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話有些偏激，但指出國民黨內右派勢力之強大，共產黨（自然包括蘇俄和共產國際）不能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否則將是「幫助我們的敵人」，這種認識是十分尖銳而深刻的。大革命的結果，不幸被其言中。
其實陳不明白，蘇俄在中國推行的國共合作方針，不管他們支持哪一方，必然引起敏感的另一方的強烈反應，最後結果必然是一方打倒另一方。
同時，即7月21日，陳獨秀和毛澤東聯合簽發《中央通告第十五號》，指出：「國民黨大部分黨員對我們或明或暗的攻擊、排擠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們急進分子，以緩和列強與軍閥對於國民黨的壓迫。此時國民黨隻極少數領袖如孫中山、廖仲愷等尚未有和我們分離之決心，然亦決不願開罪於右派分子，已擬定於秋間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解決對我們的關係。我們為圖革命的勢力聯合計，決不願分離的言論與事實出於我方，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然為國民黨革命的使命計，對於非革命的右傾政策，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為此，《通告》要求：
一、應由我們所指導的各團體或國民黨黨部，對於國民黨中央表示不滿右派的意見。
二、我們同誌應在國民黨各級黨部開會時提出左右派政見不同之討論。
三、今後凡非表示左傾的分子，我們不應介紹他入國民黨。
四、須努力獲得或維持「指揮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各團體的實權」在我們手裏，以鞏固我們在國民黨左翼之力量，盡力排除右派勢力侵入這些團體。
五、各地急宜組織「國民對外協會」，一方麵是建築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之中堅，一方麵是形成國民黨左翼或未來新國民黨之結合。此會為社會運動一種獨立團體，不可與國民黨團體混合，尤不可受國民黨支配。[15]
從這些措施中可看出陳獨秀黨中央對於與國民黨爭奪革命領導權，持十分積極的態度。這時，雖未提出退出國民黨的問題，表示：「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但也做好了萬一破裂，另組「新國民黨」的準備。
同時，從以上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和通告看出，他把希望放在對鮑羅廷和共產國際身上，希望他們採取新政策，至少是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
但是，陳獨秀的希望落空了。鮑羅廷雖然感受到國民黨內反共傾向的強烈，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承認：「在對待共產黨人的態度問題上，國民黨內部的右派和左派，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聯合，包括孫中山在內……幾乎所有國民黨人都會參加反對共產黨人的鬥爭。」但同時又認為：「不應當由此得出結論，像某些同誌估計的那樣，似乎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所麵臨的問題是如此尖銳，以致必須作好可能分裂的準備。」[16]於是，他非但沒有製止孫中山的行動，反而建議成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控製）共產黨問題。
這時，瞿秋白正好應鮑羅廷之邀前往廣州，並未經中共中央同意，被鮑推舉參加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與鮑一起出席了8月21日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當瞿從鮑處得到消息，鮑與孫中山內定成立一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國共分歧問題時，馬上專信告知上海。陳獨秀聞訊怒不可遏，立即召開中央緊急會議，通過決定，並直接致電鮑羅廷和瞿秋白，極其強硬地規定：
一、禁止在國民黨會議上進行任何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辯論，並對此辯論不予承認；
二、中共中央拒絕承認國民黨下屬的為解決兩黨間問題而設立的國際聯絡委員會；
三、責成我們的同誌在全會上對反革命分子採取進攻態勢，從防禦轉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17]
但是，這個決定到達廣州為時已晚。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已經結束。在會上，鮑羅廷和瞿秋白雖然為共產黨黨團問題進行了辯解，會議也否定了右派提出的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提議，但仍贊同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以監督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關係的決議。決議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有關國民革命者，實有為國民黨周知的必要；中國共產黨對於其加入國民黨的黨員施以指導，使之對於國民黨應如何盡力，這與國民黨黨務、黨員紀律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本黨更不能不過問。」[18]就是要求中共將自身活動中與國民黨有關者，全部公開通報給國民黨。在當時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全部加入國民黨的情況下，接受這個決議，就意味著共產黨失去獨立性，完全接受國民黨的監督和領導。
這裏，黨內合作方針的致命弱點就暴露出來了。一方麵，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自然在路線政策上和組織上要接受國民黨的領導，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對此，無論孫中山還是國民黨右派的要求，都不過分。另一方麵，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對於這次革命，除了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目標之外，還有自己特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根據歷史經驗和規律的提示，資產階級往往在革命關鍵時刻動搖叛變，所以，共產黨又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的領導權，包括對國民黨錯誤的路線政策的糾正和領導職務上的安排。所以，實現國共合作時，國民黨必須進行「改組」。這也是無可非議的。這樣兩黨的合作勢必發生日益尖銳的矛盾和衝突。要解決這個衝突，隻有一方完全服從另一方，否則聯合必然瓦解。也就是說，黨內合作的形式是不可能長久的，應該根據形勢，及時調整，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黨外聯合就自由、靈活得多，能聯合的問題上聯合，其他方麵各保持獨立。或能聯合時聯合，不能聯合時各行其是。陳獨秀7月1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也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陳不明白，蘇俄在中國推行的國共合作方針，不管他們支持哪一方，必然引起敏感的另一方的強烈反應，最後結果必然是一方打倒另一方。
同時，即7月21日，陳獨秀和毛澤東聯合簽發《中央通告第十五號》，指出：「國民黨大部分黨員對我們或明或暗的攻擊、排擠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們急進分子，以緩和列強與軍閥對於國民黨的壓迫。此時國民黨隻極少數領袖如孫中山、廖仲愷等尚未有和我們分離之決心，然亦決不願開罪於右派分子，已擬定於秋間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解決對我們的關係。我們為圖革命的勢力聯合計，決不願分離的言論與事實出於我方，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然為國民黨革命的使命計，對於非革命的右傾政策，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為此，《通告》要求：
一、應由我們所指導的各團體或國民黨黨部，對於國民黨中央表示不滿右派的意見。
二、我們同誌應在國民黨各級黨部開會時提出左右派政見不同之討論。
三、今後凡非表示左傾的分子，我們不應介紹他入國民黨。
四、須努力獲得或維持「指揮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各團體的實權」在我們手裏，以鞏固我們在國民黨左翼之力量，盡力排除右派勢力侵入這些團體。
五、各地急宜組織「國民對外協會」，一方麵是建築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之中堅，一方麵是形成國民黨左翼或未來新國民黨之結合。此會為社會運動一種獨立團體，不可與國民黨團體混合，尤不可受國民黨支配。[15]
從這些措施中可看出陳獨秀黨中央對於與國民黨爭奪革命領導權，持十分積極的態度。這時，雖未提出退出國民黨的問題，表示：「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但也做好了萬一破裂，另組「新國民黨」的準備。
同時，從以上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和通告看出，他把希望放在對鮑羅廷和共產國際身上，希望他們採取新政策，至少是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
但是，陳獨秀的希望落空了。鮑羅廷雖然感受到國民黨內反共傾向的強烈，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承認：「在對待共產黨人的態度問題上，國民黨內部的右派和左派，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聯合，包括孫中山在內……幾乎所有國民黨人都會參加反對共產黨人的鬥爭。」但同時又認為：「不應當由此得出結論，像某些同誌估計的那樣，似乎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所麵臨的問題是如此尖銳，以致必須作好可能分裂的準備。」[16]於是，他非但沒有製止孫中山的行動，反而建議成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控製）共產黨問題。
這時，瞿秋白正好應鮑羅廷之邀前往廣州，並未經中共中央同意，被鮑推舉參加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與鮑一起出席了8月21日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當瞿從鮑處得到消息，鮑與孫中山內定成立一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國共分歧問題時，馬上專信告知上海。陳獨秀聞訊怒不可遏，立即召開中央緊急會議，通過決定，並直接致電鮑羅廷和瞿秋白，極其強硬地規定：
一、禁止在國民黨會議上進行任何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辯論，並對此辯論不予承認；
二、中共中央拒絕承認國民黨下屬的為解決兩黨間問題而設立的國際聯絡委員會；
三、責成我們的同誌在全會上對反革命分子採取進攻態勢，從防禦轉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17]
但是，這個決定到達廣州為時已晚。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已經結束。在會上，鮑羅廷和瞿秋白雖然為共產黨黨團問題進行了辯解，會議也否定了右派提出的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提議，但仍贊同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以監督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關係的決議。決議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有關國民革命者，實有為國民黨周知的必要；中國共產黨對於其加入國民黨的黨員施以指導，使之對於國民黨應如何盡力，這與國民黨黨務、黨員紀律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本黨更不能不過問。」[18]就是要求中共將自身活動中與國民黨有關者，全部公開通報給國民黨。在當時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全部加入國民黨的情況下，接受這個決議，就意味著共產黨失去獨立性，完全接受國民黨的監督和領導。
這裏，黨內合作方針的致命弱點就暴露出來了。一方麵，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自然在路線政策上和組織上要接受國民黨的領導，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對此，無論孫中山還是國民黨右派的要求，都不過分。另一方麵，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對於這次革命，除了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目標之外，還有自己特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根據歷史經驗和規律的提示，資產階級往往在革命關鍵時刻動搖叛變，所以，共產黨又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的領導權，包括對國民黨錯誤的路線政策的糾正和領導職務上的安排。所以，實現國共合作時，國民黨必須進行「改組」。這也是無可非議的。這樣兩黨的合作勢必發生日益尖銳的矛盾和衝突。要解決這個衝突，隻有一方完全服從另一方，否則聯合必然瓦解。也就是說，黨內合作的形式是不可能長久的，應該根據形勢，及時調整，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黨外聯合就自由、靈活得多，能聯合的問題上聯合，其他方麵各保持獨立。或能聯合時聯合，不能聯合時各行其是。陳獨秀7月1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也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