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粗體字部分是後來瞿秋白說明這種修改時加的著重號，下同——引者）
瞿秋白還說：「當時確有一派同誌（指陳獨秀等人——引者）無意中承認資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認為資產階級不過暫時苟且偷安罷了。」[54]
接著，7月1日，瞿秋白主編《前鋒》創刊，又讀到了陳獨秀寫的發刊詞《本報露布》，其中寫道：「我們認定國民運動是中國國家生命之救星……我們在此運動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覺，隻顧當前鋒，隻顧打頭陣。」而在《前鋒》第2號上，陳獨秀又發表上述著名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強調說：「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農民難以加入革命」；「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
所有這些言論，就陳獨秀的本意來說，已如上節分析，隻是針對國共兩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思想而言，說明國共兩黨和各階級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別是為了避免刺激國民黨內的反對派，以使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能順利確立國共合作的方針，並不是說無產階級要放棄革命領導權。他的問題最多是說了些過頭的話。但是，這些話對於瞿秋白來說，是那樣的刺耳，不能接受，並立即產生出陳獨秀黨中央要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美化資產階級、喪失對資產階級動搖性背叛性的警惕、貶低工人和農民革命性的誤解。當時張國燾和蔡和森等人也反對，但他們說不出什麽道理來；瞿秋白則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出發，寫了一係列文章，辨明馬克思、列寧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批評陳獨秀的這些「錯誤」思想。當然，他是抱著一種「我愛我師，我猶愛真理」的心情寫的，他對陳獨秀的尊敬之情並不因此而減弱。
首先，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說的「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的觀點。他說：「勞動階級固然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特性而尚弱……然而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55]中國勞工階級雖然文化程度低，「但在『社會意識』上，卻比資產階級政治黨性高得多呢」；[56]尤其是「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紡織工人、海員等，直接與官僚軍閥衝突，感覺帝國主義壓迫最甚，而亦最易組織」。[57]
請看，二人觀點貌似對立，實際是視角不同，應是互為補充。陳是從當時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出發，認為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強一些，所謂「強」，也隻是相對少一些「幼稚」。因為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1905年成立同盟會及後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畢竟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鬥爭，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自然比才成立三年的共產黨、尚處於「自發」狀態的無產階級強一些。而瞿秋白是從「社會地位」亦即階級性出發，認為「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以及首先在官僚買辦、帝國主義企業中產生的工人階級受壓迫的社會地位，決定他們反抗性更強，這也是事實，也有道理。
其次，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的觀點。他從馬、恩、列的論述和歐洲革命的歷史出發，認為資產階級往往利於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而無產階級必須在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由某一方麵說來，資產階級革命也許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大些」，[58]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需要這種革命。因此，他主張「為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去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無產階級遠避資產階級革命或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教無產階級：『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就放任資產階級，讓他單獨去幹』，而是教無產階級竭力引導革命到底並且全副精神去參與」，而且「在總的民權運動中勉力做骨幹」。[59]
其實，在實踐上，二者是一致的，即當前要聯合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陳獨秀所說民主革命力爭資產階級參加，否則就失去「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是針對國民黨歷史上不重視爭取「革命的資產階級」參加革命而言，並不是說整個民主革命要「以資產階級為主體」。在這一點上，瞿秋白顯然是誤解。而在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上，陳獨秀當時過多地考慮如何貫徹共產國際的方針，勸說孫中山特別是國民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人盡快接受國共合作的政策，就事論事地或過多地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為國民黨著想來說明國共合作的好處，並且的確把民主革命主要看作資產階級的革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自己的革命。既然必須在民主革命完成後才能進行自己的革命，那麽現在就讓我們來幫助資產階級快快地完成這場革命吧！這是當時在陳獨秀身邊工作的鄭超麟感受到的陳的一種心情。[60]而瞿秋白則完全把這場民主革命視為無產階級（共產黨）自己的革命，給人以革命性更強的感覺。
但當時如此弱小的共產黨如何去爭奪領導權？如何擔當得了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瞿秋白並沒有考慮。這是一切教條主義者的特點，話說得很激進，很革命，至於如何去執行，能不能執行，是別人的事。
瞿秋白還說：「當時確有一派同誌（指陳獨秀等人——引者）無意中承認資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認為資產階級不過暫時苟且偷安罷了。」[54]
接著，7月1日，瞿秋白主編《前鋒》創刊，又讀到了陳獨秀寫的發刊詞《本報露布》，其中寫道：「我們認定國民運動是中國國家生命之救星……我們在此運動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覺，隻顧當前鋒，隻顧打頭陣。」而在《前鋒》第2號上，陳獨秀又發表上述著名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強調說：「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農民難以加入革命」；「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
所有這些言論，就陳獨秀的本意來說，已如上節分析，隻是針對國共兩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思想而言，說明國共兩黨和各階級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別是為了避免刺激國民黨內的反對派，以使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能順利確立國共合作的方針，並不是說無產階級要放棄革命領導權。他的問題最多是說了些過頭的話。但是，這些話對於瞿秋白來說，是那樣的刺耳，不能接受，並立即產生出陳獨秀黨中央要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美化資產階級、喪失對資產階級動搖性背叛性的警惕、貶低工人和農民革命性的誤解。當時張國燾和蔡和森等人也反對，但他們說不出什麽道理來；瞿秋白則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出發，寫了一係列文章，辨明馬克思、列寧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批評陳獨秀的這些「錯誤」思想。當然，他是抱著一種「我愛我師，我猶愛真理」的心情寫的，他對陳獨秀的尊敬之情並不因此而減弱。
首先，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說的「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的觀點。他說：「勞動階級固然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特性而尚弱……然而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55]中國勞工階級雖然文化程度低，「但在『社會意識』上，卻比資產階級政治黨性高得多呢」；[56]尤其是「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紡織工人、海員等，直接與官僚軍閥衝突，感覺帝國主義壓迫最甚，而亦最易組織」。[57]
請看，二人觀點貌似對立，實際是視角不同，應是互為補充。陳是從當時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出發，認為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強一些，所謂「強」，也隻是相對少一些「幼稚」。因為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1905年成立同盟會及後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畢竟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鬥爭，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自然比才成立三年的共產黨、尚處於「自發」狀態的無產階級強一些。而瞿秋白是從「社會地位」亦即階級性出發，認為「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以及首先在官僚買辦、帝國主義企業中產生的工人階級受壓迫的社會地位，決定他們反抗性更強，這也是事實，也有道理。
其次，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的觀點。他從馬、恩、列的論述和歐洲革命的歷史出發，認為資產階級往往利於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而無產階級必須在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由某一方麵說來，資產階級革命也許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大些」，[58]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需要這種革命。因此，他主張「為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去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無產階級遠避資產階級革命或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教無產階級：『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就放任資產階級，讓他單獨去幹』，而是教無產階級竭力引導革命到底並且全副精神去參與」，而且「在總的民權運動中勉力做骨幹」。[59]
其實，在實踐上，二者是一致的，即當前要聯合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陳獨秀所說民主革命力爭資產階級參加，否則就失去「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是針對國民黨歷史上不重視爭取「革命的資產階級」參加革命而言，並不是說整個民主革命要「以資產階級為主體」。在這一點上，瞿秋白顯然是誤解。而在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上，陳獨秀當時過多地考慮如何貫徹共產國際的方針，勸說孫中山特別是國民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人盡快接受國共合作的政策，就事論事地或過多地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為國民黨著想來說明國共合作的好處，並且的確把民主革命主要看作資產階級的革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自己的革命。既然必須在民主革命完成後才能進行自己的革命，那麽現在就讓我們來幫助資產階級快快地完成這場革命吧！這是當時在陳獨秀身邊工作的鄭超麟感受到的陳的一種心情。[60]而瞿秋白則完全把這場民主革命視為無產階級（共產黨）自己的革命，給人以革命性更強的感覺。
但當時如此弱小的共產黨如何去爭奪領導權？如何擔當得了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瞿秋白並沒有考慮。這是一切教條主義者的特點，話說得很激進，很革命，至於如何去執行，能不能執行，是別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