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從上述陳獨秀在廣東進行的教育改革實踐看，他比較注重中國教育的實際，不是盲目照搬西方；同時又實行社會教育，即不是單純的學校教育，而是重視一切教育機構和工具（這是與他自己自學成才的經歷分不開的），並使社會各階層都能受到教育，使社會多數人特別是下層勞動民眾受教育，而不是隻為少數人服務。——所有這些，都使歷來被少數人壟斷、隻為少數人服務的貴族式傳統教育觀念，受到猛烈的衝擊，從而在廣東掀起一層層波瀾。
陳獨秀是一個天生而執著的社會變革家，是一個永遠的革命者，因此他到那裏就在那裏引發「地震」，在安徽是如此，在北京是如此，這時到廣東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在廣州的住所取名為「看雲樓」。其實，他不隻是觀看風雲，而是倒海翻江自攪風雲。
可是，一是陳獨秀重建廣東共產黨和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二是這些措施觸動到廣泛階層的利益，於是，很快就遭到保守派及極左勢力的強烈反對。當時一篇文章指出：「現在廣東的空氣，都充滿著反對陳獨秀的聲音。反對陳獨秀大概有八派：一、省議會；二、教育界的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資本家；五、孔教徒；六、一般守舊派；七、基督教徒；八、少數自號無政府黨者。」[186]1921年3月中，他們首先策動廣東省高等師範學校舊派教職員反對省長關於該校由國立改為省立的決定。他們集矢於陳獨秀一人，呈文省長：若任令陳獨秀「操縱廣東教育之權，廣東教育前途，必不堪問……如不收回成命，必全體辭職」。[187]同時，他們還挑動廣東高師的學生反對陳獨秀，在省議會中提出驅陳議案，誣指他主張「討父」，「仇孝」，「公妻」，「婦女國有」，甚至「百善淫為首，萬惡孝為先」。國民黨內反對孫中山的政學係更是猖狂，竟在其上海的機關報《中華新報》上公開造謠，攻擊陳提倡「廢德仇孝」、「禽獸學說」。溫宗堯氏所操縱的廣肇公所甚至以同樣的論調致電政府當局，對陳採取措施。北京《晨報》記者石龍因在廣東謀取第二小學校長被陳獨秀「嚴詞拒絕」，也與夏重民等造謠說陳計劃改組編輯部，收取《晨報》社，「歸陳獨秀個人主持」。[188]
所有這些，正如當時《廣東群報》上一篇文章指出的，廣東高師、省議會、上海《中華新報》、廣肇公所、北京《晨報》、無政府黨和政學會所掀起的四次攻擊陳獨秀的「聯合運動」，所放出的謠言原本是「北京頑固派故意造出來攻擊北京大學的謠言」和「英日兩國的頑固派故意造出來攻擊俄國勞農政府的謠言」。[189]足見陳獨秀在廣東的作為及其深遠影響，遠遠超出了教育的範圍，而是一場社會的革命。
對此，陳獨秀和袁振英、陳公博等人，利用《廣東群報》、上海《民國日報》等陣地，進行了堅決的回擊。陳獨秀發表《闢謠——告政學會諸人》，在指出謠言的無稽之談後，奉勸政學會「不必如此倒行逆施」，應取「磊落光明的態度」。[190]袁振英和陳公博的聲明和文章，也揭露謠言製造者的醜惡用心。《民國日報》鄭重發表《廣州特約通信——辟誣衊陳獨秀主張討父公妻的謠言》，指出了這些謠言的來龍去脈。文末附記者訪問（陳獨秀）記。陳獨秀對「討父」、「公妻」謠言覺得「又好氣，又好笑」，認為「稍有常識的人，必不相信」。[191]
謠言腳短，本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當時的廣東社會畢竟還是反動和保守勢力占優勢的社會，決不允許陳獨秀的活動繼續發展下去，所以，他們掀起了這一個從封建頑固派到極左的無政府派聯合起來的反陳運動，一時鬧得十分囂張，以致一直支持陳獨秀的陳炯明也動搖起來。在一次宴會上，他問陳獨秀：「外間傳聞你組織什麽『討父團』，真有此事嗎？」陳獨秀則正正經經地回答：「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192]陳獨秀後來講到他說這幾句話後的當場氣氛是：「當時在座的人們，有的聽了我的話，嗬嗬大笑，有的睜大著眼睛看著我，仿佛不明白我說些什麽，或者因為言語不通，或者以為答非所問。」
其實，陳獨秀是話外有音，指出在「睜大著眼睛看著」他的人中，多數是那些製造謠言卻未見陳受中傷、依然故我而生氣的人。陳獨秀為此還特意在《新青年》上發表一篇「隨感錄」，表示自己的心態：「社會的進步或救出社會的危險，都需要有大膽反抗輿論的人，因為盲目的輿論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時中國的社會裏，正缺乏有公然大膽反抗輿論勇氣的人！」[193]他還拿出前年對付反對《新青年》惡勢力的大無畏精神表示說：「我因為說實話，惹了幾個精神病患者大驚小怪。」「在這種邪惡的社會裏，要想處處事事拿出良心來說實話辦實事，也都非有以生命來換的精神不可。」[194]
於是，實際的壓迫終降臨到陳的頭上。他的教育改革的實施開始遇到障礙，原來保證的權力和經費經常受到侵犯。例如，5月中旬，廉州中學校長辭職，本來應由教育委員長陳獨秀任命新校長，但欽廉善後處擅自決定由某人接任，越過陳獨秀而得到省署的同意。又如，為了籌辦大學預科，陳獨秀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都未去參加，但預算出來，校址擇定，經費卻遲遲不給。
陳獨秀是一個天生而執著的社會變革家，是一個永遠的革命者，因此他到那裏就在那裏引發「地震」，在安徽是如此，在北京是如此，這時到廣東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在廣州的住所取名為「看雲樓」。其實，他不隻是觀看風雲，而是倒海翻江自攪風雲。
可是，一是陳獨秀重建廣東共產黨和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二是這些措施觸動到廣泛階層的利益，於是，很快就遭到保守派及極左勢力的強烈反對。當時一篇文章指出：「現在廣東的空氣，都充滿著反對陳獨秀的聲音。反對陳獨秀大概有八派：一、省議會；二、教育界的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資本家；五、孔教徒；六、一般守舊派；七、基督教徒；八、少數自號無政府黨者。」[186]1921年3月中，他們首先策動廣東省高等師範學校舊派教職員反對省長關於該校由國立改為省立的決定。他們集矢於陳獨秀一人，呈文省長：若任令陳獨秀「操縱廣東教育之權，廣東教育前途，必不堪問……如不收回成命，必全體辭職」。[187]同時，他們還挑動廣東高師的學生反對陳獨秀，在省議會中提出驅陳議案，誣指他主張「討父」，「仇孝」，「公妻」，「婦女國有」，甚至「百善淫為首，萬惡孝為先」。國民黨內反對孫中山的政學係更是猖狂，竟在其上海的機關報《中華新報》上公開造謠，攻擊陳提倡「廢德仇孝」、「禽獸學說」。溫宗堯氏所操縱的廣肇公所甚至以同樣的論調致電政府當局，對陳採取措施。北京《晨報》記者石龍因在廣東謀取第二小學校長被陳獨秀「嚴詞拒絕」，也與夏重民等造謠說陳計劃改組編輯部，收取《晨報》社，「歸陳獨秀個人主持」。[188]
所有這些，正如當時《廣東群報》上一篇文章指出的，廣東高師、省議會、上海《中華新報》、廣肇公所、北京《晨報》、無政府黨和政學會所掀起的四次攻擊陳獨秀的「聯合運動」，所放出的謠言原本是「北京頑固派故意造出來攻擊北京大學的謠言」和「英日兩國的頑固派故意造出來攻擊俄國勞農政府的謠言」。[189]足見陳獨秀在廣東的作為及其深遠影響，遠遠超出了教育的範圍，而是一場社會的革命。
對此，陳獨秀和袁振英、陳公博等人，利用《廣東群報》、上海《民國日報》等陣地，進行了堅決的回擊。陳獨秀發表《闢謠——告政學會諸人》，在指出謠言的無稽之談後，奉勸政學會「不必如此倒行逆施」，應取「磊落光明的態度」。[190]袁振英和陳公博的聲明和文章，也揭露謠言製造者的醜惡用心。《民國日報》鄭重發表《廣州特約通信——辟誣衊陳獨秀主張討父公妻的謠言》，指出了這些謠言的來龍去脈。文末附記者訪問（陳獨秀）記。陳獨秀對「討父」、「公妻」謠言覺得「又好氣，又好笑」，認為「稍有常識的人，必不相信」。[191]
謠言腳短，本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當時的廣東社會畢竟還是反動和保守勢力占優勢的社會，決不允許陳獨秀的活動繼續發展下去，所以，他們掀起了這一個從封建頑固派到極左的無政府派聯合起來的反陳運動，一時鬧得十分囂張，以致一直支持陳獨秀的陳炯明也動搖起來。在一次宴會上，他問陳獨秀：「外間傳聞你組織什麽『討父團』，真有此事嗎？」陳獨秀則正正經經地回答：「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192]陳獨秀後來講到他說這幾句話後的當場氣氛是：「當時在座的人們，有的聽了我的話，嗬嗬大笑，有的睜大著眼睛看著我，仿佛不明白我說些什麽，或者因為言語不通，或者以為答非所問。」
其實，陳獨秀是話外有音，指出在「睜大著眼睛看著」他的人中，多數是那些製造謠言卻未見陳受中傷、依然故我而生氣的人。陳獨秀為此還特意在《新青年》上發表一篇「隨感錄」，表示自己的心態：「社會的進步或救出社會的危險，都需要有大膽反抗輿論的人，因為盲目的輿論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時中國的社會裏，正缺乏有公然大膽反抗輿論勇氣的人！」[193]他還拿出前年對付反對《新青年》惡勢力的大無畏精神表示說：「我因為說實話，惹了幾個精神病患者大驚小怪。」「在這種邪惡的社會裏，要想處處事事拿出良心來說實話辦實事，也都非有以生命來換的精神不可。」[194]
於是，實際的壓迫終降臨到陳的頭上。他的教育改革的實施開始遇到障礙，原來保證的權力和經費經常受到侵犯。例如，5月中旬，廉州中學校長辭職，本來應由教育委員長陳獨秀任命新校長，但欽廉善後處擅自決定由某人接任，越過陳獨秀而得到省署的同意。又如，為了籌辦大學預科，陳獨秀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都未去參加，但預算出來，校址擇定，經費卻遲遲不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