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廣州接他回上海的包惠僧回憶說：「關於黨怎麽搞法，他（陳獨秀——引者）主張我們應該一麵工作，一麵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麽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9]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尖銳而棘手的問題。因為自從外國殖民者侵入中國以後，他們見中國太大，又因中國人民的堅決反抗，難以實行直接的殖民統治，隻得尋找中國內部的代理人，而且由於多個帝國主義國家入侵，每個帝國主義國家操縱的代理人也不同。於是，一切革命黨派和其他政治派別，在進行爭鬥時，總尋找對方與某個帝國主義的聯繫，指責對方拿某個列強的錢，是「賣國賊」、「走狗」等，激發民憤，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置政敵於被動。這個反帝反軍閥的法寶，陳獨秀當然是常用的，也知道它的厲害。所以，他在建立共產黨後，對與蘇俄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自然就十分敏感。當時他還分不清西方「殖民主義」與蘇俄宣揚的「國際主義」（實為「紅色殖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大國，很難實行所謂「潔身自好」政策。
正是這樣的心態，決定了他一開始領導共產黨的工作就具有「慢慢來」的思想，與俄共和共產國際使蘇維埃政權迅速擺脫孤立無援狀態的「急迫」心態格格不入，這裏就埋下了日後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與俄共、共產國際無窮矛盾與衝突的基因：一邊是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利益，一邊是立足於蘇俄的民族利益；一邊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要慢慢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邊是根據蘇俄的要求快快幹，恨不得一個早上就使中國革命成功，建立起一個與蘇俄友好甚至結盟的國家。
所以，陳獨秀對包惠僧說：「國際代表（指維經斯基——引者）走了，上海難道就沒有事情做了？李漢俊急什麽，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
這是陳獨秀對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思想，對困難看得多一點，把時間想得長一點，對革命形勢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工人與農民——的力量和覺悟估計得實際一點。
但是，這種思想，在革命激盪的年代很難被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的主流派思潮所認同。
但是，平心靜氣考察英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的歷史，看看俄國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的歷史，再看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不能不承認陳獨秀的這個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在歐洲和俄國，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走出來時，無論從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到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取得勝利，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到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再到十月革命的勝利，都經過了幾百年的很長的過程；再要到共產主義的實現，更不知還要經過多少個世紀。陳獨秀當時說「可能要一百年上下」，已經是極而言之，但還是估計不足。
如追隨陳獨秀半輩子革命的鄭超麟在陳獨秀逝世時寫的悼文所述：單從西方民主主義思想啟蒙與革命運動、社會變革的規律來看，典型的法國大革命，先是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思想家批判封建主義、提倡民主主義的啟蒙運動，以提高國民的覺悟，半個世紀以後，才有18世紀末葉的法國大革命。馬克思主義在空想社會主義傳播半個世紀以後的19世紀中葉產生，又過約半個世紀，到20世紀初的1917年才發生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說，在歐洲，從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政黨指導下的革命運動，花了約150年的時間。[10]
而在中國，從1915～1919年的啟蒙運動到1920～1921年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隻有五六年的時間。除了少數人如李大釗、陳獨秀比較熟悉並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外，絕大多數先進分子還在別的各種錯誤思想中徘徊，更不要說廣大人民群眾了。這說明，中國要在幾年時間裏走完西方150年所經歷的思想、革命、社會變遷歷程，必然會遇到許多西方和俄國沒有遇到過的問題。這是對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嚴峻的考驗。
然而，也正是因為中國當時所處世界的動盪和新思潮的傳播，才使中國先進分子產生種種錯覺，以為既然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製度已經過時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已經來臨，那麽中國就可以不必走西方已經走過的幾百年彎路，而是可以直接走上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實行共產主義。殊不知，先進的思潮可以很快傳到中國，個人的世界觀也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從民主主義轉變為馬克思主義（像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那樣），但是，社會的改造，不管是政治製度、社會結構等，還是全體人民思想習俗，從封建主義變為共產主義，是絕對不能在幾天、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內可以完成的。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陳獨秀思想中的價值、尷尬與無奈。一方麵，他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較快地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並擔任了共產黨的領袖；另一方麵，他又必須「尊重客觀規律」，「不要急」，還是先要統一思想，特別是先進分子要統一思想，就是如包惠僧說的：「陳獨秀主張各種思想爭鳴，自由發展，信仰自由，讓各種思想都暴露出來，由人民群眾評論誰是誰非。」[11]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尖銳而棘手的問題。因為自從外國殖民者侵入中國以後，他們見中國太大，又因中國人民的堅決反抗，難以實行直接的殖民統治，隻得尋找中國內部的代理人，而且由於多個帝國主義國家入侵，每個帝國主義國家操縱的代理人也不同。於是，一切革命黨派和其他政治派別，在進行爭鬥時，總尋找對方與某個帝國主義的聯繫，指責對方拿某個列強的錢，是「賣國賊」、「走狗」等，激發民憤，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置政敵於被動。這個反帝反軍閥的法寶，陳獨秀當然是常用的，也知道它的厲害。所以，他在建立共產黨後，對與蘇俄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自然就十分敏感。當時他還分不清西方「殖民主義」與蘇俄宣揚的「國際主義」（實為「紅色殖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大國，很難實行所謂「潔身自好」政策。
正是這樣的心態，決定了他一開始領導共產黨的工作就具有「慢慢來」的思想，與俄共和共產國際使蘇維埃政權迅速擺脫孤立無援狀態的「急迫」心態格格不入，這裏就埋下了日後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與俄共、共產國際無窮矛盾與衝突的基因：一邊是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利益，一邊是立足於蘇俄的民族利益；一邊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要慢慢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邊是根據蘇俄的要求快快幹，恨不得一個早上就使中國革命成功，建立起一個與蘇俄友好甚至結盟的國家。
所以，陳獨秀對包惠僧說：「國際代表（指維經斯基——引者）走了，上海難道就沒有事情做了？李漢俊急什麽，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
這是陳獨秀對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思想，對困難看得多一點，把時間想得長一點，對革命形勢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工人與農民——的力量和覺悟估計得實際一點。
但是，這種思想，在革命激盪的年代很難被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的主流派思潮所認同。
但是，平心靜氣考察英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的歷史，看看俄國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的歷史，再看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不能不承認陳獨秀的這個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在歐洲和俄國，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走出來時，無論從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到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取得勝利，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到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再到十月革命的勝利，都經過了幾百年的很長的過程；再要到共產主義的實現，更不知還要經過多少個世紀。陳獨秀當時說「可能要一百年上下」，已經是極而言之，但還是估計不足。
如追隨陳獨秀半輩子革命的鄭超麟在陳獨秀逝世時寫的悼文所述：單從西方民主主義思想啟蒙與革命運動、社會變革的規律來看，典型的法國大革命，先是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思想家批判封建主義、提倡民主主義的啟蒙運動，以提高國民的覺悟，半個世紀以後，才有18世紀末葉的法國大革命。馬克思主義在空想社會主義傳播半個世紀以後的19世紀中葉產生，又過約半個世紀，到20世紀初的1917年才發生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說，在歐洲，從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政黨指導下的革命運動，花了約150年的時間。[10]
而在中國，從1915～1919年的啟蒙運動到1920～1921年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隻有五六年的時間。除了少數人如李大釗、陳獨秀比較熟悉並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外，絕大多數先進分子還在別的各種錯誤思想中徘徊，更不要說廣大人民群眾了。這說明，中國要在幾年時間裏走完西方150年所經歷的思想、革命、社會變遷歷程，必然會遇到許多西方和俄國沒有遇到過的問題。這是對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嚴峻的考驗。
然而，也正是因為中國當時所處世界的動盪和新思潮的傳播，才使中國先進分子產生種種錯覺，以為既然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製度已經過時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已經來臨，那麽中國就可以不必走西方已經走過的幾百年彎路，而是可以直接走上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實行共產主義。殊不知，先進的思潮可以很快傳到中國，個人的世界觀也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從民主主義轉變為馬克思主義（像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那樣），但是，社會的改造，不管是政治製度、社會結構等，還是全體人民思想習俗，從封建主義變為共產主義，是絕對不能在幾天、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內可以完成的。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陳獨秀思想中的價值、尷尬與無奈。一方麵，他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較快地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並擔任了共產黨的領袖；另一方麵，他又必須「尊重客觀規律」，「不要急」，還是先要統一思想，特別是先進分子要統一思想，就是如包惠僧說的：「陳獨秀主張各種思想爭鳴，自由發展，信仰自由，讓各種思想都暴露出來，由人民群眾評論誰是誰非。」[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