來上海。如果汪來此地，也許戴和於會同意予以協助，或者讓某一候補委員（瞿、沈、毛）轉為中央正式委員，隻有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局才能繼續工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我們手中。」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已經閉幕。這次會議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孫中山等人的態度在口頭上保持中立。他們不能同我們的同誌爭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動派，但實際上，他們利用反動派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的反共宣傳來壓製我們，目的在於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或至少使中國共產黨對它開放。我們必須反對這種行為。可是鮑羅廷同誌不是站出來反對，而是建議他們成立所謂國際聯絡委員會，隸屬於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並且擁有解決（國共）兩黨問題的全權。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絕對不同意這個建議，並指出，鮑羅廷同誌上了孫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給鮑羅廷發去電報，說明孫中山等人的這個陰謀，以及這個建議和我們黨絕對不承認任何這類決定將帶來的不良後果。但遺憾的是，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作出了這種決定。[19]
然後，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提出兩點強調意見：一是提醒鮑羅廷「同孫中山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他還會上圈套」；二是要鮑羅廷「始終要同我們黨進行協商」。
這是中共再次向共產國際要自尊。
維經斯基和共產國際如何答覆，現在無證可查。但陳獨秀決不罷休，力圖挽回影響。經過一係列緊急磋商後，陳獨秀派中央委員高尚德趕往廣州，傳達中共中央拒絕國民黨全會決議，貫徹進攻路線，決心抵製鮑羅廷的妥協政策，並通過決定：鮑羅廷無權領導廣東地區黨組織的工作。
鮑羅廷的錯誤隻能由共產國際去處理，中共中央卻可以處理瞿秋白。9月23日，瞿一回到上海，陳獨秀等就對其進行嚴厲批評，並禁止他再去廣州。接著，10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全體會議，專門通過《就瞿秋白同誌關於廣東政治路線的報告作出的決議》[20]，決議實際上不僅對瞿秋白，而且也對鮑羅廷再次嚴厲批評了他們的錯誤。
決議指出，鮑羅廷和瞿秋白沒有看清孫中山為代表的中派「隻是想利用右派來威脅我們，使我們屈從於它」的實際情況；「也未反擊右派，抵製他們試圖把共產黨置於他們控製之下的做法，而相反，錯誤地認為，我們應當幫助中派哄騙右派……走上了向中派讓步的道路……因此落入了中派設置的圈套，結果我們遭到兩大失敗」：
（1）我們對反動派鎮壓措施的決議案，在會議開始時沒有提出，「結果我們落到被告席上而未占有主動的地位。因此，中派得以不聲不響地迴避對右派鎮壓措施問題，很順利地對我們發起攻勢，並向會議提出預先準備好的幹涉中共事務的決議案」。
（2）在國民黨內成立幹涉共產黨事務的機構，現在採取了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形式，並且已經同共產國際代表達成了協議。鮑羅廷同誌和瞿秋白同誌在國民黨政治局會議上默認了關於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的決議案。「中共中央認為，這等於共產國際和中共承認國民黨有權成立調查共產黨活動的機構，這一條將被國民黨用來作為幹涉共產黨活動的依據。」
最為可貴的是，決議以批評瞿秋白為引子，以無畏的膽識，主要點名批評了以太上皇自居的鮑羅廷在廣州犯下的一係列錯誤，特別是改變了原來陳獨秀和馬林對孫中山的批評——隻「依靠軍閥倒軍閥」的單純軍事路線：
「鮑羅廷同誌犯了許多錯誤，他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中派的作用並同他達成了妥協，還有在實行自上而下對國民黨的改造政策時犯的錯誤。特別大的錯誤是他支持國民黨的軍事行動。」因為一是「目前不僅國民黨中的許多右派分子是反動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雖然具有模糊的革命願望，但在他們的頭腦中國民黨的老政策根深蒂固，很難使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國民黨軍隊中是清一色來自反動右派的指揮員，沒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夠數量的革命分子在軍隊中做宣傳工作和對它施加影響」。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的軍事行動，那麽客觀地說，這就會加強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削弱對國民革命的宣傳」。
決議最後強烈批評了鮑羅廷不尊重中國黨、獨斷專行的作風：「中共執委會非常不滿的是，鮑羅廷同誌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同黨的執行委員會聯繫很少，也不同它討論決議和對國民黨的態度的改變，而是單獨行事……破壞統一，破壞工作製度，這對國民革命運動來說是非常有害的。」
還必須指出的是，與此同時，即192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陳獨秀還分別發出了兩封極其重要的信。
其一，《中共中央給鮑羅廷的信》[21]堅決貫徹黨中央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路線，要求鮑說服孫中山派汪精衛到上海，召葉楚傖去廣州；盡快通過《民國日報》的新編輯人員邵力子、戴季陶、蔡和森、沈定一、劉仁靜。因為由於中共推行強硬路線，國民黨中央委員兼《民國日報》總編輯葉楚傖遞交了辭呈，可是又不離開上海，因此也影響到戴季陶、於右任不工作，而共產黨員瞿秋白、沈定一、毛澤東都是候補委員，「不能任負責人」，所以國民黨上海局的工作陷於癱瘓。此信提議：「務必盡快派汪精衛來上海。如果汪來此地，也許戴和於會同意予以協助，或者讓某一候補委員（瞿、沈、毛）轉為中央正式委員，隻有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局才能繼續工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我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