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這種思想狀況完全是正常的。因為被稱為中國信仰馬克思主義「第一人」的李大釗，當時也剛剛接受馬克思主義不久；陳獨秀則還處在由自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另一件能證明毛澤東此時雖然在北京看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但思想上還是「大雜燴」的事實，除了他在北京和上海參加工讀互助團活動之外，就是他這時還十分信仰胡適「隻談問題，不談主義」的實驗主義——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釗與胡適爭論「主義與問題」火熱的時候，毛澤東不是站在李大釗一邊，而是響應胡適「多研究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這個章程中所列的144項問題，是對胡適文章所提到的問題的具體展示，思路和主旨與胡適基本一致。可見毛對胡的思想和主張是認真研究、衷心擁護的，不是隨便附和。因此，這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後，還代表新民學會上書並拜訪胡適，爭取胡支持湖南的驅張運動。1920年1月5日胡適日記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更有甚者，毛澤東還請胡適設計了在湖南具體落實胡適主張的方案。胡適1951年5月16～17日日記回憶：「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104]所以毛澤東在當時給朋友信中稱：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105]——從他在信中的敘述來看，這個自修大學，實際上是他在北京和上海參加過的「工讀互助團」那樣的組織。
把毛澤東從以上思想「大雜燴」中導引出來、隻信仰馬克思主義一家的主要導師就是陳獨秀。可能是因為在北京看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受其他各種思想的幹擾，印象不深，到上海與陳獨秀交談後，才加深了認識，所以，毛澤東後來甚至說是陳獨秀最早告訴他「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106]
1920年4月，毛澤東在上述思想「大雜燴」的狀況下離開北京，5月5日到達上海。一方麵是為一些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送行，另一方麵進一步宣傳湖南驅張運動。由於利用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係矛盾打擊張敬堯取得成功，張倒台在即，這時的驅張運動已經進入到驅張以後怎麽辦的討論。毛澤東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國」，「和北京政府脫離關係」的政治主張。他帶著這個與胡適交談過的同樣的話題拜訪陳獨秀，與陳做了一次長談，結果得到與第一次拜訪新文化運動領袖們同樣的印象——唯陳獨秀給他的影響最深。
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07]
陳獨秀這時的「信仰」，就是上述他對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幻想的破滅和拋棄，和對俄國十月革命後蘇維埃製度和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擁護。看來，陳獨秀的新信仰，對於剛剛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書籍、苦苦思索還未得要領的毛澤東來說，起了「畫龍點睛」「撥雲見日」的作用。所以，毛澤東才有「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這樣的感受。
接著，毛澤東又讀了上述三本陳獨秀組織翻譯出版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書——《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他說：「這三本書特別深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08]
毛澤東這裏對讀三本書與思想轉折時間的回憶，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因為陳獨秀組織翻譯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而其他兩本書第二年才出版。因此，他如果真是讀了這三本書，才「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不能說「1920年夏天……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轉變，不可能從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舊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舊思想。舊思想的離去和新思想的確立，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種思想還會長期共存。這種「大雜燴」的現象，決不會從這年夏天起完全結束了。同時，毛澤東這時的思想方法又有自己的特點，不像陳獨秀與胡適那樣，各趨極端，而是善於吸取各種思想主張的長處，為我所用。就在毛澤東與陳交談後離開上海回到湖南後，他還是念念不忘胡適，不忘胡適為他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在他回到湖南後，立即給胡適一信表示：「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109]隨後，毛澤東一麵奉陳獨秀的教導，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籌建湖南共產黨和青年團；一麵又奉胡適的指引，辦湖南自修大學。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社長賀民範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不過，這時的自修大學，由於北京、上海工讀互助團的相繼失敗，更由於陳獨秀給了他更大的影響，它不再是實行胡適的實驗主義的工讀互助團，而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了。
把毛澤東從以上思想「大雜燴」中導引出來、隻信仰馬克思主義一家的主要導師就是陳獨秀。可能是因為在北京看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受其他各種思想的幹擾，印象不深，到上海與陳獨秀交談後，才加深了認識，所以，毛澤東後來甚至說是陳獨秀最早告訴他「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106]
1920年4月，毛澤東在上述思想「大雜燴」的狀況下離開北京，5月5日到達上海。一方麵是為一些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送行，另一方麵進一步宣傳湖南驅張運動。由於利用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係矛盾打擊張敬堯取得成功，張倒台在即，這時的驅張運動已經進入到驅張以後怎麽辦的討論。毛澤東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國」，「和北京政府脫離關係」的政治主張。他帶著這個與胡適交談過的同樣的話題拜訪陳獨秀，與陳做了一次長談，結果得到與第一次拜訪新文化運動領袖們同樣的印象——唯陳獨秀給他的影響最深。
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107]
陳獨秀這時的「信仰」，就是上述他對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幻想的破滅和拋棄，和對俄國十月革命後蘇維埃製度和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擁護。看來，陳獨秀的新信仰，對於剛剛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書籍、苦苦思索還未得要領的毛澤東來說，起了「畫龍點睛」「撥雲見日」的作用。所以，毛澤東才有「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這樣的感受。
接著，毛澤東又讀了上述三本陳獨秀組織翻譯出版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書——《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他說：「這三本書特別深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08]
毛澤東這裏對讀三本書與思想轉折時間的回憶，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因為陳獨秀組織翻譯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而其他兩本書第二年才出版。因此，他如果真是讀了這三本書，才「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不能說「1920年夏天……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轉變，不可能從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舊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舊思想。舊思想的離去和新思想的確立，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種思想還會長期共存。這種「大雜燴」的現象，決不會從這年夏天起完全結束了。同時，毛澤東這時的思想方法又有自己的特點，不像陳獨秀與胡適那樣，各趨極端，而是善於吸取各種思想主張的長處，為我所用。就在毛澤東與陳交談後離開上海回到湖南後，他還是念念不忘胡適，不忘胡適為他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在他回到湖南後，立即給胡適一信表示：「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109]隨後，毛澤東一麵奉陳獨秀的教導，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籌建湖南共產黨和青年團；一麵又奉胡適的指引，辦湖南自修大學。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社長賀民範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不過，這時的自修大學，由於北京、上海工讀互助團的相繼失敗，更由於陳獨秀給了他更大的影響，它不再是實行胡適的實驗主義的工讀互助團，而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