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陳獨秀1920年春節前脫離北洋政府警察的監視後，從廣州回到上海，由於廣州的反陳派大肆宣傳、造謠，誣衊陳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也引起了上海北洋當局的注意，於是上海密探也跟蹤起陳獨秀來。看到他與馬林相會，一位密探捕風捉影，竟然編出這樣的情報來：
廣州見陳獨秀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等詞句，故極端反對。全省人民請求陳炯明省長將其驅逐出境。陳不得已避居瓊島。彼處人民亦不容留。萬分無法，遂即潛行來滬與在申一般無聊政客既第一第二兩屆議員相周旋。恰有俄之過激黨徒古立脫甫（即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引者）來至上海，正擬傳播該項主義無人與其接洽之際，陳獨秀遂往見焉，自稱為中國過激黨首領。古立脫甫歡迎之極，接洽妥協立撥巨款交陳，請其酌派相當之人分赴各省積極煽惑一般勞動界為入手，然後漸及軍人，以蒙俄攻至張家口，北京必致動搖，屆時彼輩為全體一致起事之期。[20]
可以說，這個密探的想像力相當的豐富。
於是，10月4日，陳獨秀在家中被捕，同時被捕的有妻子高君曼，黨員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並搜出《新青年》、《共產黨》、《勞動界》等刊物。在捕房登記時，陳獨秀用假名「王坦甫」，以為掩護。但是，隨後去陳家拜訪的國民黨名人褚輔成（北京眾議院副議長、上海法學院院長）、邵力子被蹲守在那裏的暗探逮捕，帶到捕房，褚一見陳獨秀就拉著他的手說：「仲甫，怎麽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帶到這兒來了！」於是，陳獨秀的身份暴露。褚、邵二人弄清身份後放了。陳獨秀即囑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說出共產黨的實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爭取陳一人在獄，其餘人先行獲釋。因為，被捕前陳曾接到馬林一封長信談及中共工作，他怕此信落到巡捕手中，可能要判他七八年徒刑。第二天審問時，法庭企圖追查共產黨的關係，認為其餘人是陳獨秀的黨徒。陳獨秀據理力爭，說他們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婦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負責，與客人無關。
陳獨秀被捕後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登記
陳被捕一事在報紙上披露後，全國又掀起營救浪潮，但起關鍵作用的卻是馬林。因案子發生在法租界，馬林立即利用西方法製，花很多錢聘請著名律師巴和出庭辯護，又找鋪保保釋，並打通會審公所的各個關節。26日，法國副領事宣判：「搜獲書籍雖多，尚無激烈言論。」唯查出《新青年》因有「過激」文字，判罰一百元了案。[21]
若如張國燾所說，馬林本來可以乘此機會除掉與他不合作的陳獨秀，扶持張國燾為中共領袖的。但馬林卻如此大力營救陳獨秀，可能是因為陳獨秀是被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十分看重的人，馬林是不能憑個人好惡棄之不顧或不予救助的。
由於在這次營救中，馬林出了大力，加之陳獨秀本是一個重感情、重實際的人，從開展黨的工作的實際出發，他與馬林和解了。二人「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解決」。從此，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已收到「國際協款」16655元，中共自行募捐隻1000元，半年中全部支出，主要用於工人運動和印刷宣傳）。
陳獨秀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馬林也做了妥協，收斂了自己傲慢的態度，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他隻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
兩天後，陳獨秀對包惠僧說：「派你到武漢去工作，負黨的責任兼任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支部主任。今後黨不開支經費，隻由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赤色職工國際的經濟支援。你的生活費由勞動組合書記部開支，你今後不要教書或當記者，做一個職業革命者好了。」[22]
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後，當然是一個「職業革命者」，但他不需拿共產國際的錢。一是他由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聯繫，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名譽編輯，工作雖然不能做太多，但可以支取一點生活費。二是他經常發表文章和演講，有稿費。三是他還不斷有著作出版，1919年，群益書社出版了他的《漢譯英文選》，亞東圖書館出版了他著的《模範英文教科書》的第一、二冊。1922年，亞東又出版了他的《獨秀文存》，主要是他在《新青年》上文章的彙編。此書十分暢銷，出版後兩個月內就售出6000冊。那時的版稅高，此書的版費，竟然補貼了陳獨秀此後大半生及其一家人的生活費。
陳獨秀排除了以上幹擾，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中，首先是建立中共的全國組織。由於馬林已在10月下旬離開上海去南方，上述中共中央第一個《通告》可以視為中共中央獨立做出的。它文字簡練，布置各區委以下工作任務：
（一）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早在本年內至遲亦須於明年七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誌三十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
（二）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七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
（三）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其餘的工會也須有切實的聯絡；在明年大會上，各區代表關於該區勞動狀況，必須有統計的報告。
廣州見陳獨秀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等詞句，故極端反對。全省人民請求陳炯明省長將其驅逐出境。陳不得已避居瓊島。彼處人民亦不容留。萬分無法，遂即潛行來滬與在申一般無聊政客既第一第二兩屆議員相周旋。恰有俄之過激黨徒古立脫甫（即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引者）來至上海，正擬傳播該項主義無人與其接洽之際，陳獨秀遂往見焉，自稱為中國過激黨首領。古立脫甫歡迎之極，接洽妥協立撥巨款交陳，請其酌派相當之人分赴各省積極煽惑一般勞動界為入手，然後漸及軍人，以蒙俄攻至張家口，北京必致動搖，屆時彼輩為全體一致起事之期。[20]
可以說，這個密探的想像力相當的豐富。
於是，10月4日，陳獨秀在家中被捕，同時被捕的有妻子高君曼，黨員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並搜出《新青年》、《共產黨》、《勞動界》等刊物。在捕房登記時，陳獨秀用假名「王坦甫」，以為掩護。但是，隨後去陳家拜訪的國民黨名人褚輔成（北京眾議院副議長、上海法學院院長）、邵力子被蹲守在那裏的暗探逮捕，帶到捕房，褚一見陳獨秀就拉著他的手說：「仲甫，怎麽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帶到這兒來了！」於是，陳獨秀的身份暴露。褚、邵二人弄清身份後放了。陳獨秀即囑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說出共產黨的實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爭取陳一人在獄，其餘人先行獲釋。因為，被捕前陳曾接到馬林一封長信談及中共工作，他怕此信落到巡捕手中，可能要判他七八年徒刑。第二天審問時，法庭企圖追查共產黨的關係，認為其餘人是陳獨秀的黨徒。陳獨秀據理力爭，說他們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婦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負責，與客人無關。
陳獨秀被捕後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登記
陳被捕一事在報紙上披露後，全國又掀起營救浪潮，但起關鍵作用的卻是馬林。因案子發生在法租界，馬林立即利用西方法製，花很多錢聘請著名律師巴和出庭辯護，又找鋪保保釋，並打通會審公所的各個關節。26日，法國副領事宣判：「搜獲書籍雖多，尚無激烈言論。」唯查出《新青年》因有「過激」文字，判罰一百元了案。[21]
若如張國燾所說，馬林本來可以乘此機會除掉與他不合作的陳獨秀，扶持張國燾為中共領袖的。但馬林卻如此大力營救陳獨秀，可能是因為陳獨秀是被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十分看重的人，馬林是不能憑個人好惡棄之不顧或不予救助的。
由於在這次營救中，馬林出了大力，加之陳獨秀本是一個重感情、重實際的人，從開展黨的工作的實際出發，他與馬林和解了。二人「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解決」。從此，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已收到「國際協款」16655元，中共自行募捐隻1000元，半年中全部支出，主要用於工人運動和印刷宣傳）。
陳獨秀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馬林也做了妥協，收斂了自己傲慢的態度，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他隻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
兩天後，陳獨秀對包惠僧說：「派你到武漢去工作，負黨的責任兼任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支部主任。今後黨不開支經費，隻由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赤色職工國際的經濟支援。你的生活費由勞動組合書記部開支，你今後不要教書或當記者，做一個職業革命者好了。」[22]
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後，當然是一個「職業革命者」，但他不需拿共產國際的錢。一是他由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聯繫，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名譽編輯，工作雖然不能做太多，但可以支取一點生活費。二是他經常發表文章和演講，有稿費。三是他還不斷有著作出版，1919年，群益書社出版了他的《漢譯英文選》，亞東圖書館出版了他著的《模範英文教科書》的第一、二冊。1922年，亞東又出版了他的《獨秀文存》，主要是他在《新青年》上文章的彙編。此書十分暢銷，出版後兩個月內就售出6000冊。那時的版稅高，此書的版費，竟然補貼了陳獨秀此後大半生及其一家人的生活費。
陳獨秀排除了以上幹擾，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中，首先是建立中共的全國組織。由於馬林已在10月下旬離開上海去南方，上述中共中央第一個《通告》可以視為中共中央獨立做出的。它文字簡練，布置各區委以下工作任務：
（一）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早在本年內至遲亦須於明年七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誌三十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
（二）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七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
（三）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其餘的工會也須有切實的聯絡；在明年大會上，各區代表關於該區勞動狀況，必須有統計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