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正是出於對這種世界革命及其理論和策略的信仰和忠誠，所以他能較迅速地結束與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衝突，1921年10月下旬由張太雷陪同，到南方去考察國民黨控製地區的狀況，並與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直接接觸。當時廣州正在舉行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及其與國民黨的關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這次反英大罷工於1922年1月12日爆發，6000多香港海員參加，3月初即增至十萬人。罷工堅持56天，終於迫使港英當局讓步。在對中國南方的形勢和國民黨的情況做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以後，1922年3月中旬，他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形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議，並要中共中央遷往廣州，遭到陳獨秀黨中央的斷然拒絕，氣得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一封信中把中共說成「早產兒」。[28]
7月，他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報告了中國革命運動狀況。報告顯示，他的確對中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了分析。
第一，關於形勢，報告說：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沒有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工人運動」。巴黎和會「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強烈衝動，已經完全消逝，學生運動的領袖們從中國政府得到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因此，學生的組織從那時起也變得沒有價值了」。「整個生活從政治上看仍在外國勢力控製下，還沒有一個訓練有素的階級能在當前這個時代指出前進方向。」
第二，關於工人階級，報告說：「現代產業工人的人數甚少……仍然是中國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來自貧苦農民中的勞動力卻為數眾多。到目前，大部分工人同在農村的家庭保持著聯繫」。「工人絕大部分目不識丁。」
第三，關於農民，報告說：「中國人口的大部分是農民，他們雖然窮，但幾乎都是小有產者。內地人同外界的資本主義幾乎沒有聯繫。」「農民群眾對政治完全漠不關心，也不會發揮任何政治作用。他們消極地忍受著頻仍的軍閥混戰。」
第四，關於南方和國民黨，報告：「關於中國運動及其前途，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會卓有成效的。有一些省城，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總是非常感興趣。」他認為國民黨的性質「是民族主義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黨的綱領為各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國民黨由四種人組成：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分子）、士兵（沒有社會地位，處境惡劣）、工人。香港海員大罷工期間，「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同罷工海員沒有聯繫，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支持罷工」，而「國民黨同罷工者之間聯繫非常緊密，在廣州、香港和汕頭大約有12000名海員加入了國民黨」。報告還說國民黨領導人「對俄國革命都持贊同態度」，並願意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
第五，鑑於以上情況，馬林再次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產黨「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並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的建議，以「通過國民黨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聯繫」。同時他也強調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
一個原來不了解中國、第一次來中國又不懂漢語的外國人，隻通過半年時間的調查，就能寫出這樣的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應該說是相當出色的。除了他對國民黨的觀察有點表麵化之外，其他情況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遠比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這些激進派實事求是而高明得多。過去一些中國學者說報告高估國民黨資產階級，低估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是站不住腳的。
而且特別要指出，過去和現在，有許多學者把後來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黨內合作策略時，都追溯到這個策略的始作俑者馬林，這是不公平的。因為，馬林對這個策略的實施是有條件的：第一，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第二，實行這個策略的目的僅僅是使共產黨早日走出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通過國民黨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總之，是一種「借殼發展」的策略，完全是從共產黨的利益出發的。可是後來，這個策略被俄共中央操縱的共產國際批準並迫使中共接受後，馬林就離開了中國，史達林接著派鮑羅廷來執行這個策略，在這一過程中，弄巧成拙，被蔣介石反利用，史達林、俄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代表與蔣介石一起，迫使中共完全放棄了獨立性，成為國民黨的附庸；並且隻是為著蘇聯的民族利益和國民黨新軍閥的利益而嚴重損害共產黨的利益，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這個責任是不能由馬林來負責，更不能由陳獨秀來負責。
馬林的這個建議在當時是大膽的創造，完全在人們的意料之外，在國際工人運動和各國革命中也沒有先例，所以，史學界稱其為「斯內夫利特策略」。
與此同時，從1920年共產國際二大後，列寧和共產國際的策略思想也有重大轉變，隨著十月革命引起的歐洲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高潮的退去，列寧更重視殖民地附屬國特別是東方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提出了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互相支援的思想，把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發展成「全世界無產者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就意味著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種革命的結果是建立資本主義），而成了新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目的本來是想將使這些國家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而向社會主義發展。這就要求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不但要積極參加民族民主革命，要與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建立統一戰線，而且要奪取革命的領導權。但是，由於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因此其國內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一般也比較幼弱。這樣，列寧主義實際上為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提出了比俄國共產黨艱巨得多甚至難以達到的目標。共產黨和工農參加民主革命的結果幾乎全被資產階級甚至封建貴族所利用來改朝換代。中國的民主革命也經歷了1927年的失敗，才達到1949年的勝利。
7月，他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報告了中國革命運動狀況。報告顯示，他的確對中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了分析。
第一，關於形勢，報告說：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沒有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工人運動」。巴黎和會「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強烈衝動，已經完全消逝，學生運動的領袖們從中國政府得到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因此，學生的組織從那時起也變得沒有價值了」。「整個生活從政治上看仍在外國勢力控製下，還沒有一個訓練有素的階級能在當前這個時代指出前進方向。」
第二，關於工人階級，報告說：「現代產業工人的人數甚少……仍然是中國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來自貧苦農民中的勞動力卻為數眾多。到目前，大部分工人同在農村的家庭保持著聯繫」。「工人絕大部分目不識丁。」
第三，關於農民，報告說：「中國人口的大部分是農民，他們雖然窮，但幾乎都是小有產者。內地人同外界的資本主義幾乎沒有聯繫。」「農民群眾對政治完全漠不關心，也不會發揮任何政治作用。他們消極地忍受著頻仍的軍閥混戰。」
第四，關於南方和國民黨，報告：「關於中國運動及其前途，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會卓有成效的。有一些省城，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總是非常感興趣。」他認為國民黨的性質「是民族主義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黨的綱領為各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國民黨由四種人組成：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分子）、士兵（沒有社會地位，處境惡劣）、工人。香港海員大罷工期間，「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同罷工海員沒有聯繫，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支持罷工」，而「國民黨同罷工者之間聯繫非常緊密，在廣州、香港和汕頭大約有12000名海員加入了國民黨」。報告還說國民黨領導人「對俄國革命都持贊同態度」，並願意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
第五，鑑於以上情況，馬林再次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產黨「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並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的建議，以「通過國民黨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聯繫」。同時他也強調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
一個原來不了解中國、第一次來中國又不懂漢語的外國人，隻通過半年時間的調查，就能寫出這樣的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應該說是相當出色的。除了他對國民黨的觀察有點表麵化之外，其他情況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遠比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這些激進派實事求是而高明得多。過去一些中國學者說報告高估國民黨資產階級，低估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是站不住腳的。
而且特別要指出，過去和現在，有許多學者把後來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黨內合作策略時，都追溯到這個策略的始作俑者馬林，這是不公平的。因為，馬林對這個策略的實施是有條件的：第一，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第二，實行這個策略的目的僅僅是使共產黨早日走出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通過國民黨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總之，是一種「借殼發展」的策略，完全是從共產黨的利益出發的。可是後來，這個策略被俄共中央操縱的共產國際批準並迫使中共接受後，馬林就離開了中國，史達林接著派鮑羅廷來執行這個策略，在這一過程中，弄巧成拙，被蔣介石反利用，史達林、俄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代表與蔣介石一起，迫使中共完全放棄了獨立性，成為國民黨的附庸；並且隻是為著蘇聯的民族利益和國民黨新軍閥的利益而嚴重損害共產黨的利益，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這個責任是不能由馬林來負責，更不能由陳獨秀來負責。
馬林的這個建議在當時是大膽的創造，完全在人們的意料之外，在國際工人運動和各國革命中也沒有先例，所以，史學界稱其為「斯內夫利特策略」。
與此同時，從1920年共產國際二大後，列寧和共產國際的策略思想也有重大轉變，隨著十月革命引起的歐洲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高潮的退去，列寧更重視殖民地附屬國特別是東方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提出了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互相支援的思想，把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發展成「全世界無產者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就意味著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種革命的結果是建立資本主義），而成了新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目的本來是想將使這些國家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而向社會主義發展。這就要求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不但要積極參加民族民主革命，要與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建立統一戰線，而且要奪取革命的領導權。但是，由於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後，因此其國內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一般也比較幼弱。這樣，列寧主義實際上為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提出了比俄國共產黨艱巨得多甚至難以達到的目標。共產黨和工農參加民主革命的結果幾乎全被資產階級甚至封建貴族所利用來改朝換代。中國的民主革命也經歷了1927年的失敗，才達到1949年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