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道理，正因為這場論戰是要不要馬克思主義而不是要不要腳踏實地地解決實際問題的爭論，所以，在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批判空想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時，還會說出一些似與胡適相同的話。如1920年10月他在《敬告廣州青年》上說：「我希望切切實實研究社會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麽主義什麽理想裏麵營造逋逃藪安樂窩。」[126]談到工人運動時，他又說：「與其高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不如去做勞動者教育和解放底實際運動」，以「求那比較更實際的效果」；「此時中國勞動運動的意思，一不是跟著外國的新思潮湊熱鬧，二不是高談什麽社會主義，不過希望有一種運動好喚起我們對於人類底同情心和對於同胞底感情，大家好來幫助貧苦的勞動者，使他們不致於受我們所不能受的苦惱」。[127]
隨後，陳獨秀寫了一篇《主義與努力》的短文，對這場「主義與問題」的爭論做了一個最好的總結，其主要觀點如下：
我們行船時，一須定方向，二須努力。不努力自然達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將要走到何處去？
我看見有許多青年隻是把主義掛在口上，不去做實際的努力，因此我曾說：「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又曾說：「無論在何製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一般，製度改了，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這些話本是專為空談主義不去努力實行的人而發的。
但現在有班妄人誤會了我的意思，主張辦實事，不要談什麽主義什麽製度。主義製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128]
這篇短文，概括了當時先進思想界的兩大弊病，既反對了「空談主義不去努力」的傾向，又反對了「不談主義盲目努力」的傾向。同時明確表示擁護李大釗的觀點（他的行船方向論是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中的觀點），批判了胡適的思想。
陳獨秀與胡適必然分手的另一個深刻的原因是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即要不要與政治相結合上的分歧。如前述，在這個問題上，二人原來是默契的，都認為中國衰弱的主要根源是國民愚昧落後，而這是舊文化毒害的結果，因此救亡應該從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運動著手。所以，陳獨秀在胡適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時，同意「不談政治」的約定。但是，陳獨秀與胡適二人的性格如同火與冰，完全不同。陳疾惡如仇、激情澎湃，是情係國家安危和民眾疾苦的愛國者和革命者。胡則理智冷靜到幾乎到「冷血」的程度，麵對國家危亡的危機，他認為知識分子除了讀書和研究學問以及文學改革之外，什麽救國運動、革命鬥爭，都不應該進行。1915年他在美國留學時，日本繼侵占我國山東後又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留學生皆極憤慨，紛紛集會抗議，甚至有準備回國參加對日作戰者。3月1日綺色佳城的留學生集會，商議反對日本的進行辦法。胡適不僅不與會，還寫一便條稱：「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此條在會上一讀，大家都嗤之以鼻。連他的好友任鴻雋也怪他的「不爭主義」。[129]
可是胡適並不以此為錯，第三天（3月3日），他還就此事給張亦農（即張奚若）寫信，對留學生的愛國行動反唇相譏說：「今日大患在於學子不肯深思遠慮，平日一無預備，及外患之來，始驚擾無措，或發急電，或作長函，或痛哭而陳詞，或慷慨而自殺，徒亂心緒，何補實際？至於責人無巳，尤非忠恕之道。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當以鎮靜處之，庶不失大國國民風度耳。」[130]
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發生後，陳獨秀堅決要談政治，於是創辦了《每周評論》。在某種意義上，這份周報是陳與胡第一次分裂（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的產物。由於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胡適被運動熱潮所裹挾，沒有像1915年那樣對抗，但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宣傳杜威實驗主義哲學上，並因此而與李大釗發生了主義與問題的論戰。現在，陳獨秀既然站到了李的一邊，接受馬克思主義，二人的分裂——新文化運動的分裂終於不可避免了。
1919年10月5日，陳獨秀了解李、胡之爭後，在寓所召開《新青年》編輯部會議，試圖彌合裂痕。會前，胡適對沈尹默等人說：「《新青年》由我一個人來編。」反對大家輪流編輯，意在獨霸編輯權。魯迅則說：「也不要你一人編，《新青年》是仲甫帶來的，現在仍舊還給仲甫，讓仲甫一人去編吧！」[131]於是，會議決定，《新青年》自7卷1號起，仍由陳獨秀一人主編。1920年2月，陳獨秀去上海時，就將其帶到上海。
魯迅所以提出這個主意，顯然不是隨意一想，而是出於他對陳、胡二人的認識——陳獨秀待人的真誠品格給了他太深的影響。後來他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那門是開著的，裏麵幾把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卻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內無武器，請勿疑慮。』」[132]
隨後，陳獨秀寫了一篇《主義與努力》的短文，對這場「主義與問題」的爭論做了一個最好的總結，其主要觀點如下：
我們行船時，一須定方向，二須努力。不努力自然達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將要走到何處去？
我看見有許多青年隻是把主義掛在口上，不去做實際的努力，因此我曾說：「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又曾說：「無論在何製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一般，製度改了，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這些話本是專為空談主義不去努力實行的人而發的。
但現在有班妄人誤會了我的意思，主張辦實事，不要談什麽主義什麽製度。主義製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128]
這篇短文，概括了當時先進思想界的兩大弊病，既反對了「空談主義不去努力」的傾向，又反對了「不談主義盲目努力」的傾向。同時明確表示擁護李大釗的觀點（他的行船方向論是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中的觀點），批判了胡適的思想。
陳獨秀與胡適必然分手的另一個深刻的原因是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即要不要與政治相結合上的分歧。如前述，在這個問題上，二人原來是默契的，都認為中國衰弱的主要根源是國民愚昧落後，而這是舊文化毒害的結果，因此救亡應該從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運動著手。所以，陳獨秀在胡適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時，同意「不談政治」的約定。但是，陳獨秀與胡適二人的性格如同火與冰，完全不同。陳疾惡如仇、激情澎湃，是情係國家安危和民眾疾苦的愛國者和革命者。胡則理智冷靜到幾乎到「冷血」的程度，麵對國家危亡的危機，他認為知識分子除了讀書和研究學問以及文學改革之外，什麽救國運動、革命鬥爭，都不應該進行。1915年他在美國留學時，日本繼侵占我國山東後又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留學生皆極憤慨，紛紛集會抗議，甚至有準備回國參加對日作戰者。3月1日綺色佳城的留學生集會，商議反對日本的進行辦法。胡適不僅不與會，還寫一便條稱：「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此條在會上一讀，大家都嗤之以鼻。連他的好友任鴻雋也怪他的「不爭主義」。[129]
可是胡適並不以此為錯，第三天（3月3日），他還就此事給張亦農（即張奚若）寫信，對留學生的愛國行動反唇相譏說：「今日大患在於學子不肯深思遠慮，平日一無預備，及外患之來，始驚擾無措，或發急電，或作長函，或痛哭而陳詞，或慷慨而自殺，徒亂心緒，何補實際？至於責人無巳，尤非忠恕之道。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當以鎮靜處之，庶不失大國國民風度耳。」[130]
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發生後，陳獨秀堅決要談政治，於是創辦了《每周評論》。在某種意義上，這份周報是陳與胡第一次分裂（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的產物。由於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胡適被運動熱潮所裹挾，沒有像1915年那樣對抗，但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宣傳杜威實驗主義哲學上，並因此而與李大釗發生了主義與問題的論戰。現在，陳獨秀既然站到了李的一邊，接受馬克思主義，二人的分裂——新文化運動的分裂終於不可避免了。
1919年10月5日，陳獨秀了解李、胡之爭後，在寓所召開《新青年》編輯部會議，試圖彌合裂痕。會前，胡適對沈尹默等人說：「《新青年》由我一個人來編。」反對大家輪流編輯，意在獨霸編輯權。魯迅則說：「也不要你一人編，《新青年》是仲甫帶來的，現在仍舊還給仲甫，讓仲甫一人去編吧！」[131]於是，會議決定，《新青年》自7卷1號起，仍由陳獨秀一人主編。1920年2月，陳獨秀去上海時，就將其帶到上海。
魯迅所以提出這個主意，顯然不是隨意一想，而是出於他對陳、胡二人的認識——陳獨秀待人的真誠品格給了他太深的影響。後來他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那門是開著的，裏麵幾把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卻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內無武器，請勿疑慮。』」[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