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形勢的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中共幫助改組國民黨，為其大量發展黨員（提供新鮮血液），很快走到中共願望的反麵。因為從1923年10月到1924年1月幾個月的時間內，共產黨自己的活動卻大大地減少了，而且黨員人數幾乎沒有增加。
對於這種狀況，擔任國民黨中央三常委之一併兼任組織部長的譚平山，感到十分不安。他對鮑羅廷說：我們的黨員無法抽出時間做群眾工作，已經失去了同工人群眾的直接聯繫。僅以廣州為例，國民黨有9個區委會、64個支部，黨員7780人，而共產黨的幹部黨員隻有30餘人，目前主持9個區委中的5個，和64個支部中的13個，就已經忙不勝忙，「我們做群眾工作的人越來越少。我們同工人群眾失去了某種直接的聯繫」。[4]
但是，一心為著蘇聯的利益來幫助國民黨的鮑羅廷卻對此十分滿意。他認為，這樣不僅能挽救國民黨，也可以使「萎靡不振」的共產黨「人心振奮」起來。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也稱讚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改組中表現得「十分出色」，「有高度的紀律性」，「沒有用任何左派共產主義言論……製造麻煩」。[5]
鮑羅廷來華前後，在莫斯科向馬林、加拉罕，在北京向俄國公使館了解情況並在上海與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會見後，竟然對中共得出了這樣一個十分藐視的結論：
共產黨人有時舉行集會，好象他們總共隻有40人（陳獨秀在1923年7月中共三大上說「現在共有黨員420人」——引者），他們研究共產國際的提綱，因為已譯成中文，好像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
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麵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6]
他甚至把加入國民黨而又不能暴露身份的共產黨說成國民黨的「私生子」。[7]於是，他就一頭紮進廣州國民黨的懷抱，為了俄國的利益，竭力扶持國民黨並與之進行一係列政治交易，共產黨隻是他與國民黨領導人進行交易中的籌碼。所以，他對共產黨在國民黨改組後如此努力為發展國民黨工作而沒有因保持獨立性及爭奪領導權鬧矛盾，表示滿意。
對此，史達林在聽了鮑羅廷匯報後，一度產生了同情中共的心緒，但又認為是「必然」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當時給加拉罕的一封信中說：
鮑羅廷最近的通報並未使我們感到滿意。第一，根據這些通報判斷，很難想像在中國存在著這個國家的解放運動中起著十分重要作用的共產黨……在鮑羅廷的通報中應該給予共產黨實際作用以相應的注意和位置……讓俄共和國家領導同誌了解中國解放運動中真實力量對比……幾天前，在同史達林同誌的一次長時間交談中就了解到，在他的印象中，共產黨人已溶化在國民黨內，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一般都受到國民黨的「虐待」。史達林同誌對共產黨人的這種寄人籬下的處境表示遺憾，認為也許在中國現在的這種處境是歷史的必然。當向他說明共產黨有自己的組織，比國民黨更團結，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享有批評權，國民黨本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同誌做的等等情況時，他感到很驚訝。[8]
可見，維經斯基對中共的態度是與鮑羅廷不一樣的。他約在1924年4月中旬來華，先到北京，在了解北京共產黨人發展國民黨組織的情況後發現，由於共產黨人的努力，當時北京的國民黨員已經有1300名，但是，兩黨黨員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卻日益尖銳。為此，他批評說：「我們的同誌完成對國民黨的工作，像是履行必要的和很重要的義務。但是他們對這種義務的理解是很片麵的……我們的同誌必須謹慎從事，但終歸要十分明確地說明，在國民黨內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在從國民革命運動的角度看確實合適的地點和時間為他們做工作。」[9]
為了糾正這個傾向，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到上海推動並參加了中共中央第一次擴大全會（1924年5月10～15日）。會前，他與陳獨秀等人「不斷地開會」。陳獨秀介紹的國民黨內右派勢力強大的情況，給維經斯基以深刻的印象。會上，「關於在國民黨內工作的問題引起了非常激烈的爭論，許多工人對共產黨實際上被溶化在國民黨中表示反對，甚至有人主張與國民黨決裂」，[10]最後通過決議，改變了一係列重大認識和決策，具體如下。
一、改變過去共產國際決議通過的關於國民黨是一個「包含四個階級的民族革命集團」的含混說法，肯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黨」。
二、改變鮑羅廷必欲把國民黨變成一個真正有紀律、有組織的革命黨的計劃，指出「國民黨依它的社會成份（階級分子）及歷史上的關係看來，客觀上不能嚴格的集中主義及明顯的組織形式」。[11]
三、改變中共三大關於「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的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的決定，指出「宣傳更重於組織」，「我們當贊助國民黨辦好組織機關，引進思想上接近國民黨的分子，然而這不能作為我們在國民黨裏的唯一主要工作」。「共產黨的責任，就是使國民黨不斷的有規劃的宣傳『宣言』（指國民黨一大宣言——引者）裏的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要求民權的原則。決不能先求國民黨數量上的擴大，而後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也不能認組織與宣傳是「同等重要的」。
對於這種狀況，擔任國民黨中央三常委之一併兼任組織部長的譚平山，感到十分不安。他對鮑羅廷說：我們的黨員無法抽出時間做群眾工作，已經失去了同工人群眾的直接聯繫。僅以廣州為例，國民黨有9個區委會、64個支部，黨員7780人，而共產黨的幹部黨員隻有30餘人，目前主持9個區委中的5個，和64個支部中的13個，就已經忙不勝忙，「我們做群眾工作的人越來越少。我們同工人群眾失去了某種直接的聯繫」。[4]
但是，一心為著蘇聯的利益來幫助國民黨的鮑羅廷卻對此十分滿意。他認為，這樣不僅能挽救國民黨，也可以使「萎靡不振」的共產黨「人心振奮」起來。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也稱讚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改組中表現得「十分出色」，「有高度的紀律性」，「沒有用任何左派共產主義言論……製造麻煩」。[5]
鮑羅廷來華前後，在莫斯科向馬林、加拉罕，在北京向俄國公使館了解情況並在上海與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會見後，竟然對中共得出了這樣一個十分藐視的結論：
共產黨人有時舉行集會，好象他們總共隻有40人（陳獨秀在1923年7月中共三大上說「現在共有黨員420人」——引者），他們研究共產國際的提綱，因為已譯成中文，好像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
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麵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6]
他甚至把加入國民黨而又不能暴露身份的共產黨說成國民黨的「私生子」。[7]於是，他就一頭紮進廣州國民黨的懷抱，為了俄國的利益，竭力扶持國民黨並與之進行一係列政治交易，共產黨隻是他與國民黨領導人進行交易中的籌碼。所以，他對共產黨在國民黨改組後如此努力為發展國民黨工作而沒有因保持獨立性及爭奪領導權鬧矛盾，表示滿意。
對此，史達林在聽了鮑羅廷匯報後，一度產生了同情中共的心緒，但又認為是「必然」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當時給加拉罕的一封信中說：
鮑羅廷最近的通報並未使我們感到滿意。第一，根據這些通報判斷，很難想像在中國存在著這個國家的解放運動中起著十分重要作用的共產黨……在鮑羅廷的通報中應該給予共產黨實際作用以相應的注意和位置……讓俄共和國家領導同誌了解中國解放運動中真實力量對比……幾天前，在同史達林同誌的一次長時間交談中就了解到，在他的印象中，共產黨人已溶化在國民黨內，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一般都受到國民黨的「虐待」。史達林同誌對共產黨人的這種寄人籬下的處境表示遺憾，認為也許在中國現在的這種處境是歷史的必然。當向他說明共產黨有自己的組織，比國民黨更團結，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享有批評權，國民黨本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同誌做的等等情況時，他感到很驚訝。[8]
可見，維經斯基對中共的態度是與鮑羅廷不一樣的。他約在1924年4月中旬來華，先到北京，在了解北京共產黨人發展國民黨組織的情況後發現，由於共產黨人的努力，當時北京的國民黨員已經有1300名，但是，兩黨黨員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卻日益尖銳。為此，他批評說：「我們的同誌完成對國民黨的工作，像是履行必要的和很重要的義務。但是他們對這種義務的理解是很片麵的……我們的同誌必須謹慎從事，但終歸要十分明確地說明，在國民黨內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在從國民革命運動的角度看確實合適的地點和時間為他們做工作。」[9]
為了糾正這個傾向，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到上海推動並參加了中共中央第一次擴大全會（1924年5月10～15日）。會前，他與陳獨秀等人「不斷地開會」。陳獨秀介紹的國民黨內右派勢力強大的情況，給維經斯基以深刻的印象。會上，「關於在國民黨內工作的問題引起了非常激烈的爭論，許多工人對共產黨實際上被溶化在國民黨中表示反對，甚至有人主張與國民黨決裂」，[10]最後通過決議，改變了一係列重大認識和決策，具體如下。
一、改變過去共產國際決議通過的關於國民黨是一個「包含四個階級的民族革命集團」的含混說法，肯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黨」。
二、改變鮑羅廷必欲把國民黨變成一個真正有紀律、有組織的革命黨的計劃，指出「國民黨依它的社會成份（階級分子）及歷史上的關係看來，客觀上不能嚴格的集中主義及明顯的組織形式」。[11]
三、改變中共三大關於「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的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的決定，指出「宣傳更重於組織」，「我們當贊助國民黨辦好組織機關，引進思想上接近國民黨的分子，然而這不能作為我們在國民黨裏的唯一主要工作」。「共產黨的責任，就是使國民黨不斷的有規劃的宣傳『宣言』（指國民黨一大宣言——引者）裏的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要求民權的原則。決不能先求國民黨數量上的擴大，而後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也不能認組織與宣傳是「同等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