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3日，胡適把各人意見歸納起來復函陳獨秀，解決《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的辦法有三：（一）聽任《新青年》流為一種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雜誌；（二）移北京，並發表聲明「不談政治」；（三）停辦（此為陶孟和提出）。此信發出後，魯迅並代表周作人聲明，三個辦法都可以，「而第二辦法更順當」，宣言「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胡適再次致函陳，強調移北京有兩種辦法：不發表宣言或發表宣言不談政治。[144]
很顯然，這是對陳獨秀的最後通牒。前兩種都意味著分裂，第三種是瓦解，而陳獨秀還想維持。所以，他接信後很生氣，1月9日，立即回復，並異乎尋常地寫了致適之、一涵、慰慈（張祖訓）、守常、孟和、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撫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對「不談政治」極為不滿，認為「另辦一雜誌」的主張是「反對他本人」，聲明胡若另起爐灶，「此事與《新青年》無關」，逐條答覆了三種辦法：
第三條辦法 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續出弟為之甚難；且官廳禁寄，吾輩仍有他法寄出與之奮鬥，銷數並不減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張出此辦法的理由何在？閱適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張停刊的並沒有多少人，此層可不成問題。
第二條辦法 弟雖離滬，卻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絕對不贊成第二條辦法，因為我們不是無政府黨人，便沒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談政治。
第一條辦法 諸君盡可為之，此事於《新青年》無關，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為別辦一雜誌更無力再為《新青年》做文章，此層亦請諸君自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因為反對弟本人，便牽連到《新青年》雜誌，似乎不大好。[145]
但陳獨秀還是想維持北京同人，所以在信後又附言：「前擬用同人名義發起新青年社，此時官廳對新青年社頗忌惡，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層如何辦法，乞示知。」
胡見信後頗感委屈，認為「獨秀答書頗多誤解」，「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因陳生氣，他出於多年來對陳的真誠情誼和尊敬，以及他的寬宏胸懷，表示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取消「另辦一雜誌」的主張，單提出「移北京編輯」一法，並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他並抱怨《新青年》「此時在素不相識的人手裏」，「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即蘇維埃俄羅斯——引者）的漢譯本」。
這裏，胡適再次表明他之所以仍堅持《新青年》的文化運動方向，堅持哲學文學的內容，主要矛頭還是指向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反對《新青年》落到陳望道等上海共產黨人手中而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報。於是，北京同人又開會表決。1月26日，胡適整理表決結果：
贊成移北京編輯者：慰慈、一涵、守常；
贊成北京編輯，但不必強求，可任它分裂成兩個雜誌，也不必爭《新青年》這個名目：豫才、啟明、玄同；
贊成移北京，如實不能則停辦，萬不可分為兩個雜誌，致破壞《新青年》之團結：撫五、孟和。[146]
當時錢玄同比較厚道，力挽新文化陣營分裂，他致函胡適，懇切地說：《新青年》的「停辦之說，我無論如何，是絕對不贊成的，而且是我們不應該說的。因為《新青年》的結合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家不辦。換言之，即《新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於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大可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誌，叫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幹而已，斷不可能要求他們停辦。」[147]
錢玄同致胡適信
實際上，當時北京諸人也不可能讓上海的《新青年》停辦。至此，新文化陣營終於四分五裂。
胡適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絕不妥協的態度顯然也刺痛了陳望道等上海編輯人員。1月15日，陳望道給胡適一封明信片，很生氣地表示：「新青年內容，我不願意多說話，因為八卷四號以前我純粹是一個讀者，五號以後，我也隻依照多數意思進行。」[148]胡適還給他一封明信片，表示他爭持的不是何地何人編輯，而是辦報方針。他直率地說：「我不是反對你編輯《新青年》，而是反對你把《新青年》作宣傳共產主義之用。」陳望道在給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的信中也旗幟鮮明地表示：「我也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時間的歷史，並且我是一個不信實驗主義的人，對於招牌，無意留戀。不過適之先生的態度，我卻敢斷定說，不能信任。」信還指出胡適不做文章，又企圖支配《新青年》，表示與胡適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彌縫」。「上海廣大同人及一般讀者」對周氏兄弟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謝。「辦《新青年》不能靠胡適，要靠你（魯迅——引者）。」[149]
可見雙方分歧之深刻，分裂已成不可挽回之勢。陳獨秀隻得接受這個現實。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適：「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但我卻沒有工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時，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風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時除移粵出版，無他法。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唯求助於你們兩位。」[150]
很顯然，這是對陳獨秀的最後通牒。前兩種都意味著分裂，第三種是瓦解，而陳獨秀還想維持。所以，他接信後很生氣，1月9日，立即回復，並異乎尋常地寫了致適之、一涵、慰慈（張祖訓）、守常、孟和、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撫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對「不談政治」極為不滿，認為「另辦一雜誌」的主張是「反對他本人」，聲明胡若另起爐灶，「此事與《新青年》無關」，逐條答覆了三種辦法：
第三條辦法 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續出弟為之甚難；且官廳禁寄，吾輩仍有他法寄出與之奮鬥，銷數並不減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張出此辦法的理由何在？閱適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張停刊的並沒有多少人，此層可不成問題。
第二條辦法 弟雖離滬，卻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絕對不贊成第二條辦法，因為我們不是無政府黨人，便沒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談政治。
第一條辦法 諸君盡可為之，此事於《新青年》無關，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為別辦一雜誌更無力再為《新青年》做文章，此層亦請諸君自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因為反對弟本人，便牽連到《新青年》雜誌，似乎不大好。[145]
但陳獨秀還是想維持北京同人，所以在信後又附言：「前擬用同人名義發起新青年社，此時官廳對新青年社頗忌惡，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層如何辦法，乞示知。」
胡見信後頗感委屈，認為「獨秀答書頗多誤解」，「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因陳生氣，他出於多年來對陳的真誠情誼和尊敬，以及他的寬宏胸懷，表示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取消「另辦一雜誌」的主張，單提出「移北京編輯」一法，並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他並抱怨《新青年》「此時在素不相識的人手裏」，「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即蘇維埃俄羅斯——引者）的漢譯本」。
這裏，胡適再次表明他之所以仍堅持《新青年》的文化運動方向，堅持哲學文學的內容，主要矛頭還是指向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反對《新青年》落到陳望道等上海共產黨人手中而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報。於是，北京同人又開會表決。1月26日，胡適整理表決結果：
贊成移北京編輯者：慰慈、一涵、守常；
贊成北京編輯，但不必強求，可任它分裂成兩個雜誌，也不必爭《新青年》這個名目：豫才、啟明、玄同；
贊成移北京，如實不能則停辦，萬不可分為兩個雜誌，致破壞《新青年》之團結：撫五、孟和。[146]
當時錢玄同比較厚道，力挽新文化陣營分裂，他致函胡適，懇切地說：《新青年》的「停辦之說，我無論如何，是絕對不贊成的，而且是我們不應該說的。因為《新青年》的結合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家不辦。換言之，即《新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於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大可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誌，叫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幹而已，斷不可能要求他們停辦。」[147]
錢玄同致胡適信
實際上，當時北京諸人也不可能讓上海的《新青年》停辦。至此，新文化陣營終於四分五裂。
胡適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絕不妥協的態度顯然也刺痛了陳望道等上海編輯人員。1月15日，陳望道給胡適一封明信片，很生氣地表示：「新青年內容，我不願意多說話，因為八卷四號以前我純粹是一個讀者，五號以後，我也隻依照多數意思進行。」[148]胡適還給他一封明信片，表示他爭持的不是何地何人編輯，而是辦報方針。他直率地說：「我不是反對你編輯《新青年》，而是反對你把《新青年》作宣傳共產主義之用。」陳望道在給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的信中也旗幟鮮明地表示：「我也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時間的歷史，並且我是一個不信實驗主義的人，對於招牌，無意留戀。不過適之先生的態度，我卻敢斷定說，不能信任。」信還指出胡適不做文章，又企圖支配《新青年》，表示與胡適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彌縫」。「上海廣大同人及一般讀者」對周氏兄弟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謝。「辦《新青年》不能靠胡適，要靠你（魯迅——引者）。」[149]
可見雙方分歧之深刻，分裂已成不可挽回之勢。陳獨秀隻得接受這個現實。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適：「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但我卻沒有工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時，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風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時除移粵出版，無他法。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唯求助於你們兩位。」[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