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為了貫徹自己的思想，在1922年1月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親自接見了由張國燾、張秋白（孫中山指派的國民黨代表）、鄧培（鐵路工人）組成的代表團，促進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他問張秋白和張國燾：「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回答：「國共兩黨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張國燾也做了肯定的回答，並表示：「在兩黨合作的過程中可能發生若幹困難，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列寧很滿意。[29]
1922年三四月間，在馬林於中國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時，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前來中國幫助中共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同時，他也奉命做中共中央和孫中山的工作，提議兩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孫中山因看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30]因此，他隻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中共中央雖仍不同意黨內合作，但對國民黨的對立態度有所轉變，其結果是接受建立聯合戰線總路線，[31]但還是堅持與國民黨黨外合作。
陳獨秀聽取張國燾匯報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接見情況後，深以為然，表示共產國際、世界革命和蘇俄是不可分割的，須相依為命，互為聲援，共同發展；目前中國革命不是什麽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隻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軍閥。環顧全國，除國民黨可以勉強說得上革命外，並無別的可觀的革命勢力。對列寧提議國共合作，陳獨秀「深表同意」。
於是，就決定按照去年11月陳獨秀起草的中央通告，舉行第二次中共代表大會，並於1922年7月16日至23日於李達家中召開。代表的產生方式，有別於其他各次大會，不是各地選舉的，「而是由陳獨秀、張國燾指定從莫斯科（參加遠東會議）後回國的是那省的人就作為那省的代表」。[32]結果有12位代表參加了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會。根據上述《中央通告》，成立了中央委員會，陳獨秀當選為委員長，蔡和森為宣傳部長，兼《嚮導》主編，張國燾為組織部長。
但中共「總覺得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33]陳獨秀對於國民黨的情況和這些毛病，可以說是太了解了。從1901年參加革命起，他就與後來同盟會—國民黨的骨幹在一起奮鬥，關係十分密切，並參加他們組織的勵誌社、青年會、暗殺團、亞洲和親會、歐事研究會等小團體，以及拒俄運動、辛亥革命、反袁鬥爭等一係列活動。但是，他卻和蘇曼殊、章士釗等幾個朋友相約：不加入同盟會。他領導的「嶽王會」成員，後來幾乎都加入了同盟會，唯獨他例外。所以有人說他是「不參加同盟會的同盟會員，不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黨員」。為什麽？就是因為他太了解同盟會、國民黨的毛病了。
關於「投機取巧，易於妥協」，自然主要是指辛亥革命勝利後把政權讓給袁世凱。在力量對比上，袁世凱北洋軍閥的力量大於革命派的力量是一個客觀原因，但陳獨秀主要不滿於革命派綱領的錯誤：「誤用了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排滿」，以為推翻清政府就以為革命成功了。「革命功成，革命黨消」。
「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最明顯的例子是前述1907～1908年陳在東京時，他身邊發生的章太炎、劉光漢與孫中山之間的鉤心鬥角和章、劉以後的墮落。特別是劉光漢（劉師培）這位舊學根底很深的人竟然由無政府主義者的極左很快被清政府收買，成了同盟會中的坐探，給了陳獨秀很大的刺激，直到1926年對柳亞子談起這件事時，還表示他對同盟會—國民黨「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的鄙夷之情。而1921年葉楚傖等人對陳獨秀在廣東教育改革成績的忽視甚至否定，更加深了陳獨秀的這種觀察。
至於鬥爭方式上，「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更是孫中山的弱點——對外依靠列強，盡管列強一再欺騙和欺壓他；對內依靠軍閥甲反對軍閥乙；戰鬥力量依靠會黨（即幫會，往往是「土匪」）和華僑，而不依靠工農勞苦群眾。
陳獨秀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國民黨的這種認識，使他對國民黨沒有好感，甚至說出「寧死不參加國民黨」的話來。
陳獨秀所指國民黨的這些缺點，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但也有片麵性。如「排滿」口號在辛亥革命前具有推動反清革命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分子複雜、不依靠工農，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不是孫中山一個人能夠克服的，而其重視軍事鬥爭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一大優點。
因此，馬林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自然遭到強烈反對，不僅是陳獨秀，而是全黨反對。1922年4月6日，陳獨秀特地給維經斯基一信，鄭重表示：
馬林君提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餘等則持反對之理由如左：
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
國民黨聯美、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
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
1922年三四月間，在馬林於中國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時，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前來中國幫助中共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同時，他也奉命做中共中央和孫中山的工作，提議兩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孫中山因看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30]因此，他隻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中共中央雖仍不同意黨內合作，但對國民黨的對立態度有所轉變，其結果是接受建立聯合戰線總路線，[31]但還是堅持與國民黨黨外合作。
陳獨秀聽取張國燾匯報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接見情況後，深以為然，表示共產國際、世界革命和蘇俄是不可分割的，須相依為命，互為聲援，共同發展；目前中國革命不是什麽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隻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軍閥。環顧全國，除國民黨可以勉強說得上革命外，並無別的可觀的革命勢力。對列寧提議國共合作，陳獨秀「深表同意」。
於是，就決定按照去年11月陳獨秀起草的中央通告，舉行第二次中共代表大會，並於1922年7月16日至23日於李達家中召開。代表的產生方式，有別於其他各次大會，不是各地選舉的，「而是由陳獨秀、張國燾指定從莫斯科（參加遠東會議）後回國的是那省的人就作為那省的代表」。[32]結果有12位代表參加了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會。根據上述《中央通告》，成立了中央委員會，陳獨秀當選為委員長，蔡和森為宣傳部長，兼《嚮導》主編，張國燾為組織部長。
但中共「總覺得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33]陳獨秀對於國民黨的情況和這些毛病，可以說是太了解了。從1901年參加革命起，他就與後來同盟會—國民黨的骨幹在一起奮鬥，關係十分密切，並參加他們組織的勵誌社、青年會、暗殺團、亞洲和親會、歐事研究會等小團體，以及拒俄運動、辛亥革命、反袁鬥爭等一係列活動。但是，他卻和蘇曼殊、章士釗等幾個朋友相約：不加入同盟會。他領導的「嶽王會」成員，後來幾乎都加入了同盟會，唯獨他例外。所以有人說他是「不參加同盟會的同盟會員，不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黨員」。為什麽？就是因為他太了解同盟會、國民黨的毛病了。
關於「投機取巧，易於妥協」，自然主要是指辛亥革命勝利後把政權讓給袁世凱。在力量對比上，袁世凱北洋軍閥的力量大於革命派的力量是一個客觀原因，但陳獨秀主要不滿於革命派綱領的錯誤：「誤用了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排滿」，以為推翻清政府就以為革命成功了。「革命功成，革命黨消」。
「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最明顯的例子是前述1907～1908年陳在東京時，他身邊發生的章太炎、劉光漢與孫中山之間的鉤心鬥角和章、劉以後的墮落。特別是劉光漢（劉師培）這位舊學根底很深的人竟然由無政府主義者的極左很快被清政府收買，成了同盟會中的坐探，給了陳獨秀很大的刺激，直到1926年對柳亞子談起這件事時，還表示他對同盟會—國民黨「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的鄙夷之情。而1921年葉楚傖等人對陳獨秀在廣東教育改革成績的忽視甚至否定，更加深了陳獨秀的這種觀察。
至於鬥爭方式上，「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更是孫中山的弱點——對外依靠列強，盡管列強一再欺騙和欺壓他；對內依靠軍閥甲反對軍閥乙；戰鬥力量依靠會黨（即幫會，往往是「土匪」）和華僑，而不依靠工農勞苦群眾。
陳獨秀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國民黨的這種認識，使他對國民黨沒有好感，甚至說出「寧死不參加國民黨」的話來。
陳獨秀所指國民黨的這些缺點，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但也有片麵性。如「排滿」口號在辛亥革命前具有推動反清革命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分子複雜、不依靠工農，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不是孫中山一個人能夠克服的，而其重視軍事鬥爭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一大優點。
因此，馬林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自然遭到強烈反對，不僅是陳獨秀，而是全黨反對。1922年4月6日，陳獨秀特地給維經斯基一信，鄭重表示：
馬林君提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餘等則持反對之理由如左：
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
國民黨聯美、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
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