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
信的最後強調說：「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誌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34]
可見當時全黨態度之堅決，似是沒有迴旋餘地的。
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反對的是黨內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反對統一戰線政策本身。相反，在接受列寧關於殖民地革命的理論後，陳獨秀黨中央堅決扭轉了一大時排斥與資產階級黨派聯合的觀念，而樹立起明確的統一戰線觀念。就在給維經斯基寫信的4月份，陳獨秀在上述《告做勞動運動的人》一文中就有所論述。接著，6月1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更是以黨的決議的方式，向全國宣告：
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在上列原則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民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的戰爭。[35]
可見，這個後來被毛澤東總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早在1922年就被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自覺地認識到了。而且歷史證明，使共產黨最後勝利的法寶，恰恰是這個「黨外合作」的統戰政策。
陳獨秀寫此信目的是要求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反映，阻止馬林的意見成為國際的決定。但是，沒料想，共產國際執委會討論馬林報告後，做出了一係列異乎尋常的決定。
首先，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似乎沒有理會陳獨秀4月6日信件的意見，而是站在馬林一邊，在7月18日會議後，立即簽署了《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要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與菲力浦（即馬林——引者）同誌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36]
這意味著又回到一大後初期的情況，由共產國際給馬林這位「欽差大臣」一把「尚方寶劍」，中共的一切工作都得聽馬林的。
其次，由共產國際負責人拉狄克親自主持擬定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指令》，稱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組織，它保持著辛亥革命的性質並努力創建一個獨立的中華民國。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有以下任務」：
一、「訓練能保持獨立思想的黨員，未來由他們組成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這表明還是強調把國共合作後的共產黨的獨立性，放在第一位。
二、「這個黨將隨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子間日愈明顯的分裂而成長。分裂之前，共產黨人應該支持國民黨，特別是國民黨內代表無產階級分子和手工業工人的那一翼」。——這表明國共合作隻限於統一戰線破裂以前，一旦破裂，就應該退出國民黨。
三、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把擁護共產黨的人組織一個小組，在全國開展工作，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組織中華民國。「如果可能，這個組織的建立應取得國民黨的同意，但是又應該完全不依賴國民黨。」——這是想在國民黨內建立一個共產黨，即「黨內有黨」，這是後來造成國共合作出現矛盾並最終破裂的導火索。孫中山及後來的蔣介石的國民黨，根本不允許「黨內有黨」。
四、「中國共產黨人最重要的任務是組織勞動群體」。[37]
從這四條內容來看，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第一個文件，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我為主，利用國民黨發動工農群眾進行革命，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隨時退出國民黨的靈活性。而不是後來那樣，做國民黨的附庸，國民黨屠殺時也不退出。
由於馬林同時提議「在廣州建立一個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的代表機構」，負責中國、日本、朝鮮三國的革命運動，而且這兩個國際「應有一名共同的代表」就足夠了，共產國際又做出了《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發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委任書》，委任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在中國南方同黨中央委員會聯繫，並代表我們同南方國民革命運動領導人合作」。[38]——這就是說馬林具有了相當於遠東局書記的權力。這樣，馬林不僅是中國的「太上皇」，還是遠東的「太上皇」了。
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次共產國際做出這麽多決定，卻沒有一個直接令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決議，而隻是又給了馬林一把任意處置中共的尚方寶劍。為什麽不挑明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第一個原因可能是陳獨秀4月6日信還是起了點作用。就是說，共產國際一方麵無法反駁馬林的意見，但另一方麵由於中共竭力反對，強調自己的獨立性，那就在重申中共獨立性的同時，把權力給你馬林，等你回去說服中共以後，再由共產國際做出正式決議。——這個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方針能不能通過，最後看你馬林的了。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從當時俄國的外交利益出發，莫斯科正在做聯吳反奉的好夢。由於日本與俄國在遠東和我國東北地區爭奪得很激烈，奉係又依附於日本，而直係為了與奉係及南方的孫中山爭鬥，有意表現左傾，向莫斯科示好，爭取援助；又通過李大釗向共產黨和北方工人特別是對於他用兵有重大決定意義的京漢鐵路線上的工人群眾表示友善。這種利用性的策略，莫斯科和中共竟然不加警惕。正如前述馬林所說：俄國人這時「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而孫中山卻把掌握中原的吳佩孚視為他北伐的主要障礙。他的策略是與奉皖結成三角聯盟，先打垮吳佩孚。奉、皖也利用這一點，迎合孫中山的思想，三方互派代表，頻繁接觸。在1922年6月陳炯明背叛孫之前，躊躇滿誌，對馬林提出的聯俄聯共政策，不太欣賞，聲明在他「勝利結束北伐之前，要與蘇俄結成聯盟事實上是不可能」[39]的，現在隻考慮與「蘇俄建立非官方的聯繫」。
信的最後強調說：「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誌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34]
可見當時全黨態度之堅決，似是沒有迴旋餘地的。
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反對的是黨內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反對統一戰線政策本身。相反，在接受列寧關於殖民地革命的理論後，陳獨秀黨中央堅決扭轉了一大時排斥與資產階級黨派聯合的觀念，而樹立起明確的統一戰線觀念。就在給維經斯基寫信的4月份，陳獨秀在上述《告做勞動運動的人》一文中就有所論述。接著，6月1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更是以黨的決議的方式，向全國宣告：
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在上列原則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民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的戰爭。[35]
可見，這個後來被毛澤東總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早在1922年就被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自覺地認識到了。而且歷史證明，使共產黨最後勝利的法寶，恰恰是這個「黨外合作」的統戰政策。
陳獨秀寫此信目的是要求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反映，阻止馬林的意見成為國際的決定。但是，沒料想，共產國際執委會討論馬林報告後，做出了一係列異乎尋常的決定。
首先，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似乎沒有理會陳獨秀4月6日信件的意見，而是站在馬林一邊，在7月18日會議後，立即簽署了《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要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與菲力浦（即馬林——引者）同誌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36]
這意味著又回到一大後初期的情況，由共產國際給馬林這位「欽差大臣」一把「尚方寶劍」，中共的一切工作都得聽馬林的。
其次，由共產國際負責人拉狄克親自主持擬定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指令》，稱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組織，它保持著辛亥革命的性質並努力創建一個獨立的中華民國。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有以下任務」：
一、「訓練能保持獨立思想的黨員，未來由他們組成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這表明還是強調把國共合作後的共產黨的獨立性，放在第一位。
二、「這個黨將隨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子間日愈明顯的分裂而成長。分裂之前，共產黨人應該支持國民黨，特別是國民黨內代表無產階級分子和手工業工人的那一翼」。——這表明國共合作隻限於統一戰線破裂以前，一旦破裂，就應該退出國民黨。
三、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把擁護共產黨的人組織一個小組，在全國開展工作，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組織中華民國。「如果可能，這個組織的建立應取得國民黨的同意，但是又應該完全不依賴國民黨。」——這是想在國民黨內建立一個共產黨，即「黨內有黨」，這是後來造成國共合作出現矛盾並最終破裂的導火索。孫中山及後來的蔣介石的國民黨，根本不允許「黨內有黨」。
四、「中國共產黨人最重要的任務是組織勞動群體」。[37]
從這四條內容來看，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第一個文件，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我為主，利用國民黨發動工農群眾進行革命，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隨時退出國民黨的靈活性。而不是後來那樣，做國民黨的附庸，國民黨屠殺時也不退出。
由於馬林同時提議「在廣州建立一個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的代表機構」，負責中國、日本、朝鮮三國的革命運動，而且這兩個國際「應有一名共同的代表」就足夠了，共產國際又做出了《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發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委任書》，委任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在中國南方同黨中央委員會聯繫，並代表我們同南方國民革命運動領導人合作」。[38]——這就是說馬林具有了相當於遠東局書記的權力。這樣，馬林不僅是中國的「太上皇」，還是遠東的「太上皇」了。
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次共產國際做出這麽多決定，卻沒有一個直接令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決議，而隻是又給了馬林一把任意處置中共的尚方寶劍。為什麽不挑明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第一個原因可能是陳獨秀4月6日信還是起了點作用。就是說，共產國際一方麵無法反駁馬林的意見，但另一方麵由於中共竭力反對，強調自己的獨立性，那就在重申中共獨立性的同時，把權力給你馬林，等你回去說服中共以後，再由共產國際做出正式決議。——這個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方針能不能通過，最後看你馬林的了。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從當時俄國的外交利益出發，莫斯科正在做聯吳反奉的好夢。由於日本與俄國在遠東和我國東北地區爭奪得很激烈，奉係又依附於日本，而直係為了與奉係及南方的孫中山爭鬥，有意表現左傾，向莫斯科示好，爭取援助；又通過李大釗向共產黨和北方工人特別是對於他用兵有重大決定意義的京漢鐵路線上的工人群眾表示友善。這種利用性的策略，莫斯科和中共竟然不加警惕。正如前述馬林所說：俄國人這時「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而孫中山卻把掌握中原的吳佩孚視為他北伐的主要障礙。他的策略是與奉皖結成三角聯盟，先打垮吳佩孚。奉、皖也利用這一點，迎合孫中山的思想，三方互派代表，頻繁接觸。在1922年6月陳炯明背叛孫之前，躊躇滿誌，對馬林提出的聯俄聯共政策，不太欣賞，聲明在他「勝利結束北伐之前，要與蘇俄結成聯盟事實上是不可能」[39]的，現在隻考慮與「蘇俄建立非官方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