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來，魯迅對《新青年》給胡適辦是不放心的，而對陳獨秀卻一百個放心。應該說，魯迅對二人的認識真是入木三分。
但是，由於陳獨秀到上海後全麵轉向馬克思主義，並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青年》也隨著完全「赤化」。5月出版的第7卷第6號是「勞動節專號」，第8卷第1號起又變成共產黨的機關報。陳獨秀估計到北京同人必有異議，就在吸收陳望道參加編輯部後的4月26日即「勞動節專號」出版前，致函李大釗、胡適等12人，徵求《新青年》今後怎麽辦。他提出：是否繼續出版？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133]此舉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癥結——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員都沒有表態。實際上，胡適等人對撰稿開始怠工。
但是，如上述，第6號編輯好後，由於出版商群益書社在定價與登gg問題上，與陳獨秀多次發生衝突，5月7日，陳獨秀又給胡適和李大釗發去一信，催促北京對辦《新青年》的意見，「不知大家意見如何」，並告之與群益老闆的衝突，甚至說：「一日之間我和群益兩次衝突。這種商人既想發橫財又怕風波，實在難與共事。」為此，他又提出兩個新的辦法：「《新青年》或停刊，或獨立，改歸京辦，或在滬由我設法接辦（我打算招股辦一書局），兄等意見如何，請速速賜知。」信的最後還強調說：「我因以上各種原因，非自己發起一個書局不可，章程我已擬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請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們讀書人日後受資本家的壓製。」[134]
此信發出後，又發生一件事：因五四運動一周年來臨，京滬等地一些學生，以抗議「山東問題」而舉行罷課集會等活動。胡適、蔣夢麟於5月4日在報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規勸學生安心讀書。結果有人在上海的《正報》上發了一篇罵胡適的文章。陳獨秀趁機在上信發出四天後的5月11日，又在胡適等北京諸人沒有回信的情況下，把此報寄給胡適，並附信說：「群益對於《新青年》的態度，我們自己不能辦，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難堪；我們認真自己妥辦，他又不肯放手，應如何處置，請速速告我以方針。」信中還第一次附和胡適對學生運動的主張，認為當時形勢不該輕易發動學生運動，所以表示對《正報》的罵胡文章「看了隻有發笑；上海學生會，受這種人的唆使，幹毫無意識的事，犧牲了數百萬學生的寶貴時間，實在可憎之至，倘數處教會學校果然因此停辦，便更是可憎了」；並熱情建議胡適「邀同教職員請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單獨開課，不上課的學生大可請他走路，因為這種無意識的學生，留校也沒有好結果。政府的強權我們固然應當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我們也應當反抗」。[135]
請看，半個月內，陳獨秀單方麵連給胡適三封信，說明陳獨秀既是一個硬漢子，也是很重感情的人，如初交時那樣的確對胡適的才華特別欣賞，而且與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與保守勢力激烈鬥爭與創新亢奮中結成的情誼，難以忘懷。
胡適終於被深深打動，立即回了「快信」，並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擔心經費問題，勸其不要獨立招股辦《新青年》。陳獨秀在19日回信胡適，表示了堅決招股獨立辦刊的四條理由：
「（1）『新青年社』簡直是一個報社的名子，不便招股。（2）《新青年》越短期，越沒有辦法。單是八卷一號也非有發行所不可，墊付印刷紙張費，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試問此數從那裏來？（3）若作者隻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資本，印刷費從何處來？著作者協濟辦法，隻好將稿費算入股東；此事我誓必一意執行，成敗聽之。（4）若招不著股本，最大的失敗，不過我花費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點股開創起來，全靠我們窮書生協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信的末尾，具體解釋了他與群益的衝突原因加強了他執意獨立辦刊的決心：「我對於群益不滿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為六號報定價，他主張非六角不可，經我爭持，才定了五角；同時因為怕風潮又要撤銷gg，我自然大發窮氣。衝突後他便表示不能接辦的態度，我如何能才（再）將就他，那麽萬萬做不到的。群益欺負我們的事，十張紙也寫不完。」[136]
但是，獨立自辦《新青年》，談何容易！不僅有經費缺乏問題，還有稿荒問題。胡適等北京諸人由於陳「一意孤行」，也隻好靜觀待變，不供稿，待塵埃落定再說。陳獨秀又焦急起來，原來打算與一家叫「興文社」的出版商合作，因群益的反對也隻好取消。5月25日陳又致函胡適商量解決辦法：「群益不許我們將《新青年》給別人出版，勢非獨立不可。我打算興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發行所合租一處（初一二號隻好不租發行所，就在弟寓發行），較為節省。如此八卷一號的稿子，請吾兄通知同人從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時打算少印一點（若印五千，隻需四百餘元，不知北京方麵能籌得否；倘不足此數，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設法），好在有紙版隨時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雖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說稿，能再做一篇否？因為初獨立自辦，材料隻當加好萬不可減壞。」信中提到的約稿，除了胡適的一篇演說稿和陶孟和夫人的一篇譯稿已經收到外，還提到張申甫的譯稿、守常的文章和周作人、魯迅兄弟的小說，要胡適「分別催來」。[137]
但是，由於陳獨秀到上海後全麵轉向馬克思主義，並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青年》也隨著完全「赤化」。5月出版的第7卷第6號是「勞動節專號」，第8卷第1號起又變成共產黨的機關報。陳獨秀估計到北京同人必有異議，就在吸收陳望道參加編輯部後的4月26日即「勞動節專號」出版前，致函李大釗、胡適等12人，徵求《新青年》今後怎麽辦。他提出：是否繼續出版？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133]此舉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癥結——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員都沒有表態。實際上，胡適等人對撰稿開始怠工。
但是，如上述，第6號編輯好後，由於出版商群益書社在定價與登gg問題上，與陳獨秀多次發生衝突，5月7日，陳獨秀又給胡適和李大釗發去一信，催促北京對辦《新青年》的意見，「不知大家意見如何」，並告之與群益老闆的衝突，甚至說：「一日之間我和群益兩次衝突。這種商人既想發橫財又怕風波，實在難與共事。」為此，他又提出兩個新的辦法：「《新青年》或停刊，或獨立，改歸京辦，或在滬由我設法接辦（我打算招股辦一書局），兄等意見如何，請速速賜知。」信的最後還強調說：「我因以上各種原因，非自己發起一個書局不可，章程我已擬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請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們讀書人日後受資本家的壓製。」[134]
此信發出後，又發生一件事：因五四運動一周年來臨，京滬等地一些學生，以抗議「山東問題」而舉行罷課集會等活動。胡適、蔣夢麟於5月4日在報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規勸學生安心讀書。結果有人在上海的《正報》上發了一篇罵胡適的文章。陳獨秀趁機在上信發出四天後的5月11日，又在胡適等北京諸人沒有回信的情況下，把此報寄給胡適，並附信說：「群益對於《新青年》的態度，我們自己不能辦，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難堪；我們認真自己妥辦，他又不肯放手，應如何處置，請速速告我以方針。」信中還第一次附和胡適對學生運動的主張，認為當時形勢不該輕易發動學生運動，所以表示對《正報》的罵胡文章「看了隻有發笑；上海學生會，受這種人的唆使，幹毫無意識的事，犧牲了數百萬學生的寶貴時間，實在可憎之至，倘數處教會學校果然因此停辦，便更是可憎了」；並熱情建議胡適「邀同教職員請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單獨開課，不上課的學生大可請他走路，因為這種無意識的學生，留校也沒有好結果。政府的強權我們固然應當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我們也應當反抗」。[135]
請看，半個月內，陳獨秀單方麵連給胡適三封信，說明陳獨秀既是一個硬漢子，也是很重感情的人，如初交時那樣的確對胡適的才華特別欣賞，而且與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與保守勢力激烈鬥爭與創新亢奮中結成的情誼，難以忘懷。
胡適終於被深深打動，立即回了「快信」，並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擔心經費問題，勸其不要獨立招股辦《新青年》。陳獨秀在19日回信胡適，表示了堅決招股獨立辦刊的四條理由：
「（1）『新青年社』簡直是一個報社的名子，不便招股。（2）《新青年》越短期，越沒有辦法。單是八卷一號也非有發行所不可，墊付印刷紙張費，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試問此數從那裏來？（3）若作者隻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資本，印刷費從何處來？著作者協濟辦法，隻好將稿費算入股東；此事我誓必一意執行，成敗聽之。（4）若招不著股本，最大的失敗，不過我花費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點股開創起來，全靠我們窮書生協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信的末尾，具體解釋了他與群益的衝突原因加強了他執意獨立辦刊的決心：「我對於群益不滿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為六號報定價，他主張非六角不可，經我爭持，才定了五角；同時因為怕風潮又要撤銷gg，我自然大發窮氣。衝突後他便表示不能接辦的態度，我如何能才（再）將就他，那麽萬萬做不到的。群益欺負我們的事，十張紙也寫不完。」[136]
但是，獨立自辦《新青年》，談何容易！不僅有經費缺乏問題，還有稿荒問題。胡適等北京諸人由於陳「一意孤行」，也隻好靜觀待變，不供稿，待塵埃落定再說。陳獨秀又焦急起來，原來打算與一家叫「興文社」的出版商合作，因群益的反對也隻好取消。5月25日陳又致函胡適商量解決辦法：「群益不許我們將《新青年》給別人出版，勢非獨立不可。我打算興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發行所合租一處（初一二號隻好不租發行所，就在弟寓發行），較為節省。如此八卷一號的稿子，請吾兄通知同人從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時打算少印一點（若印五千，隻需四百餘元，不知北京方麵能籌得否；倘不足此數，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設法），好在有紙版隨時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雖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說稿，能再做一篇否？因為初獨立自辦，材料隻當加好萬不可減壞。」信中提到的約稿，除了胡適的一篇演說稿和陶孟和夫人的一篇譯稿已經收到外，還提到張申甫的譯稿、守常的文章和周作人、魯迅兄弟的小說，要胡適「分別催來」。[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