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陳獨秀感到，「若留戀不去，擁此虛名，不獨無以對粵人，且無以對自己，故頓萌退誌」。但是，陳炯明還想挽留他，5月中旬，陳炯明甚至「親到慰勉，說明經費延撥等之原因，表示自己興學之決心，聲明無論經費如何困難，總之對於已批準之預算案，刻日飭廳撥交」，以開辦編譯局、宣講所、第一師範，籌備西南大學等。[195]於是，陳獨秀又勉強在廣東待了三個月。
國民黨內有些人見陳炯明如此倚重陳獨秀，頗有醋意。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總編葉楚傖一直把廣東教育發展的成績，歸功於汪精衛（廣東教育會會長）、胡漢民（孫中山大總統府總參議）和廣州市教育局長許崇清。7月28日，他在《民國日報》頭條發表重要言論——《告反對陳獨秀的旅滬粵人》，一麵為陳獨秀闢謠，一麵卻說：「陳獨秀在廣東，是教育行政委員會裏的一個委員；他所做的事，是全體委員所決定要做的事。平心而論，廣東教育無論發展到怎樣，不應歸功於陳獨秀一人。因為這是陳省長和教育行政委員會及一般熱心教育家合做出來的成績，不許陳獨秀據為己有的。」「陳獨秀不配做偶像。」
陳獨秀清楚，葉楚傖的文章並非是他一個人的態度，而代表了國民黨多數政要的觀點。對此，陳獨秀就難以容忍了，恰巧這時上海中共「一大」選舉他為中央局書記，連電催促他回滬主持全黨工作。於是，8月17日，他致電在廣西前線討伐桂係軍閥陸榮廷的陳炯明，堅決請辭。奇怪的是陳炯明還是不放，而且誠意感人，24日復電：「仍望以教育為重。當鳳獨立。我做我事。不萌退誌為要。至於一切障礙，我當能為委員會掃除之」，並在其辭呈上批示：「該委員長貞固有為，鳳深倚重，所請辭職，應毋議雲。」[196]要不是第二年陳炯明背叛孫中山，人們會以為陳炯明對陳獨秀多麽情深，實際上，陳炯明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與孫中山國民黨正統派的較量中，利用一下陳獨秀以及他在廣東的力量。顯然他當時不知道陳獨秀已是共產黨的領袖。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對陳獨秀是一廂情願，不知道有更重大的事業需要陳獨秀去奮鬥。
陳獨秀終於在1921年9月11日不待陳炯明批準，請假離粵。他在廣東進行的教育改革事業自然也就隨著他的離去而停止，但他在當地留下的變革精神和培養的革命種子，在以後的革命運動和社會發展中，將會發生深遠的影響。
對於陳獨秀來說，雖然在半生革命奮鬥中，又遭到一次挫折，但他沒有消極，反而悟出更加深刻的道理。在月1921年7月、8月間，改革事業最困難的時候，他接連發表文章，認為：「歷史上一切製度的變化是隨著經濟製度的變化麵變化的」；「我們改造社會，應當首先從改造經濟製度入手。……創造歷史之最有效根本的方法，即經濟製度的革命」。[197]又說：「政黨是政治的母親，政治是政黨的產兒；我們與其大聲疾呼：『政黨政治』，不如大聲疾呼：『改造政黨』！」[198]
在闡述這些觀點時，他還明確說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他要從經濟和政治製度入手，根本上改造中國的社會。所以，對於如廣東教育改革這樣的事業的失敗，他是有思想準備的。現在，終於可以擺脫那些無聊的謠言困擾，從事那更重大的事業了。
* * *
[1] 《胡適手稿》第9卷（下）卷3，台北：胡適紀念館，1970，第545～550頁。
[2] 《道德之概念及其學說之派別》，《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
[3] 《新青年》第7卷第3號，1920年2月1日。
[4] 《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5] 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未刊手稿，在1945年後為鄭超麟寫「陳獨秀傳」而寫，所以在1952年12月23日夜鄭被捕時，此稿亦被抄沒，現藏中央檔案館；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第16頁。
[6] 《新青年》第7卷第2號；《民國日報》1920年3月25日。
[7] 本序言是標誌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轉變的一篇重要文獻，但被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視為修正主義，因此無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選集均不選入。這裏的引文摘自〔法〕讓-馬雷、阿蘭·烏魯合著的《社會黨史——從烏托邦到今天》，商務印書館，1999，第44～45頁。
[8] 《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
[9] 《褚葆衡來信與答書》，《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
[10] 陳獨秀：《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第1頁。
[11] 各國學者因此事一直懷疑列寧在二月革命後從德國秘密回到俄國策劃十月革命是德國當局派遣的，列寧是「德奸」。此說似有道理，但可能這是極端秘密的策劃，證據確難以服人，成了一大世界之謎。
[12] 兩篇演說均發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8年，第438、436頁。
[13] 陳獨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9年，第449頁。
[14]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
[15] 陳獨秀：《中國革命黨應該實習的功課》，《星期評論》第31號，1920年1月3日。
[16] 陳獨秀：《過激派與世界和平》，《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國民黨內有些人見陳炯明如此倚重陳獨秀，頗有醋意。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總編葉楚傖一直把廣東教育發展的成績，歸功於汪精衛（廣東教育會會長）、胡漢民（孫中山大總統府總參議）和廣州市教育局長許崇清。7月28日，他在《民國日報》頭條發表重要言論——《告反對陳獨秀的旅滬粵人》，一麵為陳獨秀闢謠，一麵卻說：「陳獨秀在廣東，是教育行政委員會裏的一個委員；他所做的事，是全體委員所決定要做的事。平心而論，廣東教育無論發展到怎樣，不應歸功於陳獨秀一人。因為這是陳省長和教育行政委員會及一般熱心教育家合做出來的成績，不許陳獨秀據為己有的。」「陳獨秀不配做偶像。」
陳獨秀清楚，葉楚傖的文章並非是他一個人的態度，而代表了國民黨多數政要的觀點。對此，陳獨秀就難以容忍了，恰巧這時上海中共「一大」選舉他為中央局書記，連電催促他回滬主持全黨工作。於是，8月17日，他致電在廣西前線討伐桂係軍閥陸榮廷的陳炯明，堅決請辭。奇怪的是陳炯明還是不放，而且誠意感人，24日復電：「仍望以教育為重。當鳳獨立。我做我事。不萌退誌為要。至於一切障礙，我當能為委員會掃除之」，並在其辭呈上批示：「該委員長貞固有為，鳳深倚重，所請辭職，應毋議雲。」[196]要不是第二年陳炯明背叛孫中山，人們會以為陳炯明對陳獨秀多麽情深，實際上，陳炯明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與孫中山國民黨正統派的較量中，利用一下陳獨秀以及他在廣東的力量。顯然他當時不知道陳獨秀已是共產黨的領袖。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對陳獨秀是一廂情願，不知道有更重大的事業需要陳獨秀去奮鬥。
陳獨秀終於在1921年9月11日不待陳炯明批準，請假離粵。他在廣東進行的教育改革事業自然也就隨著他的離去而停止，但他在當地留下的變革精神和培養的革命種子，在以後的革命運動和社會發展中，將會發生深遠的影響。
對於陳獨秀來說，雖然在半生革命奮鬥中，又遭到一次挫折，但他沒有消極，反而悟出更加深刻的道理。在月1921年7月、8月間，改革事業最困難的時候，他接連發表文章，認為：「歷史上一切製度的變化是隨著經濟製度的變化麵變化的」；「我們改造社會，應當首先從改造經濟製度入手。……創造歷史之最有效根本的方法，即經濟製度的革命」。[197]又說：「政黨是政治的母親，政治是政黨的產兒；我們與其大聲疾呼：『政黨政治』，不如大聲疾呼：『改造政黨』！」[198]
在闡述這些觀點時，他還明確說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他要從經濟和政治製度入手，根本上改造中國的社會。所以，對於如廣東教育改革這樣的事業的失敗，他是有思想準備的。現在，終於可以擺脫那些無聊的謠言困擾，從事那更重大的事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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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適手稿》第9卷（下）卷3，台北：胡適紀念館，1970，第545～550頁。
[2] 《道德之概念及其學說之派別》，《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
[3] 《新青年》第7卷第3號，1920年2月1日。
[4] 《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5] 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未刊手稿，在1945年後為鄭超麟寫「陳獨秀傳」而寫，所以在1952年12月23日夜鄭被捕時，此稿亦被抄沒，現藏中央檔案館；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第16頁。
[6] 《新青年》第7卷第2號；《民國日報》1920年3月25日。
[7] 本序言是標誌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轉變的一篇重要文獻，但被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視為修正主義，因此無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選集均不選入。這裏的引文摘自〔法〕讓-馬雷、阿蘭·烏魯合著的《社會黨史——從烏托邦到今天》，商務印書館，1999，第44～45頁。
[8] 《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1915年9月15日。
[9] 《褚葆衡來信與答書》，《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
[10] 陳獨秀：《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第1頁。
[11] 各國學者因此事一直懷疑列寧在二月革命後從德國秘密回到俄國策劃十月革命是德國當局派遣的，列寧是「德奸」。此說似有道理，但可能這是極端秘密的策劃，證據確難以服人，成了一大世界之謎。
[12] 兩篇演說均發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1918年，第438、436頁。
[13] 陳獨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9年，第449頁。
[14]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
[15] 陳獨秀：《中國革命黨應該實習的功課》，《星期評論》第31號，1920年1月3日。
[16] 陳獨秀：《過激派與世界和平》，《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