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變過去籠統支持國民黨的方針，強調應當把國民黨分析成左派和右派。而「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誌——我們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伍」。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減殺右翼勢力」。「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
五、堅持共產黨的基本立場，保持對國民黨的批評自由。「我們仍要求國民黨內的批評自由，我們便能在國民運動的根本問題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錯誤（最重要的，就是迴避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在我們自己的機關報上，在國民黨的機關報上，在種種集會的時候。」
為此，會議強調：黨現時的根本任務是「在大產業的工人裏擴大我們的黨」；「組織純粹階級的鬥爭的工會」；「不必幫助國民黨組織滲入產業無產階級，不然，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12]
很明顯，這次會議的精神是強調保持國共合作中共產黨的獨立性，強調共產黨自身的組織的發展，強調團結和訓練工農群眾的階級精神和階級意識，使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國民革命，才能「防止資產階級的妥協，民族解放才能徹底」。一句話，就是要爭奪革命領導權。
這就是當時陳獨秀的主要思想，並且得到維經斯基的支持，也得到共產國際執委內部一些人的支持。
於是，陳獨秀在中央擴大會議後，馬上向廣州的鮑羅廷提出公開共產黨人左派麵目、使派別鬥爭合法化的問題，共產黨也就取得批評國民黨的自由。
但是，鮑羅廷一方麵認為：「中國國民黨宗旨最適用。中國尚可應用一百年」；所以，「第三國際認定中國革命，隻能用國民黨黨綱。不能用他種主義。故使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全部加入國民黨。如有不奉命令者，則認為違反命令」。另一方麵，他又說：「凡黨皆有左右派之分」；「黨中之派，是不能免」。共產黨作為國民黨中的左派，與右派競爭，可以復活國民黨，「希望右派左派相爭，發生一中央派，作黨之中心」。而當時的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中央，由於對當時發生的一係列反帝反軍閥的重大事件，不討論，不表態，不鬥爭，「實際上不能作黨之中心」。所以，他深感迷茫，希望找到「根本上解決」的途徑。[13]
恰巧在這時（6月），因發生共產黨和青年團在國民黨內建立黨團事件，國民黨右派再次掀起更大的反共浪潮。
與鮑羅廷的初次衝突
1924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謝持、張繼發現一本小冊子，內容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其中有關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和團員組織黨團以指導黨團員工作的內容。於是，他們在6月18日以此為證據，再次向孫中山提出彈劾共產黨，聲稱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對國民黨自身的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主張國民黨絕不宜「黨中有黨」。實際上，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後，陳獨秀等人發表的任何批評國民黨的言論，都被國民黨人看作「黨員反黨」的證據，從而接連發生檢控共產黨人違紀進而聯署反對共產黨「跨黨」的案件。在這次彈劾案之前，此類案件已有20多起，涉及黨員達2000餘人。7月3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十次會議，對鄧澤如等彈劾案提出三點意見：（一）須有表示態度的宣言；（二）應開中央全會討論辦法；（三）呈請孫中山做出決定。
7月7日，由汪精衛、邵元衝起草的這個宣言發表，稱已加入本黨的共產黨人，言論、行動有分道而馳的傾向，於是反對派藉此肆意挑撥，同誌間遂由懷疑而發生隔閡。中央委員會鄭重聲明：「對於規範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如有違背者，本黨必予以嚴懲，以整肅紀律。」這是一個明顯的反共宣言，因此在國民黨內掀起了新一輪反共浪潮。
由於陳獨秀一再在共產黨的機關報上批評國民黨的路線，這次孫中山不像上次那樣去反擊右派，而是站到了右派的一邊，利用反共浪潮，壓一下陳獨秀，用紀律來製裁共產黨，決定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對共產黨的彈劾案。
孫中山一向被視為國民黨左派，在接受國共合作方針時也答應改組國民黨，包括改變舊的路線政策，因此，陳以為對其堅持適度的批評不至於引起嚴重問題，但是，現在看到孫不去反帝和壓製右派，反而來壓製共產黨，深感意外。7月13日，他寫信給維經斯基，在講述國民黨將開中央全會「討論和決定所謂的共產黨問題」後指出：
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製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
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隻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誌。孫中山和另外幾個領導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是左翼理論家），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就隻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著黨的所有機構。在他們的對內政策中表現出反工人傾向，而在對外政策中表現出反蘇傾向……您需要緊急給鮑羅廷同誌發一份電報，請他提供實際情況報告。我們期待你們將根據他的報告製訂共產國際的新政策。我們認為，對國民黨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們應該有選擇地採取行動，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製地支持國民黨，而隻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應譯成「製造」——引者）反對派。[14]
五、堅持共產黨的基本立場，保持對國民黨的批評自由。「我們仍要求國民黨內的批評自由，我們便能在國民運動的根本問題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錯誤（最重要的，就是迴避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在我們自己的機關報上，在國民黨的機關報上，在種種集會的時候。」
為此，會議強調：黨現時的根本任務是「在大產業的工人裏擴大我們的黨」；「組織純粹階級的鬥爭的工會」；「不必幫助國民黨組織滲入產業無產階級，不然，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12]
很明顯，這次會議的精神是強調保持國共合作中共產黨的獨立性，強調共產黨自身的組織的發展，強調團結和訓練工農群眾的階級精神和階級意識，使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國民革命，才能「防止資產階級的妥協，民族解放才能徹底」。一句話，就是要爭奪革命領導權。
這就是當時陳獨秀的主要思想，並且得到維經斯基的支持，也得到共產國際執委內部一些人的支持。
於是，陳獨秀在中央擴大會議後，馬上向廣州的鮑羅廷提出公開共產黨人左派麵目、使派別鬥爭合法化的問題，共產黨也就取得批評國民黨的自由。
但是，鮑羅廷一方麵認為：「中國國民黨宗旨最適用。中國尚可應用一百年」；所以，「第三國際認定中國革命，隻能用國民黨黨綱。不能用他種主義。故使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全部加入國民黨。如有不奉命令者，則認為違反命令」。另一方麵，他又說：「凡黨皆有左右派之分」；「黨中之派，是不能免」。共產黨作為國民黨中的左派，與右派競爭，可以復活國民黨，「希望右派左派相爭，發生一中央派，作黨之中心」。而當時的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中央，由於對當時發生的一係列反帝反軍閥的重大事件，不討論，不表態，不鬥爭，「實際上不能作黨之中心」。所以，他深感迷茫，希望找到「根本上解決」的途徑。[13]
恰巧在這時（6月），因發生共產黨和青年團在國民黨內建立黨團事件，國民黨右派再次掀起更大的反共浪潮。
與鮑羅廷的初次衝突
1924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謝持、張繼發現一本小冊子，內容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其中有關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和團員組織黨團以指導黨團員工作的內容。於是，他們在6月18日以此為證據，再次向孫中山提出彈劾共產黨，聲稱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對國民黨自身的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主張國民黨絕不宜「黨中有黨」。實際上，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後，陳獨秀等人發表的任何批評國民黨的言論，都被國民黨人看作「黨員反黨」的證據，從而接連發生檢控共產黨人違紀進而聯署反對共產黨「跨黨」的案件。在這次彈劾案之前，此類案件已有20多起，涉及黨員達2000餘人。7月3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十次會議，對鄧澤如等彈劾案提出三點意見：（一）須有表示態度的宣言；（二）應開中央全會討論辦法；（三）呈請孫中山做出決定。
7月7日，由汪精衛、邵元衝起草的這個宣言發表，稱已加入本黨的共產黨人，言論、行動有分道而馳的傾向，於是反對派藉此肆意挑撥，同誌間遂由懷疑而發生隔閡。中央委員會鄭重聲明：「對於規範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如有違背者，本黨必予以嚴懲，以整肅紀律。」這是一個明顯的反共宣言，因此在國民黨內掀起了新一輪反共浪潮。
由於陳獨秀一再在共產黨的機關報上批評國民黨的路線，這次孫中山不像上次那樣去反擊右派，而是站到了右派的一邊，利用反共浪潮，壓一下陳獨秀，用紀律來製裁共產黨，決定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對共產黨的彈劾案。
孫中山一向被視為國民黨左派，在接受國共合作方針時也答應改組國民黨，包括改變舊的路線政策，因此，陳以為對其堅持適度的批評不至於引起嚴重問題，但是，現在看到孫不去反帝和壓製右派，反而來壓製共產黨，深感意外。7月13日，他寫信給維經斯基，在講述國民黨將開中央全會「討論和決定所謂的共產黨問題」後指出：
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製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
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隻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誌。孫中山和另外幾個領導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是左翼理論家），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就隻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著黨的所有機構。在他們的對內政策中表現出反工人傾向，而在對外政策中表現出反蘇傾向……您需要緊急給鮑羅廷同誌發一份電報，請他提供實際情況報告。我們期待你們將根據他的報告製訂共產國際的新政策。我們認為，對國民黨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們應該有選擇地採取行動，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製地支持國民黨，而隻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應譯成「製造」——引者）反對派。[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