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貫徹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與俄共在華謀求蘇俄民族利益的方針還沒有發生衝突，因此，莫斯科沒有幹擾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
中共四大前夕，彭述之寫了《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陳獨秀的觀點，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要資產階級來參加國民革命，已是難能之事，若望其來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寧非夢想」，並指出：「中國工人階級之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性與覺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68]彭述之的觀點比瞿秋白走得更遠。所以，他後來轉向托派並成為超越陳獨秀的極左派多數派的領袖，甚至第四國際的首領之一，就不是偶然了。
彭述之後來說：這篇文章寫成後，「把文稿送給陳獨秀，請他寫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東西，我的用意是，要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並欲批評我的這個問題上，引起公開的討論」。[69]顯然，當時已經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彭述之，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擺出了一副挑戰者的架勢，希望引起與陳獨秀的爭論。
陳獨秀怎樣表示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長，他可以不理睬中央委員瞿秋白、鄧中夏的意見；但對於共產國際的決定並且要寫入四大的文件，他不能迴避了。他讀了彭述之的文稿後，寫了題為《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的教訓》的回應文章，與彭文一併發表在同一期《新青年》季刊上。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本來就沒有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說他有這個思想是一種誤解，因此不存在與人爭論的問題，反而可以趁此機會澄清人們的誤解。陳獨秀強調說：「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隻有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主義天然敵對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70]
彭述之期望的那種情況——「陳獨秀反對革命領導權」，沒有出現。陳獨秀當時沒有採用已經通用的「領袖」和「領導者」這個詞來表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思，這顯然是考慮到了當時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即力量還小，又是以參加國民黨的形式進行革命，所以，所謂「領導權」隻能通過「督戰者」的方式來實現，也就是要對孫中山國民黨進行監督和批評。陳獨秀在這裏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又避免了中共可能的分裂。
就這樣，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在無產階級掌握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問題上，思想達到了一致。陳獨秀以這個思想主持了1925年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都貫徹了這個思想。陳獨秀在四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採用「總書記」這個名稱。
至此，在是否放棄革命領導權問題上，黨內一些幹部對陳獨秀的誤解完全消除。以後的事實表明，陳獨秀在大革命中一直堅定地貫徹四大精神，以各種方式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對革命的領導權。
而在陳獨秀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國民革命期間，雖然國共兩黨的革命目標相同，都是反帝反封建，但由於兩黨都要爭奪領導權，對中共具有控製力的共產國際有時指示中共放棄領導權，有時又強調爭取領導權，所以，革命的發展呈現出十分曲折的狀況。
提攜毛澤東
1921年8月中旬，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後回到長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個湖南黨支部，任書記。然後，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納入中央領導軌道，貫徹11月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務。毛澤東湖南黨組織與陳獨秀黨中央之間，也就建立起下級與上級的關係。當時這種關係是相當融洽的：陳獨秀十分關心並支持湖南的工作，毛澤東則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務，並積極爭取中央對湖南工作的幫助。舉數例如下。
1921年12月25日，毛澤東和湖南黨支部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通過勞工會和省學聯，發動長沙工人和各界群眾近萬人，舉行集會遊行，反對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盛頓召開損害中國主權的太平洋會議。1922年5月5日，湖南又根據中央關於紀念馬克思誕生104周年的部署，通過長沙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社，舉辦紀念會，到會2000餘人，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共產主義與中國》的演講。根據中央《通告》，湖南黨支部把當時的工作重點放在以下三方麵。
一、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員，提前完成建立長沙區委的任務。
中央《通告》規定1922年7月前各區必須各發展30名同誌，成立區委。湖南黨支部成立後，於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區的黨員發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長沙區委的機構，為中共二大的及時召開和建立中央委員會做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本人本來是要參加黨的二大的，因忘記了開會地址，未果。1923年初，湖南黨員發展到40多人，占全國黨員總數的1/3強。
在湖南建黨過程中，陳獨秀黨中央也給了毛澤東必要的幫助。如為了幫助解決缺少有理論有經驗的黨的幹部問題，1921年11月下旬，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陳獨秀與陳公培介紹他倆入黨後，在中央幹部也感奇缺的情況下，隻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澤東對李特別倚重，讓李任中共湘區委員及團區委委員，並派他到當時工運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去後建立起湖南第一個產業工人黨支部，緊接著就發動起轟轟烈烈的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又如：1922年5月，陳獨秀又應毛澤東的要求，派在團中央工作的張秋人到湖南任教於衡陽第三師範為掩護，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區的黨組織，並於次年春，發動起震動全省的「三師學潮」。
中共四大前夕，彭述之寫了《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陳獨秀的觀點，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要資產階級來參加國民革命，已是難能之事，若望其來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寧非夢想」，並指出：「中國工人階級之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性與覺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68]彭述之的觀點比瞿秋白走得更遠。所以，他後來轉向托派並成為超越陳獨秀的極左派多數派的領袖，甚至第四國際的首領之一，就不是偶然了。
彭述之後來說：這篇文章寫成後，「把文稿送給陳獨秀，請他寫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東西，我的用意是，要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並欲批評我的這個問題上，引起公開的討論」。[69]顯然，當時已經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彭述之，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擺出了一副挑戰者的架勢，希望引起與陳獨秀的爭論。
陳獨秀怎樣表示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長，他可以不理睬中央委員瞿秋白、鄧中夏的意見；但對於共產國際的決定並且要寫入四大的文件，他不能迴避了。他讀了彭述之的文稿後，寫了題為《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的教訓》的回應文章，與彭文一併發表在同一期《新青年》季刊上。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本來就沒有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說他有這個思想是一種誤解，因此不存在與人爭論的問題，反而可以趁此機會澄清人們的誤解。陳獨秀強調說：「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隻有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主義天然敵對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70]
彭述之期望的那種情況——「陳獨秀反對革命領導權」，沒有出現。陳獨秀當時沒有採用已經通用的「領袖」和「領導者」這個詞來表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思，這顯然是考慮到了當時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即力量還小，又是以參加國民黨的形式進行革命，所以，所謂「領導權」隻能通過「督戰者」的方式來實現，也就是要對孫中山國民黨進行監督和批評。陳獨秀在這裏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又避免了中共可能的分裂。
就這樣，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在無產階級掌握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問題上，思想達到了一致。陳獨秀以這個思想主持了1925年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都貫徹了這個思想。陳獨秀在四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採用「總書記」這個名稱。
至此，在是否放棄革命領導權問題上，黨內一些幹部對陳獨秀的誤解完全消除。以後的事實表明，陳獨秀在大革命中一直堅定地貫徹四大精神，以各種方式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對革命的領導權。
而在陳獨秀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國民革命期間，雖然國共兩黨的革命目標相同，都是反帝反封建，但由於兩黨都要爭奪領導權，對中共具有控製力的共產國際有時指示中共放棄領導權，有時又強調爭取領導權，所以，革命的發展呈現出十分曲折的狀況。
提攜毛澤東
1921年8月中旬，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後回到長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個湖南黨支部，任書記。然後，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納入中央領導軌道，貫徹11月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務。毛澤東湖南黨組織與陳獨秀黨中央之間，也就建立起下級與上級的關係。當時這種關係是相當融洽的：陳獨秀十分關心並支持湖南的工作，毛澤東則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務，並積極爭取中央對湖南工作的幫助。舉數例如下。
1921年12月25日，毛澤東和湖南黨支部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通過勞工會和省學聯，發動長沙工人和各界群眾近萬人，舉行集會遊行，反對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盛頓召開損害中國主權的太平洋會議。1922年5月5日，湖南又根據中央關於紀念馬克思誕生104周年的部署，通過長沙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社，舉辦紀念會，到會2000餘人，毛澤東在會上做了《共產主義與中國》的演講。根據中央《通告》，湖南黨支部把當時的工作重點放在以下三方麵。
一、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員，提前完成建立長沙區委的任務。
中央《通告》規定1922年7月前各區必須各發展30名同誌，成立區委。湖南黨支部成立後，於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區的黨員發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長沙區委的機構，為中共二大的及時召開和建立中央委員會做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本人本來是要參加黨的二大的，因忘記了開會地址，未果。1923年初，湖南黨員發展到40多人，占全國黨員總數的1/3強。
在湖南建黨過程中，陳獨秀黨中央也給了毛澤東必要的幫助。如為了幫助解決缺少有理論有經驗的黨的幹部問題，1921年11月下旬，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陳獨秀與陳公培介紹他倆入黨後，在中央幹部也感奇缺的情況下，隻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澤東對李特別倚重，讓李任中共湘區委員及團區委委員，並派他到當時工運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去後建立起湖南第一個產業工人黨支部，緊接著就發動起轟轟烈烈的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又如：1922年5月，陳獨秀又應毛澤東的要求，派在團中央工作的張秋人到湖南任教於衡陽第三師範為掩護，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區的黨組織，並於次年春，發動起震動全省的「三師學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