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他也承認這是要什麽「主義」之爭，而不是要不要「主義」之爭，而且他從此開始也放棄了「不談政治」的立場。胡的文章表麵上是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把談主義貶斥為「阿貓阿狗都可以幹的事情」，要求大家都拋開主義，隻注意眼前一個一個的實際問題；實際上是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主張以實驗主義為指導實行改良。這是他改良主義政治態度的首次聲明。對於胡適一生思想轉變也是一個標誌，從一直表現為「不談政治」的無黨派人士，轉變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有鮮明立場的政治代表人物。7月26日，曾琦就寫信給胡適，「萬分佩服」其文「對於現在空發議論而不切實際的言論痛下砭鞭」。李大釗則立即做出回應《再論問題與主義》予以反駁，指出問題與主義「不能十分分離」，為了要解決一種社會問題，就需要有動員大家一致努力的一種理想的主義，不能因有人冒某種主義的牌號，便放棄正當的主義。然後李明確挑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歡談談布爾紮維主義的。」[116]
緊接著，胡適連續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117]也明確表示他主要反對馬克思主義和革命。他指責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養成「階級的仇恨心」，「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歷史上演出許多不須有的慘劇」。
胡適說，當時，正是爭論正在激烈時，京師警察廳總監把他找去，「他勸我不要辦《每周評論》了，要辦報，可以另起報名。我答應了。此事就過完了」。[118]8月30日北京警察廳下令查封《每周評論》。31日出版的刊有《四論》的《每周評論》成了終刊號。十幾天後陳獨秀出獄時，這場論戰已經終止。於是，陳獨秀對這場論戰的態度，就成了一個謎！其實，從陳當時的文章、演說和對他深切了解的李大釗、胡適的評論看，這個謎還是可以解開的：開始是「中立偏胡」，然後「偏李批胡」。
在這場論戰前，即5月份，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由胡適陪同巡迴做報告，對中國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陳獨秀雖不似胡適那樣成為其信徒，但在文章中時有讚賞之言，說明他對實驗主義是贊成的。直到他11月2日寫《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時，還說中國要實行民治主義，應「拿英美作榜樣」，指出：「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而與這篇文章同時發表的《〈新青年〉宣言》，在闡述《新青年》同人理想的新社會後，還宣布：「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119]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拿達爾文的進化論做革新的思想武器，杜威的實驗哲學也是建立在此進化論基礎上的。所以，陳獨秀接受起來很容易。台灣資深學者餘英時甚至說：「陳獨秀在『五四』前後對『民主』和『科學』的理解大體上是接受了胡適和杜威的影響。」[120]這個說法，除在時間上有顛倒之誤外，意思還是可以的。（即與其說是陳接受了胡、杜影響，不如說後二人的影響適應了陳的需要。因為陳的民主和科學思想早在1915年就從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法蘭西文明中產生了，怎麽能說是接受了1919年胡、杜的影響呢？）所以李大釗在答胡適的文章中，轉引日本《日日新聞》的評論說：「仲甫先生和先生（胡適——引者）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麵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麵防遏俄國布爾劄維克主義的潮流。」[121]胡適晚年也回憶說：「事實上，陳獨秀在1919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的早期的著作裏，他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在他寫給《新青年》雜誌的編者的幾封信裏麵，我想他甚至說過他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設想得太多。」[122]
同時，也應該指出，在革命與改良問題上，陳獨秀一直是激進的革命派，因此又是與主張「根本解決」的李大釗心心相通的。早在胡適在中國和美國的學校中形成改良主義思想時，陳獨秀就已經拋棄康梁改良派，在與舊民主主義革命誌士共同奮鬥的腥風血雨中培育起從根本上推翻舊製度的暴力革命觀。1919年4月27日，五四運動前夕，他在評論南北政府代表和平談判狀況時，就指出：「若想真和平，非多數國民出來，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將那顧全飯碗阻礙和平的武人議員政客掃蕩一空不可。」[123]在五四運動中，他又發出國民「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124]的號召。這裏就埋下他必然與胡適分裂的根源。
正因為這場論戰不是主義與問題的爭論，而是要不要馬克思主義，要不要革命的爭論，所以，一旦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階級鬥爭的革命道路之時，也就成為他告別胡適之日。十幾年後，胡適為此而感嘆道：「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陶孟和——引者）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125]
胡適的這個說法，顯然有點自大。因為在北大時陳從事新文化運動，「不談政治」，當然要團結胡、陶等新生力量，一致對外——封建頑固派，並非是陳受了胡、孟的影響。至於在編輯過程中，某具體問題的爭論及破裂時《新青年》怎麽辦，陳獨秀有時的確考慮過胡的意見，那是另一回事。
緊接著，胡適連續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117]也明確表示他主要反對馬克思主義和革命。他指責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養成「階級的仇恨心」，「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歷史上演出許多不須有的慘劇」。
胡適說，當時，正是爭論正在激烈時，京師警察廳總監把他找去，「他勸我不要辦《每周評論》了，要辦報，可以另起報名。我答應了。此事就過完了」。[118]8月30日北京警察廳下令查封《每周評論》。31日出版的刊有《四論》的《每周評論》成了終刊號。十幾天後陳獨秀出獄時，這場論戰已經終止。於是，陳獨秀對這場論戰的態度，就成了一個謎！其實，從陳當時的文章、演說和對他深切了解的李大釗、胡適的評論看，這個謎還是可以解開的：開始是「中立偏胡」，然後「偏李批胡」。
在這場論戰前，即5月份，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由胡適陪同巡迴做報告，對中國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陳獨秀雖不似胡適那樣成為其信徒，但在文章中時有讚賞之言，說明他對實驗主義是贊成的。直到他11月2日寫《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時，還說中國要實行民治主義，應「拿英美作榜樣」，指出：「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會反對。」而與這篇文章同時發表的《〈新青年〉宣言》，在闡述《新青年》同人理想的新社會後，還宣布：「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119]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拿達爾文的進化論做革新的思想武器，杜威的實驗哲學也是建立在此進化論基礎上的。所以，陳獨秀接受起來很容易。台灣資深學者餘英時甚至說：「陳獨秀在『五四』前後對『民主』和『科學』的理解大體上是接受了胡適和杜威的影響。」[120]這個說法，除在時間上有顛倒之誤外，意思還是可以的。（即與其說是陳接受了胡、杜影響，不如說後二人的影響適應了陳的需要。因為陳的民主和科學思想早在1915年就從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法蘭西文明中產生了，怎麽能說是接受了1919年胡、杜的影響呢？）所以李大釗在答胡適的文章中，轉引日本《日日新聞》的評論說：「仲甫先生和先生（胡適——引者）等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是支那民主主義的正統思想。一方麵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麵防遏俄國布爾劄維克主義的潮流。」[121]胡適晚年也回憶說：「事實上，陳獨秀在1919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的早期的著作裏，他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在他寫給《新青年》雜誌的編者的幾封信裏麵，我想他甚至說過他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設想得太多。」[122]
同時，也應該指出，在革命與改良問題上，陳獨秀一直是激進的革命派，因此又是與主張「根本解決」的李大釗心心相通的。早在胡適在中國和美國的學校中形成改良主義思想時，陳獨秀就已經拋棄康梁改良派，在與舊民主主義革命誌士共同奮鬥的腥風血雨中培育起從根本上推翻舊製度的暴力革命觀。1919年4月27日，五四運動前夕，他在評論南北政府代表和平談判狀況時，就指出：「若想真和平，非多數國民出來，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將那顧全飯碗阻礙和平的武人議員政客掃蕩一空不可。」[123]在五四運動中，他又發出國民「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124]的號召。這裏就埋下他必然與胡適分裂的根源。
正因為這場論戰不是主義與問題的爭論，而是要不要馬克思主義，要不要革命的爭論，所以，一旦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階級鬥爭的革命道路之時，也就成為他告別胡適之日。十幾年後，胡適為此而感嘆道：「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陶孟和——引者）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125]
胡適的這個說法，顯然有點自大。因為在北大時陳從事新文化運動，「不談政治」，當然要團結胡、陶等新生力量，一致對外——封建頑固派，並非是陳受了胡、孟的影響。至於在編輯過程中，某具體問題的爭論及破裂時《新青年》怎麽辦，陳獨秀有時的確考慮過胡的意見，那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