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地位才完全確立起來。《新青年》由一個文化刊物變成一個政治刊物，意味著從1915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正式結束。此後的文化改革、文藝改革、文學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雖然從未中斷過，但作為一種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運動，特別是對於長期生活在封建主義社會中的中國人民至關重要的民主主義啟蒙運動，的確是結束了。在這個過程中，胡適曾企圖挽回，提出過重整新文化運動的綱領：「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151]但是，一是胡適這時還遠沒有陳獨秀那樣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於巴黎和會和蘇俄對華宣言這一反一正事件撞擊性慣性的推動，西方民主主義潮流衰落長達30～40年之久，而馬克思主義潮流磅礴而來，任何個人，即使是陳獨秀也難以阻擋。陳獨秀作為一個弄潮兒式的思想家，不知不覺地被歷史潮流所裹挾，並且被推到浪尖上。這是他一生悲喜劇、曲折人生的總根源。
陳獨秀是重感情而留戀昨天，同時又追求理想而嚮往明天。這種難以兩全的困境，使他以後與胡適等人的友誼，鍍上了傳奇的色彩。
《新青年》風波平息後，陳獨秀與胡適的思想矛盾沒有解決。這個矛盾實質上是馬克思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矛盾，是中國走俄國十月革命之路，還是走英美資本主義之路的分歧。因此也不可能解決。但是，由於二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於是，二人以後的關係發展，呈現出一條奇特的軌跡：政治思想上不斷爭吵，個人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關心和幫助。
在雙方分裂，北京同人實際上已經退出《新青年》編輯部一年以後，陳獨秀還是把他們視為編輯部成員，每期出版，照樣寄送。1921年9月5日，陳獨秀給胡適一簡訊說：「《新青年》已寄編輯部諸生百本到守常兄示轉交（他那裏使用人多些，便於分送）。除我開示贈送的七十本外，尚餘卅本，兄與守常兄商量示置」。信中還推薦胡適或任叔永任安徽省教育廳長，認為「皖教廳事，非你和叔永不會以全體贊成」。[152]
由於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胡適對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產黨總是耿耿於懷。經過約一年多的醞釀，他終於在1922年5月創辦起「另一刊物」——《努力》周刊。但他也不遵守「不談政治」的諾言了，邀集蔡元培、湯爾和、梁漱溟、李大釗、陶孟和、高一涵等共16人簽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建立一個「好政府」，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實行計劃政治的政府。同時對南北統一、裁兵、裁官、改革選舉製度等問題提出具體意見。這是胡適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個具體綱領。[153]
這個綱領發表在5月14日出版的《努力》上，而胡適30日又入宮去見了溥儀，事後撰《宣統與胡適》一文登在《努力》第12號上。他在給莊士敦的信中說：「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的麵前占一席地位。」[154]當時許多進步人士都很鄙夷胡適的這個行為。
當有人勸他全力教書、著書，不要辦報時，他還表示不能放棄「言論的衝動」，「寧可因討論話題而被封禁，被監禁，被槍斃，不要拿馬克思、克魯泡特金來替張作霖、曹錕、薛大可、葉恭綽的報紙充篇幅」；又說自從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以後，「我等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在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鬥爭』與『贏餘價值』……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魯泡特金、愛羅先珂的主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隻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談政治，隻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155]
可見，胡適辦《努力》主要是針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因此，他在中共「二大」製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後，發表了《國際的中國》一文，第一次直接攻擊中共政治綱領，完全否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宣稱現在「隻須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麽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156]
接著，1923年1月，陳、胡又因蔡元培辭職事件發生爭執。當時蔡因反對反動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請辭北大校長。北大師生掀起一個驅彭挽蔡運動。這個運動本來是反對北洋政府的正義行為，應該同情和支持，但陳獨秀卻評論說：「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廣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麵，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陳獨秀此論確是過左，是唯我獨左的「革命萬能論」的表現，所以引起胡適過度的反應，著文反駁時，竟對陳進行人身攻擊：「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誌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運動，安其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其那，明天不妨捧為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長（指陳獨秀於1921年上半年曾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引者）！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誌，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精神。」[157]
陳獨秀是重感情而留戀昨天，同時又追求理想而嚮往明天。這種難以兩全的困境，使他以後與胡適等人的友誼，鍍上了傳奇的色彩。
《新青年》風波平息後，陳獨秀與胡適的思想矛盾沒有解決。這個矛盾實質上是馬克思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矛盾，是中國走俄國十月革命之路，還是走英美資本主義之路的分歧。因此也不可能解決。但是，由於二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於是，二人以後的關係發展，呈現出一條奇特的軌跡：政治思想上不斷爭吵，個人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關心和幫助。
在雙方分裂，北京同人實際上已經退出《新青年》編輯部一年以後，陳獨秀還是把他們視為編輯部成員，每期出版，照樣寄送。1921年9月5日，陳獨秀給胡適一簡訊說：「《新青年》已寄編輯部諸生百本到守常兄示轉交（他那裏使用人多些，便於分送）。除我開示贈送的七十本外，尚餘卅本，兄與守常兄商量示置」。信中還推薦胡適或任叔永任安徽省教育廳長，認為「皖教廳事，非你和叔永不會以全體贊成」。[152]
由於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胡適對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產黨總是耿耿於懷。經過約一年多的醞釀，他終於在1922年5月創辦起「另一刊物」——《努力》周刊。但他也不遵守「不談政治」的諾言了，邀集蔡元培、湯爾和、梁漱溟、李大釗、陶孟和、高一涵等共16人簽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建立一個「好政府」，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實行計劃政治的政府。同時對南北統一、裁兵、裁官、改革選舉製度等問題提出具體意見。這是胡適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個具體綱領。[153]
這個綱領發表在5月14日出版的《努力》上，而胡適30日又入宮去見了溥儀，事後撰《宣統與胡適》一文登在《努力》第12號上。他在給莊士敦的信中說：「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的麵前占一席地位。」[154]當時許多進步人士都很鄙夷胡適的這個行為。
當有人勸他全力教書、著書，不要辦報時，他還表示不能放棄「言論的衝動」，「寧可因討論話題而被封禁，被監禁，被槍斃，不要拿馬克思、克魯泡特金來替張作霖、曹錕、薛大可、葉恭綽的報紙充篇幅」；又說自從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以後，「我等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在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鬥爭』與『贏餘價值』……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克魯泡特金、愛羅先珂的主張來做擋箭牌、掩眼法！」「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隻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我談政治，隻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155]
可見，胡適辦《努力》主要是針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因此，他在中共「二大」製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後，發表了《國際的中國》一文，第一次直接攻擊中共政治綱領，完全否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事實，宣稱現在「隻須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上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麽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156]
接著，1923年1月，陳、胡又因蔡元培辭職事件發生爭執。當時蔡因反對反動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請辭北大校長。北大師生掀起一個驅彭挽蔡運動。這個運動本來是反對北洋政府的正義行為，應該同情和支持，但陳獨秀卻評論說：「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廣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麵，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陳獨秀此論確是過左，是唯我獨左的「革命萬能論」的表現，所以引起胡適過度的反應，著文反駁時，竟對陳進行人身攻擊：「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誌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運動，安其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其那，明天不妨捧為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長（指陳獨秀於1921年上半年曾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引者）！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誌，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精神。」[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