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以後，二人又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短兵相接。當時發生了以張君勱等人為一方與丁文江等人為另一方的這場論戰。前者宣揚盲目的「自由意誌」和孔孟的內心修養，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後者則鼓吹科學萬能，科學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但他們又認為人的感覺也是物質，即物質並非客觀存在，而是「覺官感觸的集合」。因此「科學派」實際上也是一種唯心論。胡適在為這場論戰的論文集寫序時，支持後者，並明確批判陳獨秀的唯物史觀，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隻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相信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
陳獨秀也為該論文集寫序，答覆胡適，指出：「唯物史觀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隻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麵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是「一元論」，而非「多元論」。然後指出：「適之果堅持物的原因外，當有心的原因……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勱必然大搖大擺的來向適之拱手道謝！」胡適則說：「仲甫的答書，近於強辯，末段竟是誣人，使我失望。」[158]
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領域深入到了世界觀。不僅如此，爭論之激烈時，有時還大失學者風度，發展到人身攻擊。
1924年9月，在紀念辛醜條約23周年時，陳獨秀曾撰文，改變過去徹底否定義和團的觀點，肯定其反帝的意義，「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壯的序幕」。[159]胡適立即攻擊說：「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大出力頌揚拳匪了！」「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我們隻好叫他訟棍的行為！」[160]——其實胡適攻擊和譏諷的恰恰是陳獨秀知錯必改、追求進步的精神。因為不管怎麽說，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性質是抹殺不了的。而胡適的矛頭所向，卻是借題發揮攻擊共產黨。
1925年，胡適參加祺瑞皖係政府的「善後會議」，被社會上譏笑為軍閥分贓的幫凶。北大一院的廁所牆上甚至有學生的咒罵，說其「賣身於段賊」，「擁戴段祺瑞為父」。陳獨秀聽到此事後，2月5日致函適之表示支持，但囑要「卓然自立」，一改前次反對蔡元培「不合作主義」的態度：「現在有出席善後會議資格的人，消極鳴高，自然比同流合汙者稍勝，然終以加入奮鬥為上乘（弟曾反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義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後會議，可嚐試一下，社會上頗有人反對，弟卻以兄出席為然。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兄在此會議席上，必須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國近代大著作家胡適的身份才好。」[161]但他對胡與章士釗合辦報紙、效力政府的傳說，卻竭力表示反對，言辭激昂。
胡適接信後，10日回信，責怪陳聽信關於他與章士釗合辦報紙之謠言。陳在23日接讀後，立即回復，表示「十分喜慰。前函措詞冒昧，特此謝罪。惟此次來函說『一時的不愉快』，此語雖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點逆耳的嫌疑罷，一笑」；「既無此事，我們真喜不可言」。並說《申報》、《新聞報》、《北京新聞》「譏你為段祺瑞的留聲機」，列在「準安福係」，「我們固然不能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適之兄！你的老朋友見了此等新聞，怎不難受！」信中又說：「我並不反對你參加善後會議，也不疑心你有什麽私利私圖，所以這些話都不必道及」；唯有些話需要再說一下：「你在會議中總要有幾次為國為人民說話，無論可行與否，終要嚐試一下，才能夠表示你參加會議的確和別人不同，隻準備『看出會議式的解決何以失敗的內幕』，還太不夠……」[162]
可見，陳獨秀對胡適，在政治上還是關心的。但是胡適卻認為自己已經成熟，在政治原則問題上，不需要陳瞎操心，而且認為二人根本上走的是兩條路，非但毋庸關照，而且要鬥爭到底。
於是，兩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輿論陣地進行論戰之外，有時相聚還當麵爭吵。例如對於中國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適始終不承認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隻怪中國人民愚昧落後。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家。陳獨秀知道後很高興。汪的侄兒汪原放回憶說：「這位總書記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麵，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著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著，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兒，也走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163]
這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又發生爭吵。《晨報》是有梁啓超研究係背景的報紙，當時站在安福派一邊，對學生在五卅運動中的「過激」行動有所批評。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師大及拖欠教師薪金問題，再次觸發學潮，數千民眾在天安門舉行遊行，要求段祺瑞下台。部分群眾遊行到宣武門，燒毀了《晨報》館。當時有人出來指責學生行動是「不守紀律、無意識、非真正民意」。陳獨秀又站在共產黨的「左」傾立場上為學生行動辯護，指出像五四時期學生火燒趙家樓那樣，不能這樣「抹殺」「北京市民運動」。[164]胡適即寫信批評陳的意見，主張：「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表示：「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上主張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同時又攻擊陳和共產黨：「主張一階級專製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165]
陳獨秀也為該論文集寫序，答覆胡適，指出：「唯物史觀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隻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麵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是「一元論」，而非「多元論」。然後指出：「適之果堅持物的原因外，當有心的原因……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勱必然大搖大擺的來向適之拱手道謝！」胡適則說：「仲甫的答書，近於強辯，末段竟是誣人，使我失望。」[158]
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領域深入到了世界觀。不僅如此，爭論之激烈時，有時還大失學者風度，發展到人身攻擊。
1924年9月，在紀念辛醜條約23周年時，陳獨秀曾撰文，改變過去徹底否定義和團的觀點，肯定其反帝的意義，「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壯的序幕」。[159]胡適立即攻擊說：「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大出力頌揚拳匪了！」「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我們隻好叫他訟棍的行為！」[160]——其實胡適攻擊和譏諷的恰恰是陳獨秀知錯必改、追求進步的精神。因為不管怎麽說，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性質是抹殺不了的。而胡適的矛頭所向，卻是借題發揮攻擊共產黨。
1925年，胡適參加祺瑞皖係政府的「善後會議」，被社會上譏笑為軍閥分贓的幫凶。北大一院的廁所牆上甚至有學生的咒罵，說其「賣身於段賊」，「擁戴段祺瑞為父」。陳獨秀聽到此事後，2月5日致函適之表示支持，但囑要「卓然自立」，一改前次反對蔡元培「不合作主義」的態度：「現在有出席善後會議資格的人，消極鳴高，自然比同流合汙者稍勝，然終以加入奮鬥為上乘（弟曾反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義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後會議，可嚐試一下，社會上頗有人反對，弟卻以兄出席為然。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兄在此會議席上，必須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國近代大著作家胡適的身份才好。」[161]但他對胡與章士釗合辦報紙、效力政府的傳說，卻竭力表示反對，言辭激昂。
胡適接信後，10日回信，責怪陳聽信關於他與章士釗合辦報紙之謠言。陳在23日接讀後，立即回復，表示「十分喜慰。前函措詞冒昧，特此謝罪。惟此次來函說『一時的不愉快』，此語雖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點逆耳的嫌疑罷，一笑」；「既無此事，我們真喜不可言」。並說《申報》、《新聞報》、《北京新聞》「譏你為段祺瑞的留聲機」，列在「準安福係」，「我們固然不能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適之兄！你的老朋友見了此等新聞，怎不難受！」信中又說：「我並不反對你參加善後會議，也不疑心你有什麽私利私圖，所以這些話都不必道及」；唯有些話需要再說一下：「你在會議中總要有幾次為國為人民說話，無論可行與否，終要嚐試一下，才能夠表示你參加會議的確和別人不同，隻準備『看出會議式的解決何以失敗的內幕』，還太不夠……」[162]
可見，陳獨秀對胡適，在政治上還是關心的。但是胡適卻認為自己已經成熟，在政治原則問題上，不需要陳瞎操心，而且認為二人根本上走的是兩條路，非但毋庸關照，而且要鬥爭到底。
於是，兩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輿論陣地進行論戰之外，有時相聚還當麵爭吵。例如對於中國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適始終不承認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隻怪中國人民愚昧落後。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家。陳獨秀知道後很高興。汪的侄兒汪原放回憶說：「這位總書記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麵，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著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著，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兒，也走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163]
這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又發生爭吵。《晨報》是有梁啓超研究係背景的報紙，當時站在安福派一邊，對學生在五卅運動中的「過激」行動有所批評。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師大及拖欠教師薪金問題，再次觸發學潮，數千民眾在天安門舉行遊行，要求段祺瑞下台。部分群眾遊行到宣武門，燒毀了《晨報》館。當時有人出來指責學生行動是「不守紀律、無意識、非真正民意」。陳獨秀又站在共產黨的「左」傾立場上為學生行動辯護，指出像五四時期學生火燒趙家樓那樣，不能這樣「抹殺」「北京市民運動」。[164]胡適即寫信批評陳的意見，主張：「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表示：「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上主張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同時又攻擊陳和共產黨：「主張一階級專製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