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工作中，陳獨秀上海發起組11月創辦的《共產黨》月刊，由於主要內容是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批判無政府主義，給了毛澤東很大的幫助。張文亮日記記載：
12月27日，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
有了這個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澤東就在文化書社約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召開新年大會。會議主題是「改造中國與世界」採取何種方法？從何入手？毛澤東首先介紹了旅法會友提出的五種方法：一是社會主義政策，二是社會民主主義，三是激烈方法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四是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五是無政府主義。毛澤東在比較後表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114]與會者各抒己見，熱烈討論達兩個小時，最後表決，毛澤東、何叔衡等12人贊成第三種，二人贊成第二種，一人贊成第四種，三人未定。
同樣的工作也在旅法的新民學會會友中進行著。蔡和森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共產黨的主張。但是，由於會友中無政府主義勢力強大，他的主張一時得不到多數人的擁護。他把這種情況分別寫信給陳獨秀和毛澤東。陳把他的信發表在《新青年》上，並答信表示支持，稱其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骨髓」，還解釋了有些人對馬克思主義是「人為的革命說」又是「唯物史觀」是「自相矛盾」的懷疑，指出「革命是我們創造將來歷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但「我們對於改造社會底主張，不可蔑視社會經濟的事實」。毛澤東也覆信表示：「你這一封信裏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又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並重申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批判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觀點。關於建黨步驟，毛澤東明確告訴他：「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還特別說明「宣言即仲甫所為」。
《共產黨》在當時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創刊詞「短言」並未署名。此信表明當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之深。
陳獨秀十分支持毛澤東發展青年團的正確方針。1921年春天，他在廣州還特地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在湖南大力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因此，在中共「一大」後，湖南得以順利地建黨，並在陳獨秀的具體指導下，建黨初期的工作取得了優秀於其他各地的模範的成績。
與胡適分道揚鑣 友誼長存
李大釗、陳獨秀先後轉向馬克思主義之時，《新青年》編輯部和新文化運動陣營，也隨之發生分裂。這是近代先進思想界和變革隊伍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是1898年戊戌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革命派與康梁改良派的分裂。這第二次是由於李、陳轉變時，胡適等人仍停留在西方民主主義的思想上，對於社會改造，胡主張他的美國老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實行一點一滴的改良，反對李、陳接受的馬克思主義——通過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從根本上改革社會製度。但是，由於康梁維新運動失敗後，中國社會思想和民眾情緒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高壓下出現了崇拜暴力革命的狂飆，總的趨向是越來越激進，所以，改良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終於被排擠出歷史潮流之外。這種歷史趨勢的是非與長短，以及對陳獨秀等人物在這種趨勢中的作用，國內外學者有各種不同的評述，見仁見智。但是，筆者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於這種趨勢，誰也無能為力，包括陳獨秀這樣的思想家。
新文化運動發生後，中國思想文化界實際上爆發了新舊之爭和東西文化之爭，陳獨秀是這兩場論戰中革命一方的領袖和先鋒。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後，又發生了第三場論戰——「問題與主義之爭」。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次論戰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內部，而且陳獨秀因在獄中未能參加。
但是，這場論戰的實質，並不是表麵上所說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即隻談問題不談主義，或隻談主義不談問題；而是以什麽主義來談中國的出路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還是杜威的實驗主義。對於這個問題，陳獨秀在1919年6～8月這場論戰前後是完完全全參加了的，並且有一個由此及彼的轉變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他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轉變的過程，也是新文化陣營分裂的過程。
1919年《新青年》採取輪流編輯製，陳獨秀仍是總負責。5月，李大釗主編的第6卷第5號為「馬克思主義專號」（因故推到9月才出版），集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及蘇維埃製度，引起胡適的不滿。
陳獨秀入獄後，李大釗也避難出京。胡適於是接辦《每周評論》。從此，該刊突然改變為鼓吹實驗主義改良哲學的輿論陣地，第26號還取消了原刊頭，代以「杜威演講錄」。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便發表了胡適的挑戰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後來他說：這時「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即皖係軍閥——引者）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麽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周評論》第31號裏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15]
12月27日，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
有了這個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澤東就在文化書社約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召開新年大會。會議主題是「改造中國與世界」採取何種方法？從何入手？毛澤東首先介紹了旅法會友提出的五種方法：一是社會主義政策，二是社會民主主義，三是激烈方法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四是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五是無政府主義。毛澤東在比較後表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114]與會者各抒己見，熱烈討論達兩個小時，最後表決，毛澤東、何叔衡等12人贊成第三種，二人贊成第二種，一人贊成第四種，三人未定。
同樣的工作也在旅法的新民學會會友中進行著。蔡和森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共產黨的主張。但是，由於會友中無政府主義勢力強大，他的主張一時得不到多數人的擁護。他把這種情況分別寫信給陳獨秀和毛澤東。陳把他的信發表在《新青年》上，並答信表示支持，稱其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骨髓」，還解釋了有些人對馬克思主義是「人為的革命說」又是「唯物史觀」是「自相矛盾」的懷疑，指出「革命是我們創造將來歷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但「我們對於改造社會底主張，不可蔑視社會經濟的事實」。毛澤東也覆信表示：「你這一封信裏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又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並重申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批判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觀點。關於建黨步驟，毛澤東明確告訴他：「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還特別說明「宣言即仲甫所為」。
《共產黨》在當時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創刊詞「短言」並未署名。此信表明當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之深。
陳獨秀十分支持毛澤東發展青年團的正確方針。1921年春天，他在廣州還特地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在湖南大力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因此，在中共「一大」後，湖南得以順利地建黨，並在陳獨秀的具體指導下，建黨初期的工作取得了優秀於其他各地的模範的成績。
與胡適分道揚鑣 友誼長存
李大釗、陳獨秀先後轉向馬克思主義之時，《新青年》編輯部和新文化運動陣營，也隨之發生分裂。這是近代先進思想界和變革隊伍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是1898年戊戌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革命派與康梁改良派的分裂。這第二次是由於李、陳轉變時，胡適等人仍停留在西方民主主義的思想上，對於社會改造，胡主張他的美國老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實行一點一滴的改良，反對李、陳接受的馬克思主義——通過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從根本上改革社會製度。但是，由於康梁維新運動失敗後，中國社會思想和民眾情緒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高壓下出現了崇拜暴力革命的狂飆，總的趨向是越來越激進，所以，改良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終於被排擠出歷史潮流之外。這種歷史趨勢的是非與長短，以及對陳獨秀等人物在這種趨勢中的作用，國內外學者有各種不同的評述，見仁見智。但是，筆者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於這種趨勢，誰也無能為力，包括陳獨秀這樣的思想家。
新文化運動發生後，中國思想文化界實際上爆發了新舊之爭和東西文化之爭，陳獨秀是這兩場論戰中革命一方的領袖和先鋒。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後，又發生了第三場論戰——「問題與主義之爭」。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次論戰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內部，而且陳獨秀因在獄中未能參加。
但是，這場論戰的實質，並不是表麵上所說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即隻談問題不談主義，或隻談主義不談問題；而是以什麽主義來談中國的出路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還是杜威的實驗主義。對於這個問題，陳獨秀在1919年6～8月這場論戰前後是完完全全參加了的，並且有一個由此及彼的轉變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他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轉變的過程，也是新文化陣營分裂的過程。
1919年《新青年》採取輪流編輯製，陳獨秀仍是總負責。5月，李大釗主編的第6卷第5號為「馬克思主義專號」（因故推到9月才出版），集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及蘇維埃製度，引起胡適的不滿。
陳獨秀入獄後，李大釗也避難出京。胡適於是接辦《每周評論》。從此，該刊突然改變為鼓吹實驗主義改良哲學的輿論陣地，第26號還取消了原刊頭，代以「杜威演講錄」。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便發表了胡適的挑戰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後來他說：這時「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正當安福部（即皖係軍閥——引者）極盛的時代，上海的分贓和會還不曾散夥。然而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麽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周評論》第31號裏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