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不是廣州實在待不下去，陳獨秀不一定這時就接任共產黨領導工作。
形勢強於人，陳獨秀就在這樣的思想狀態下，從廣州來到上海，正式擔負起中共中央局書記的角色，主持起中國共產黨最初年代的工作。
創建中共的全國性組織
盡管陳獨秀上任時還有以上「慢慢來」的思想，但他幹起來一點也不消極。他就是這種風格：要麽不幹，要幹就雷厲風行。
在20世紀50年代聯共中央移交給中共中央的原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有一份用毛筆寫的《中央局議決通告》，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書記t.s.chen」。[12]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文件，而且從其蒼遒的筆跡和署名來看，這是陳獨秀親筆起草並簽發的。這個文件表明，陳獨秀回上海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就擔負起了建立中共全國組織並領導全國革命的工作。
其實，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主要處理了兩個很麻煩的事件，排除了對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兩個重大的幹擾。
第一件事是與馬林的衝突。馬林染上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看不起中共的毛病，在工作中表現出不尊重中共中央的傲慢作風。馬林本來就對陳獨秀不參加一大有意見，更對陳當上中央局書記後遲遲不回上海主持工作很不滿意。他召集張國燾、李達、周佛海、包惠僧開會，指出陳獨秀當選中國共產黨書記，應該盡到責任，不能由別人代替，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不能在資產階級政府裏做官。於是才決定派包惠僧到廣州把陳接來。
陳獨秀到上海後，發現在諸如中共與共產國際關係、與國民黨的關係，黨的建設和革命策略等一係列問題上，中共與馬林有著廣泛的分歧，並在幾件具體事情上，爆發了衝突。一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派來幫助建黨工作的正式代表尼柯爾斯基根據指示，提出「黨的領導機關會議必須有他參加」，馬林向國際報告說：「中國同誌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願意有這種監護關係。」[13]當時中共還沒有加入共產國際，陳獨秀及黨中央這樣的態度，無可置疑；二是馬林不徵求中共中央的意見，擅自密派張太雷赴日本聯絡社會主義者參加即將在俄國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簡稱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三是張國燾與馬林商定，關於一大後成立的專門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機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津貼，給工作人員發薪金。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編入了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要受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這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們承認與否沒有用」。[14]這種情況，再加上張國燾心術不正，挾馬林以自重，封鎖中國同誌，更造成馬林與中國同誌之間的對立。李漢俊、李達等都對馬林的傲慢態度和張國燾的附庸作風十分不滿。
陳獨秀作為中國黨的領導人，自尊心更是受到極大傷害，斥責張國燾和馬林的觀點是「雇用革命」，強調：「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我們應該一麵工作，一麵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麽工作，要錢也沒有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15]「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16]
陳獨秀介紹包惠僧到重慶師範學校去教書，主張同誌們應從獨立生活的環境中去發動革命，不要以革命為職業。
就這樣，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鬧得很僵。二人談了三四次，總談不攏。有一次，張太雷企圖調解二人關係，勸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把桌子一拍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17]說完了拿起皮包出門就走。張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請他坐下來。陳不理，很氣憤地走了。
於是，陳獨秀幾次拒絕馬林要與他會晤的要求，並要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張國燾甚至認為「他在那裏籌謀撇開馬林，獨立進行工作的計劃」。馬林也對陳有絕望之感，挑動張國燾來領導共產黨。他向張表示：「陳獨秀同誌回來已經兩個多星期，拒絕和我會麵，他的言論又簡直不像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樣如何可以負起書記的責任。你為何不丟開他，自己領導起來。」他甚至鼓勵張像列寧當年反對普列漢諾夫那樣，「反對他的老師」。[18]
第二件事是再次被捕。荷蘭王國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保存的係統的斯內夫利特（馬林）檔案表明：至少從1920年12月起，荷蘭政府就知道馬林「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進行革命煽動」，並通知馬林護照上允許經過的各國政府設法「阻止他得到簽證」；尤其得知他將來華的消息後，更「提請中國政府注意」，「務必不使之入境」。雖然這一切企圖都未得逞，但馬林在奧地利被驅逐，經義大利、新加坡來到上海的行程，都在各國警方及荷蘭駐華公使、英國駐華公使及荷蘭駐滬總領事的監視之中。[19]因此，在法租界貝勒路樹德裏3號（現為興業路76號）召開的中共一大雖然採取了嚴密的保密措施，中途還是被偵探侵擾，最後一天通過各項決議和選舉，不得不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而陳獨秀回到上海後，由於與馬林接觸，也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
形勢強於人，陳獨秀就在這樣的思想狀態下，從廣州來到上海，正式擔負起中共中央局書記的角色，主持起中國共產黨最初年代的工作。
創建中共的全國性組織
盡管陳獨秀上任時還有以上「慢慢來」的思想，但他幹起來一點也不消極。他就是這種風格：要麽不幹，要幹就雷厲風行。
在20世紀50年代聯共中央移交給中共中央的原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有一份用毛筆寫的《中央局議決通告》，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書記t.s.chen」。[12]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文件，而且從其蒼遒的筆跡和署名來看，這是陳獨秀親筆起草並簽發的。這個文件表明，陳獨秀回上海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就擔負起了建立中共全國組織並領導全國革命的工作。
其實，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主要處理了兩個很麻煩的事件，排除了對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兩個重大的幹擾。
第一件事是與馬林的衝突。馬林染上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看不起中共的毛病，在工作中表現出不尊重中共中央的傲慢作風。馬林本來就對陳獨秀不參加一大有意見，更對陳當上中央局書記後遲遲不回上海主持工作很不滿意。他召集張國燾、李達、周佛海、包惠僧開會，指出陳獨秀當選中國共產黨書記，應該盡到責任，不能由別人代替，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不能在資產階級政府裏做官。於是才決定派包惠僧到廣州把陳接來。
陳獨秀到上海後，發現在諸如中共與共產國際關係、與國民黨的關係，黨的建設和革命策略等一係列問題上，中共與馬林有著廣泛的分歧，並在幾件具體事情上，爆發了衝突。一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派來幫助建黨工作的正式代表尼柯爾斯基根據指示，提出「黨的領導機關會議必須有他參加」，馬林向國際報告說：「中國同誌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願意有這種監護關係。」[13]當時中共還沒有加入共產國際，陳獨秀及黨中央這樣的態度，無可置疑；二是馬林不徵求中共中央的意見，擅自密派張太雷赴日本聯絡社會主義者參加即將在俄國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簡稱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三是張國燾與馬林商定，關於一大後成立的專門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機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津貼，給工作人員發薪金。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編入了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要受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這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們承認與否沒有用」。[14]這種情況，再加上張國燾心術不正，挾馬林以自重，封鎖中國同誌，更造成馬林與中國同誌之間的對立。李漢俊、李達等都對馬林的傲慢態度和張國燾的附庸作風十分不滿。
陳獨秀作為中國黨的領導人，自尊心更是受到極大傷害，斥責張國燾和馬林的觀點是「雇用革命」，強調：「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我們應該一麵工作，一麵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麽工作，要錢也沒有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15]「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16]
陳獨秀介紹包惠僧到重慶師範學校去教書，主張同誌們應從獨立生活的環境中去發動革命，不要以革命為職業。
就這樣，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鬧得很僵。二人談了三四次，總談不攏。有一次，張太雷企圖調解二人關係，勸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把桌子一拍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17]說完了拿起皮包出門就走。張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請他坐下來。陳不理，很氣憤地走了。
於是，陳獨秀幾次拒絕馬林要與他會晤的要求，並要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張國燾甚至認為「他在那裏籌謀撇開馬林，獨立進行工作的計劃」。馬林也對陳有絕望之感，挑動張國燾來領導共產黨。他向張表示：「陳獨秀同誌回來已經兩個多星期，拒絕和我會麵，他的言論又簡直不像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樣如何可以負起書記的責任。你為何不丟開他，自己領導起來。」他甚至鼓勵張像列寧當年反對普列漢諾夫那樣，「反對他的老師」。[18]
第二件事是再次被捕。荷蘭王國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保存的係統的斯內夫利特（馬林）檔案表明：至少從1920年12月起，荷蘭政府就知道馬林「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進行革命煽動」，並通知馬林護照上允許經過的各國政府設法「阻止他得到簽證」；尤其得知他將來華的消息後，更「提請中國政府注意」，「務必不使之入境」。雖然這一切企圖都未得逞，但馬林在奧地利被驅逐，經義大利、新加坡來到上海的行程，都在各國警方及荷蘭駐華公使、英國駐華公使及荷蘭駐滬總領事的監視之中。[19]因此，在法租界貝勒路樹德裏3號（現為興業路76號）召開的中共一大雖然採取了嚴密的保密措施，中途還是被偵探侵擾，最後一天通過各項決議和選舉，不得不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而陳獨秀回到上海後，由於與馬林接觸，也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