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胡適的思想方法也有缺點。他也隻是譴責一麵，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八國聯軍的暴行，沒有看到他譴責過「殘忍」和「慘酷」；對於李大釗、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他也沒有表示「容忍」。如今對於群眾的革命行動，他卻如此嚴厲譴責，大聲疾呼，可見他的立場是很鮮明的。這就加大了他與共產黨、與群眾運動的對立情緒。
以上種種，充分說明了陳獨秀與胡適之間矛盾衝突的性質和廣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盡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對立，友誼卻始終維持著。這表明他們都繼承了中國士大夫的一種傳統美德：思想分歧不影響個人情誼，諍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貴。例如：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陳獨秀兩次因《新青年》「過激」、「違禁」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時，胡適都積極奔走營救，請蔡元培和外長顧維鈞直接與法方交涉，並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視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災樂禍。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後，胡適雖是親國民黨的高層人士，還是參加了營救，為陳聘請辯護律師。陳坐牢後，胡經常去看望他，送物，送書，關心其生活，並為出版陳的文字學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為提前釋放陳獨秀，胡適也出了力。這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包括陳獨秀領導的托派）是你存我亡的敵我關係，陳還一直被視為「共黨首領」，被國民黨以萬金懸賞通緝，而胡適並不因黨派之見而落井下石。
陳獨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後，與陳望道不靠胡適辦《新青年》的情緒相反，陳仍向胡約稿。甚至1924年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出「反對泰戈爾專號」時，也請胡適寫一篇短文，胡適雖然表示怠慢，但有時也會應付一下，在《努力》創刊前，給了幾篇詩作和一篇《國語文法的研究》。後者分兩次連載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號的第一篇。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把這類稿子放在首位，可見陳為爭取胡之用心良苦。後來，陳還求胡為共產黨的骨幹張申府尋找工作，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務印書館推薦出版書籍等。1932年10月10日雙十節時，聞胡適外訪回國，他還致函胡適，拜託兩件事：一，求為李季翻譯馬氏巨著《資本論》籌措生活費，因為譯此書「所用時間必須很長，非有可靠生活費，無法擺脫別的譯稿而集中力量於此巨著」，並建議胡商之於「庚子賠款的翻譯機關」，稱讚說：「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馬氏經濟學知識以及任事頂真，在現時的中國，能勝任此工作者，無出其右。」；二，求胡適把他存於胡處的拚音文字草案，「希望商務（印書館）能早日付印，免得將原稿失去，且可了結兄等對商務的一種懸案；並且我還癡想在這樁事上弄幾文錢，可不必是實際的錢，而是想一部百衲本的二十四史」。然後寫了一句戲言：「兄回到野蠻而又不野蠻的祖國，一登陸便遇著我給你這兩個難題，使你更加不愉快，實在抱歉得很。」[166]
「野蠻而又不野蠻的祖國」，顯然是對胡適政治態度的調侃。胡適一方麵總是埋怨國民素質和學生運動「野蠻」，另一方麵又主張改良，反對革命推翻現政府，更反對「打倒帝國主義」，這等於說現政府和支持現政治的帝國主義是「不野蠻」的。可是，此信後第五天，陳獨秀本人即被帝國主義的租界巡捕房逮捕，並引渡給國民黨政府囚禁了。
陳被捕入獄後，又求胡適提供獄中研究用書和紙筆等，甚至再次要求胡幫助解決李季翻譯出版《資本論》，幫助出版他的《中國文字拚音草案》，並認為中國字「實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新製拚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至望先生（胡適——引者）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又勸胡從著不從政，[167]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陳獨秀還在南京獄中，胡適匆匆路過南京而未能去「奉看」。陳獨秀知道後十分生氣，致函汪原放表示要與胡適絕交：「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但又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係，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168]
這時的陳獨秀確實怪可憐的，有點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味道。但不久，陳又心血來潮，要做太平天國史研究，得知羅爾綱有一部書稿交亞東圖書館，陳借來閱後頗讚賞。因當時羅正從學胡適，他便要汪原放轉告胡適，要請羅到南京來談一談，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當一回事。胡適得知後笑對羅說：「仲甫是有政治偏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研究吧！」[169]胡適一直把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視為「政治偏見」，而且二人在改造中國上，至此還有革命與改良之別。這是胡反對陳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根本原因。
就這樣，二人這種奇特的友誼，一直維持到1942年陳獨秀逝世。
實際上，這種奇特的友誼，除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傳統的古道熱腸之外，也是20世紀20～40年代中國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是社會主義者與民主自由主義者在認識和改造世界問題上，世界觀與方法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現象的反映。在對待北洋和國民黨政府反動獨裁統治上，二者都有不滿而嚮往民主，這是相同的，但陳主張徹底革命，胡主張批評改良。在救亡問題上，二人都是愛國主義者，但陳先強調克服國民落後性，後強調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胡則停留在譴責國民落後性上，放過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自然，七七事變後，麵對祖國淪亡的危機，愛國主義又把二人聯繫起來。
以上種種，充分說明了陳獨秀與胡適之間矛盾衝突的性質和廣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盡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對立，友誼卻始終維持著。這表明他們都繼承了中國士大夫的一種傳統美德：思想分歧不影響個人情誼，諍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貴。例如：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陳獨秀兩次因《新青年》「過激」、「違禁」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時，胡適都積極奔走營救，請蔡元培和外長顧維鈞直接與法方交涉，並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視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災樂禍。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後，胡適雖是親國民黨的高層人士，還是參加了營救，為陳聘請辯護律師。陳坐牢後，胡經常去看望他，送物，送書，關心其生活，並為出版陳的文字學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為提前釋放陳獨秀，胡適也出了力。這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包括陳獨秀領導的托派）是你存我亡的敵我關係，陳還一直被視為「共黨首領」，被國民黨以萬金懸賞通緝，而胡適並不因黨派之見而落井下石。
陳獨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後，與陳望道不靠胡適辦《新青年》的情緒相反，陳仍向胡約稿。甚至1924年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出「反對泰戈爾專號」時，也請胡適寫一篇短文，胡適雖然表示怠慢，但有時也會應付一下，在《努力》創刊前，給了幾篇詩作和一篇《國語文法的研究》。後者分兩次連載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號的第一篇。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把這類稿子放在首位，可見陳為爭取胡之用心良苦。後來，陳還求胡為共產黨的骨幹張申府尋找工作，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務印書館推薦出版書籍等。1932年10月10日雙十節時，聞胡適外訪回國，他還致函胡適，拜託兩件事：一，求為李季翻譯馬氏巨著《資本論》籌措生活費，因為譯此書「所用時間必須很長，非有可靠生活費，無法擺脫別的譯稿而集中力量於此巨著」，並建議胡商之於「庚子賠款的翻譯機關」，稱讚說：「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馬氏經濟學知識以及任事頂真，在現時的中國，能勝任此工作者，無出其右。」；二，求胡適把他存於胡處的拚音文字草案，「希望商務（印書館）能早日付印，免得將原稿失去，且可了結兄等對商務的一種懸案；並且我還癡想在這樁事上弄幾文錢，可不必是實際的錢，而是想一部百衲本的二十四史」。然後寫了一句戲言：「兄回到野蠻而又不野蠻的祖國，一登陸便遇著我給你這兩個難題，使你更加不愉快，實在抱歉得很。」[166]
「野蠻而又不野蠻的祖國」，顯然是對胡適政治態度的調侃。胡適一方麵總是埋怨國民素質和學生運動「野蠻」，另一方麵又主張改良，反對革命推翻現政府，更反對「打倒帝國主義」，這等於說現政府和支持現政治的帝國主義是「不野蠻」的。可是，此信後第五天，陳獨秀本人即被帝國主義的租界巡捕房逮捕，並引渡給國民黨政府囚禁了。
陳被捕入獄後，又求胡適提供獄中研究用書和紙筆等，甚至再次要求胡幫助解決李季翻譯出版《資本論》，幫助出版他的《中國文字拚音草案》，並認為中國字「實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新製拚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至望先生（胡適——引者）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又勸胡從著不從政，[167]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陳獨秀還在南京獄中，胡適匆匆路過南京而未能去「奉看」。陳獨秀知道後十分生氣，致函汪原放表示要與胡適絕交：「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但又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係，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168]
這時的陳獨秀確實怪可憐的，有點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味道。但不久，陳又心血來潮，要做太平天國史研究，得知羅爾綱有一部書稿交亞東圖書館，陳借來閱後頗讚賞。因當時羅正從學胡適，他便要汪原放轉告胡適，要請羅到南京來談一談，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當一回事。胡適得知後笑對羅說：「仲甫是有政治偏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研究吧！」[169]胡適一直把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視為「政治偏見」，而且二人在改造中國上，至此還有革命與改良之別。這是胡反對陳研究太平天國史的根本原因。
就這樣，二人這種奇特的友誼，一直維持到1942年陳獨秀逝世。
實際上，這種奇特的友誼，除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傳統的古道熱腸之外，也是20世紀20～40年代中國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是社會主義者與民主自由主義者在認識和改造世界問題上，世界觀與方法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現象的反映。在對待北洋和國民黨政府反動獨裁統治上，二者都有不滿而嚮往民主，這是相同的，但陳主張徹底革命，胡主張批評改良。在救亡問題上，二人都是愛國主義者，但陳先強調克服國民落後性，後強調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胡則停留在譴責國民落後性上，放過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自然，七七事變後，麵對祖國淪亡的危機，愛國主義又把二人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