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關於民主革命的結局，陳獨秀講了兩種可能性，即普通形勢下，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也有可能像俄國二月革命後那樣，無產階級很快進行十月革命，再奪取政權。瞿秋白則根據馬、恩分析德國和法國革命的方法，認為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怕政權被無產階級奪取，勢必「半途而輟，失節自賣」，寧願與封建勢力妥協，使革命失敗，而決不會勝利。
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觀察基本上是符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狀況的。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有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的一麵，因此他們有革命性的一麵，而且他們的政治和組織力量一般地說也比工、農強（指有組織的力量），因此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領導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等等。無產階級要想奪取勝利，需要有特殊的條件，如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那樣的條件。而瞿秋白的思想，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提高對資產階級叛變的警惕性，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他簡單搬用西方國家的經驗，而無視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特點，顯然有教條主義的色彩。而且即使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妥協而結束民主革命，也不能斷定是社會的倒退。因為資產階級畢竟比封建勢力先進，如英國、德國、日本畢竟還是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從而使社會大踏步地前進了。
這樣兩種的不同思想立場，在實踐中的表現自然是不一樣的。陳獨秀容易接受並貫徹莫斯科後來下達的與資產階級國民黨妥協讓步的路線，瞿秋白則往往不願意如此，即使組織上被迫服從，思想上卻十分牴觸或消極，因此一旦由退讓的方針轉變為進攻，他必然成為先鋒和旗手，但是也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即混淆兩種革命的不同性質，超越民主革命的範疇。
不過，從上述對比中，可以看到，瞿秋白思想的最大優點是：確保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十分明確而堅定。他指出：「無產階級在社會關係之中，自然處於革命領袖地位」；「務使最易組織最有戰鬥力之無產階級在一切反抗舊社會製度的運動中，取得指導者的地位，在無產階級中則共產黨取得指導者的地位」。[61]而且，「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卻須無產階級領導方能勝利」。[62]
繼瞿秋白之後，鄧中夏據其兩年來親身參加領導工人運動的經驗，也發表《論工人運動》[63]和《我們的力量》[64]兩文，明確批評陳獨秀輕視無產階級力量和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指出：國民革命「最重要的主力軍，不論是現在或將來，總當推工人的群眾居首」；「我們不敢誇張我們的力量已可與歐美產業先進國無產階級攀長比短，然而在中國各階級民眾比較起來，恐怕誰也不能否認我們的領袖地位吧」；「隻有無產階級……配做國民革命的領袖」；「中國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固然是無產階級，就是目前的國民革命的領袖亦是無產階級」。鄧中夏在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和工人刊物上，這樣教育自己的同誌，隻能助長黨內的「左」傾情緒。如果陳獨秀在與資產階級國民黨談判做聯合戰線的工作時，甚至是執行共產國際方針要求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也這樣口口聲聲地說要「領導地位」，顯然是行不通的。所以說，在領導權問題上，此時瞿秋白和鄧中夏的觀點並不符合實際。
從陳獨秀方麵檢討，其思想在客觀上引起這樣的誤解，不僅是因為他在講述國共合作的必要性時有過頭的話，而且他的思想也確有模糊之處，否則在語言上也不會走得如此遠。但是這種模糊也是當時全黨和共產國際思想狀況的反映。在中國共產黨人探討這些革命道理的同時，在莫斯科也進行著同樣的工作。共產國際東方部先是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和遠東勞動人民大會的精神，研究中國社會和革命發展狀況後，得出了被稱為「國民革命論」的第一個結論：中國非先經過國民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1922年3月，共產國際用電報把這個結論發給中共中央，李達說：「當時我們不懂國民革命是什麽。同年夏，張國燾和十多位青年團員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帶來了國際指示，也帶回許多文件。」[65]於是，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上做出了當前的任務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決定。中共二大後，共產國際東方部繼續討論研究，又得出了「國民革命論」的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必須在國民革命中掌握領導權，並且寫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66]這個文件因故在中共三大後才傳到中國。之後，維經斯基等人通過與中共旅莫支部討論的方式，把這個結論灌輸給當時在蘇留學的中共黨員。[67]1924年暑期後，這批黨員陸續回國，擔任了中共各級重要的領導職務，如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長，陳延年任廣東區委書記，尹寬任山東省委書記，趙世炎任北京地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宣傳部長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協助李大釗主持北方區委工作，鄭超麟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嚮導》編輯，王若飛任河南省委書記，羅亦農任江浙區委書記，等等。他們團結一致，在黨內貫徹「國民革命論」。同時，維經斯基也再次奉命來華，與彭述之等一起，幫助籌備中共四大，負責起草大會文件，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
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觀察基本上是符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狀況的。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有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的一麵，因此他們有革命性的一麵，而且他們的政治和組織力量一般地說也比工、農強（指有組織的力量），因此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領導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等等。無產階級要想奪取勝利，需要有特殊的條件，如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那樣的條件。而瞿秋白的思想，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提高對資產階級叛變的警惕性，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他簡單搬用西方國家的經驗，而無視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特點，顯然有教條主義的色彩。而且即使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妥協而結束民主革命，也不能斷定是社會的倒退。因為資產階級畢竟比封建勢力先進，如英國、德國、日本畢竟還是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從而使社會大踏步地前進了。
這樣兩種的不同思想立場，在實踐中的表現自然是不一樣的。陳獨秀容易接受並貫徹莫斯科後來下達的與資產階級國民黨妥協讓步的路線，瞿秋白則往往不願意如此，即使組織上被迫服從，思想上卻十分牴觸或消極，因此一旦由退讓的方針轉變為進攻，他必然成為先鋒和旗手，但是也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即混淆兩種革命的不同性質，超越民主革命的範疇。
不過，從上述對比中，可以看到，瞿秋白思想的最大優點是：確保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十分明確而堅定。他指出：「無產階級在社會關係之中，自然處於革命領袖地位」；「務使最易組織最有戰鬥力之無產階級在一切反抗舊社會製度的運動中，取得指導者的地位，在無產階級中則共產黨取得指導者的地位」。[61]而且，「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卻須無產階級領導方能勝利」。[62]
繼瞿秋白之後，鄧中夏據其兩年來親身參加領導工人運動的經驗，也發表《論工人運動》[63]和《我們的力量》[64]兩文，明確批評陳獨秀輕視無產階級力量和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指出：國民革命「最重要的主力軍，不論是現在或將來，總當推工人的群眾居首」；「我們不敢誇張我們的力量已可與歐美產業先進國無產階級攀長比短，然而在中國各階級民眾比較起來，恐怕誰也不能否認我們的領袖地位吧」；「隻有無產階級……配做國民革命的領袖」；「中國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領袖固然是無產階級，就是目前的國民革命的領袖亦是無產階級」。鄧中夏在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和工人刊物上，這樣教育自己的同誌，隻能助長黨內的「左」傾情緒。如果陳獨秀在與資產階級國民黨談判做聯合戰線的工作時，甚至是執行共產國際方針要求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也這樣口口聲聲地說要「領導地位」，顯然是行不通的。所以說，在領導權問題上，此時瞿秋白和鄧中夏的觀點並不符合實際。
從陳獨秀方麵檢討，其思想在客觀上引起這樣的誤解，不僅是因為他在講述國共合作的必要性時有過頭的話，而且他的思想也確有模糊之處，否則在語言上也不會走得如此遠。但是這種模糊也是當時全黨和共產國際思想狀況的反映。在中國共產黨人探討這些革命道理的同時，在莫斯科也進行著同樣的工作。共產國際東方部先是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和遠東勞動人民大會的精神，研究中國社會和革命發展狀況後，得出了被稱為「國民革命論」的第一個結論：中國非先經過國民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1922年3月，共產國際用電報把這個結論發給中共中央，李達說：「當時我們不懂國民革命是什麽。同年夏，張國燾和十多位青年團員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帶來了國際指示，也帶回許多文件。」[65]於是，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上做出了當前的任務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決定。中共二大後，共產國際東方部繼續討論研究，又得出了「國民革命論」的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必須在國民革命中掌握領導權，並且寫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66]這個文件因故在中共三大後才傳到中國。之後，維經斯基等人通過與中共旅莫支部討論的方式，把這個結論灌輸給當時在蘇留學的中共黨員。[67]1924年暑期後，這批黨員陸續回國，擔任了中共各級重要的領導職務，如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長，陳延年任廣東區委書記，尹寬任山東省委書記，趙世炎任北京地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宣傳部長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協助李大釗主持北方區委工作，鄭超麟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嚮導》編輯，王若飛任河南省委書記，羅亦農任江浙區委書記，等等。他們團結一致，在黨內貫徹「國民革命論」。同時，維經斯基也再次奉命來華，與彭述之等一起，幫助籌備中共四大，負責起草大會文件，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