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所說的「伊爾庫茨克局」就是從中國回去後任書記的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說明在1920年幫助中共建立後，「在北京的俄國人」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發展取消極態度。所以，馬林說：「從伊爾庫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關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情報。從他們那裏我了解到中共與工人階級的聯繫很少。中共隻有幾個分散的小組，到那時為止，真正的組織工作沒有做多少。」「維經斯基同誌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誌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這個小組劃分為7～8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50～60人。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誌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辦。」[6]
所以，傳統觀點說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中國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這裏順便說一下傳統黨史中關於「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1920年6月上海成立的黨組織，開始稱「社會黨」，11月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和出版《共產黨》機關報以後，就正式定為「共產黨」。現在，從公布的共產國際關於幫助中國建黨的原始檔案和中國參加者（包括陳獨秀）的回憶文章看，都把一大前成立的組織稱為「共產黨」，各地組織稱為「共產黨小組」或「共產黨支部」。雖然不太統一，但都有「共產黨」之稱。隻有馬林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在提到香港海員罷工時，說了「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但是，1936年7月，一大代表陳潭秋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在《共產國際》月刊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把一大前成立的黨的地方組織統稱為「共產主義小組」。從此，中國學術界就把這種說法統一沿用下來，以表明一大前沒有成立黨組織，把一大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唯一標誌。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為建50周年獻禮推出《中國共產黨上海史》，恢復歷史的本來麵目，不再沿用「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肯定。
從馬林提出這個「共產主義小組」或「在陳獨秀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時的思想情緒來看，他明顯是要貶低一大前的黨組織。他不懂得任何新生事物在產生時，都是不完善的。當時，從表麵上看，1920年維經斯基回國後，上海共產黨的活動處於停頓狀態，實際上正如上述，維經斯基走後，上海及各地黨組織還是積極主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從組織狀況來說，處在深入進行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討論、教育、宣傳和各地組織的籌建、完善、整頓階段，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革命運動。馬林因此而貶低一大前的共產黨，不願意視其為政黨，隻視為「小組」，顯然是一種偏見。
其實，關於中國革命，從上述1922年7月11日馬林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分析，共產國際給他的任務是研究調查，而不是成立中國共產黨。他說：「我奉命赴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這個任務與1920年維經斯基的任務完全相同，而且維經斯基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但是，到1921年，情況好像又重新來過，1920年在上海建立的以維連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等都沒有了，隻剩下「陳獨秀同誌領導下的共產黨小組」。這說明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混亂。
有人分析說，認識到來中國是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是尼柯爾斯基。此人早於馬林到上海，過去都說他是受赤色職工國際派遣來華的代表，但荷蘭保存的馬林檔案和蘇聯有關的檔案表明，他是遠東書記處的代表，「是受維經斯基的派遣來華工作的，其任務之一就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統一組織」。建立「統一組織」，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共成立於1921年，而不是否定1920年的建黨工作，這個說法似乎更接近於歷史事實。而且尼是主角，馬林處於「幫助」地位。所以，馬林「並沒有十分看重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件事」，「實際上，遠東書記處給他（指尼柯爾斯基——引者）的指令是必須參加中國共產黨所有會議，而馬林隻是局限於幫助他執行遠東書記處的任務」。[7]
這也符合馬林在第二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的說法：「實際上我隻是名義上參加了書記處。我從未收到過伊爾庫茨克的任何文件。」他甚至明確說：「我和尼柯爾斯基同誌在上海期間，我隻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8]這再次證明馬林並不負有到中國來成立共產黨的使命。可是中國大陸學者總是特別強調馬林是來幫助建立中共的，極少提到尼柯爾斯基。
因此，當時的俄共中央、共產國際、馬林、陳獨秀、李大釗等，都不重視一大建黨這件事，陳、李甚至不參加，就很自然了。
從陳獨秀自身思想來考察，還有更深的原因。這位一貫把提高國民性、思想啟蒙、喚起民眾放在首位，然後才能有統一的有效革命行動的思想家、革命家，這時還是把思想建黨——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各地的共產黨組織成員——放在第一位，特別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想占相當優勢的情況下，他不急於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更不急於發動革命運動。因此，他對於一大前後上海方麵遵照共產國際代表的要求，先是再三催促他參加一大，隨後又催他趕快到上海主持黨中央工作，很不滿意。
所以，傳統觀點說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中國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這裏順便說一下傳統黨史中關於「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1920年6月上海成立的黨組織，開始稱「社會黨」，11月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和出版《共產黨》機關報以後，就正式定為「共產黨」。現在，從公布的共產國際關於幫助中國建黨的原始檔案和中國參加者（包括陳獨秀）的回憶文章看，都把一大前成立的組織稱為「共產黨」，各地組織稱為「共產黨小組」或「共產黨支部」。雖然不太統一，但都有「共產黨」之稱。隻有馬林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在提到香港海員罷工時，說了「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但是，1936年7月，一大代表陳潭秋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在《共產國際》月刊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把一大前成立的黨的地方組織統稱為「共產主義小組」。從此，中國學術界就把這種說法統一沿用下來，以表明一大前沒有成立黨組織，把一大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唯一標誌。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為建50周年獻禮推出《中國共產黨上海史》，恢復歷史的本來麵目，不再沿用「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肯定。
從馬林提出這個「共產主義小組」或「在陳獨秀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時的思想情緒來看，他明顯是要貶低一大前的黨組織。他不懂得任何新生事物在產生時，都是不完善的。當時，從表麵上看，1920年維經斯基回國後，上海共產黨的活動處於停頓狀態，實際上正如上述，維經斯基走後，上海及各地黨組織還是積極主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從組織狀況來說，處在深入進行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討論、教育、宣傳和各地組織的籌建、完善、整頓階段，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革命運動。馬林因此而貶低一大前的共產黨，不願意視其為政黨，隻視為「小組」，顯然是一種偏見。
其實，關於中國革命，從上述1922年7月11日馬林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分析，共產國際給他的任務是研究調查，而不是成立中國共產黨。他說：「我奉命赴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這個任務與1920年維經斯基的任務完全相同，而且維經斯基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但是，到1921年，情況好像又重新來過，1920年在上海建立的以維連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等都沒有了，隻剩下「陳獨秀同誌領導下的共產黨小組」。這說明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混亂。
有人分析說，認識到來中國是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是尼柯爾斯基。此人早於馬林到上海，過去都說他是受赤色職工國際派遣來華的代表，但荷蘭保存的馬林檔案和蘇聯有關的檔案表明，他是遠東書記處的代表，「是受維經斯基的派遣來華工作的，其任務之一就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統一組織」。建立「統一組織」，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共成立於1921年，而不是否定1920年的建黨工作，這個說法似乎更接近於歷史事實。而且尼是主角，馬林處於「幫助」地位。所以，馬林「並沒有十分看重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件事」，「實際上，遠東書記處給他（指尼柯爾斯基——引者）的指令是必須參加中國共產黨所有會議，而馬林隻是局限於幫助他執行遠東書記處的任務」。[7]
這也符合馬林在第二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的說法：「實際上我隻是名義上參加了書記處。我從未收到過伊爾庫茨克的任何文件。」他甚至明確說：「我和尼柯爾斯基同誌在上海期間，我隻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8]這再次證明馬林並不負有到中國來成立共產黨的使命。可是中國大陸學者總是特別強調馬林是來幫助建立中共的，極少提到尼柯爾斯基。
因此，當時的俄共中央、共產國際、馬林、陳獨秀、李大釗等，都不重視一大建黨這件事，陳、李甚至不參加，就很自然了。
從陳獨秀自身思想來考察，還有更深的原因。這位一貫把提高國民性、思想啟蒙、喚起民眾放在首位，然後才能有統一的有效革命行動的思想家、革命家，這時還是把思想建黨——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各地的共產黨組織成員——放在第一位，特別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想占相當優勢的情況下，他不急於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更不急於發動革命運動。因此，他對於一大前後上海方麵遵照共產國際代表的要求，先是再三催促他參加一大，隨後又催他趕快到上海主持黨中央工作，很不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