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以6期為一卷的《新青年》，自5月1日出滿七卷後，由於改為自辦和胡適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在這三個月中，陳獨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轉變，由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轉變，並由醞釀建立共產黨到正式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因此辦刊的經費和稿源的問題也總算解決了。因為，自第8卷第1號開始，《新青年》成了發起組的理論機關報，經費自然由帶著經費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支付了，而撰稿和編輯的基本力量也逐漸被發起組的成員所取代。對胡適等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滿懷希望和熱情的陳獨秀也漸漸失望了。這可以從7月2日陳獨秀給高一涵的信中看出。
信中說：「《新青年》八卷一號，到下月一號非出版不可，請告適之、洛聲二兄，速將存款及文稿寄來。興文社已收到的股款隻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請你特別出點力才好。適之兄曾極力反對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編輯同人無一文寄來，可見我招股的辦法，未曾想錯。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來，長久如此，《新青年》便要無形取消了，奈何！」[138]
有意思的是，這封信用的信紙，上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印刷體口號，下有「勞工神聖社製」的標記。這與文中提到的「興文社」一樣，似乎是一種人為的動作，在於掩飾俄國人維經斯基出資辦雜誌的真相。因為，若讓胡適等人知道《新青年》現在在拿盧布「自辦」，那陳獨秀還有何臉麵做人。
直到此時，陳獨秀還想最後爭取胡適等人。8月2日，第8卷第1號的稿子湊齊時，他又致函胡適，望其為第2號供稿，並點題說：「我近來覺得中國人的思想是萬國虛無主義——原有的老子說、印度空觀、歐洲形上學及無政府主義——底總匯，世界無比。《新青年》以後應該對此病根下總攻擊。這攻擊老子學說及形上學的司令非請吾兄擔任不可。」[139]
當時在思想上，無政府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對手。鑑於胡適反對空談的「主義」中，包括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想引導胡隻反無政府主義而保護馬克思主義，使胡成為反無政府主義的同盟軍，可謂用心良苦，卻是對牛彈琴。胡適不予理睬，繼續怠工。陶孟和則寫信給陳獨秀和胡適，提議辦一日報，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為主體，多請外間專門家撰稿，主張以「穩健」為得。初擬辦法為：「（一）專門問題請專門家擔任。（二）終年不停刊。（三）社論等皆署名。（四）無『法律編輯』，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負責。（五）擴張通信一欄，取為輿論之參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暫不支薪。」[140]
此議顯然有取代《新青年》之意，無論就私（陳獨秀個人）還是就公（上海發起組），陳獨秀都不可能答應，故而未見他對此有何答覆。而由於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陳獨秀不得不正式吸收上海發起組成員加入編輯部。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號出版後，他寫信給北京同人，報告現在編輯部新加入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主要編輯工作仍由陳望道負責，並告他本人不久將南下廣州。
但這時陳獨秀還想維持與北京同人的聯繫，甚至不惜遷就他們的意見。12月16日他赴廣州工作前再次致函胡適、高一涵，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變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太少也是一個原因。」信末提到：「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係接近，且有惡評……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141]
這一下如捅了馬蜂窩，在北京同人中引起強烈反響。胡適接到1日的信後就給大家傳閱，並提示《新青年》已不準郵寄；接到16日信後，他更是火冒三丈，回信答辯與研究係首領梁啓超等近年思想見解一直相左，責怪陳獨秀竟然相信謠傳。
但是，陳獨秀還不知北京方麵這些反應，仍在1920年12月21日從廣州致函高一涵與胡適，報告17日從上海動身，昨天到廣州，「此間倘能辦事，需人才極多，請二兄早為留意，一涵兄能南來否？弟頗希望孟和兄能來此辦師範，孟和兄能來此辦工科大學，請適之兄向顧、陶二君一商……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來實驗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請適之兄商之杜威先生」。[142]
顯然，這時的陳獨秀認為《新青年》的事，對胡適等北京同人已經沒有什麽可說了，而由於應廣東省長陳炯明聘請到廣州來辦教育，就專力思考廣東的教育建設了。殊不知，北京同人對此根本不感興趣，反而對辦《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陳獨秀那樣，十分熱心起來了。所以，陳獨秀的這封信，有點「對牛彈琴」。
與此同時，北京同人開會討論《新青年》辦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給胡適一紙條，贊成第三種辦法——「停辦」《新青年》，並勸胡不要對陳獨秀說的他倆與研究係接近的話而生氣：「仲甫本是一個鹵莽的人，他所說那什麽研究係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但在此紙條紙邊又輕蔑地補充說道：「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係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應為『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係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來了。」[143]
信中說：「《新青年》八卷一號，到下月一號非出版不可，請告適之、洛聲二兄，速將存款及文稿寄來。興文社已收到的股款隻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請你特別出點力才好。適之兄曾極力反對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編輯同人無一文寄來，可見我招股的辦法，未曾想錯。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來，長久如此，《新青年》便要無形取消了，奈何！」[138]
有意思的是，這封信用的信紙，上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印刷體口號，下有「勞工神聖社製」的標記。這與文中提到的「興文社」一樣，似乎是一種人為的動作，在於掩飾俄國人維經斯基出資辦雜誌的真相。因為，若讓胡適等人知道《新青年》現在在拿盧布「自辦」，那陳獨秀還有何臉麵做人。
直到此時，陳獨秀還想最後爭取胡適等人。8月2日，第8卷第1號的稿子湊齊時，他又致函胡適，望其為第2號供稿，並點題說：「我近來覺得中國人的思想是萬國虛無主義——原有的老子說、印度空觀、歐洲形上學及無政府主義——底總匯，世界無比。《新青年》以後應該對此病根下總攻擊。這攻擊老子學說及形上學的司令非請吾兄擔任不可。」[139]
當時在思想上，無政府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對手。鑑於胡適反對空談的「主義」中，包括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想引導胡隻反無政府主義而保護馬克思主義，使胡成為反無政府主義的同盟軍，可謂用心良苦，卻是對牛彈琴。胡適不予理睬，繼續怠工。陶孟和則寫信給陳獨秀和胡適，提議辦一日報，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為主體，多請外間專門家撰稿，主張以「穩健」為得。初擬辦法為：「（一）專門問題請專門家擔任。（二）終年不停刊。（三）社論等皆署名。（四）無『法律編輯』，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負責。（五）擴張通信一欄，取為輿論之參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暫不支薪。」[140]
此議顯然有取代《新青年》之意，無論就私（陳獨秀個人）還是就公（上海發起組），陳獨秀都不可能答應，故而未見他對此有何答覆。而由於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陳獨秀不得不正式吸收上海發起組成員加入編輯部。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號出版後，他寫信給北京同人，報告現在編輯部新加入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主要編輯工作仍由陳望道負責，並告他本人不久將南下廣州。
但這時陳獨秀還想維持與北京同人的聯繫，甚至不惜遷就他們的意見。12月16日他赴廣州工作前再次致函胡適、高一涵，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變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太少也是一個原因。」信末提到：「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係接近，且有惡評……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141]
這一下如捅了馬蜂窩，在北京同人中引起強烈反響。胡適接到1日的信後就給大家傳閱，並提示《新青年》已不準郵寄；接到16日信後，他更是火冒三丈，回信答辯與研究係首領梁啓超等近年思想見解一直相左，責怪陳獨秀竟然相信謠傳。
但是，陳獨秀還不知北京方麵這些反應，仍在1920年12月21日從廣州致函高一涵與胡適，報告17日從上海動身，昨天到廣州，「此間倘能辦事，需人才極多，請二兄早為留意，一涵兄能南來否？弟頗希望孟和兄能來此辦師範，孟和兄能來此辦工科大學，請適之兄向顧、陶二君一商……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來實驗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請適之兄商之杜威先生」。[142]
顯然，這時的陳獨秀認為《新青年》的事，對胡適等北京同人已經沒有什麽可說了，而由於應廣東省長陳炯明聘請到廣州來辦教育，就專力思考廣東的教育建設了。殊不知，北京同人對此根本不感興趣，反而對辦《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陳獨秀那樣，十分熱心起來了。所以，陳獨秀的這封信，有點「對牛彈琴」。
與此同時，北京同人開會討論《新青年》辦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給胡適一紙條，贊成第三種辦法——「停辦」《新青年》，並勸胡不要對陳獨秀說的他倆與研究係接近的話而生氣：「仲甫本是一個鹵莽的人，他所說那什麽研究係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但在此紙條紙邊又輕蔑地補充說道：「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係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應為『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係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來了。」[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