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這位女性叫「崇俠」，與沈玄廬一起是《星期評論》社的成員。因為共同的改造社會的理想，產生了很深的愛情。但是，當時沈已有四個夫人，所以，他們的愛情受到四個夫人的強烈忌恨。同時，同在一個社裏的沈仲九也愛上了崇俠。而且沈仲九因與沈玄廬發生矛盾，一度出走，準備自殺。崇俠夾在這種種矛盾衝突中，感到十分痛苦，努力尋找擺脫這種環境的出路。恰恰沈仲九和劉大白對佛教很感興趣，經常在崇俠麵前談佛論道，於是她深受影響，終於產生了出家當尼姑的念頭。時間是在1920年7月。以上情況，在1920年6月至7月的《俞秀鬆日記》和日記中抄錄的俞致沈仲九信（6月27日）及崇俠致沈玄廬的信（7月21日）中，有詳細的記載。[98]如6月17日的日記說：「玄廬和崇俠很親愛……玄廬與崇俠談天，我就加入進去，他們就對我宣布他們倆底愛情怎樣深切。」當崇俠無法擺脫對玄廬的愛情與改造社會之間的矛盾時，想以自己的出家做尼姑來成全玄廬改造社會、在故鄉浙江蕭山衙前做農民運動的理想。所以，7月17日的日記寫道：「崇俠對玄廬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戀愛以後，誌氣要消暮，沒有從前那樣熱烈的努力改造社會。」7月21日的日記終於有了結果：「上午，玄廬接崇俠來信，這是伊別玄廬的信，伊不知到那裏去做尼姑了。伊信裏有一首血書是：『世道坎坷事齷齪，輔人意恐轉誤人。書留熱血別知己，為勉前程莫痛心。』」可見，她參加了陳獨秀5月召集的第一、第二次籌備共產黨的座談會後，就很快「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印證了李立三的說法。而沈玄廬的確受了這個刺激和激勵，把中共領導的第一個農民運動——衙前農民運動搞得相當的轟轟烈烈。
此事件，也說明當時參加籌備共產黨活動的人們，思想狀況的確是很複雜的。而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在當時形成的新文化風氣中，不僅中國男女平等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女子參加政治運動也有了開頭。這無疑是陳獨秀對歷史的重要貢獻。實際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婦女參政等婦女運動，是當時陳獨秀進行建黨活動的重要部分。例如5月下旬，上海織襪女工因反對資本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體罷工，女工吳蓮溪發起成立織襪工會，並拜會陳獨秀請予助力，指示進行。陳詳細詢問情況後，表示「盡力協助」。[99]10月，陳獨秀幫助成立的上海店員工會「工商友誼會」機關報《上海夥友》發表女工陳親愛的信《女工為什麽不入會》一文時，陳獨秀親自為其寫按語，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陳女士挺身出來為女同胞奮鬥。」[100]次年1月，他應邀去廣東任省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更把婦女運動當作一件重要事情來做，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婦女界聯合會等單位連續發表演說或寫文章《婦女問題與社會主義》《我們為什麽要提倡勞動運動與婦女運動》《我的婦女解放觀》等，大做婦女啟蒙運動，並指出徹底解放婦女，「必須把社會主義作唯一的方針」。[101]並且還運用他手中掌握的教育大權，把李季調到廣州，創辦了專門宣傳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的刊物《勞動與婦女》，在省立一中首創男女同校等。10月回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後，又創辦了我黨第一個「女子學校」，以培養婦運人才，正式開展黨領導的婦運工作。李達任學校校長，陳獨秀等親自任教。
從以上中國共產黨籌建的過程，以及這一時期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來看，是不是當時莫斯科更迫切需要建立中國共產黨呢？在這個過程中，共產國際的確給了中國革命者許多幫助，這是主要的。但是，能成功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陳獨秀等革命者是不是也給了莫斯科許多幫助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幫助毛澤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繼領導湖南的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受陳獨秀影響，對社會進行革命實踐的第二個大行動是發動湖南的「驅張運動」。當時，湖南督軍張敬堯對湖南的統治極其昏庸而殘暴，激起人民群眾的無比憤恨，一致呼籲：「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毛澤東正確估量了當時湖南省內外形勢和群眾的憤怒情緒，決心將五四運動中形成的反日反北洋賣國政府為對象的群眾愛國鬥爭，引向以驅逐張敬堯為中心的運動。1919年12月，毛澤東以新民學會和湖南學聯為骨幹掀起的驅張運動，終於在湖南全省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他們從堅決抵製並焚燒日貨、對抗張的禁令入手，遭到張的鎮壓後，即大張旗鼓地向社會公開揭露張的種種罪惡。12月6日，長沙主要學校陸續罷課後，毛澤東與運動骨幹商量決定在本地加強鬥爭的同時，向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派出「驅張代表團」，進行請願活動，以擴大驅張宣傳，爭取外省支援。毛澤東負責北京代表團的工作。這次行動與他同陳獨秀的接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
毛澤東於12月18日到達北京，除向總統府、國務院呈文，向各界宣傳、揭露張敬堯禍湘罪惡，要求「將湖南督軍張敬堯明令罷職，提交法庭依律處辦，以全國法而救湘」外，與正在向馬克思主義者急進的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密切聯繫，開始較係統地接觸馬克思主義。羅章龍回憶說，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我們還自己謄寫、油印。毛澤東看到了。毛澤東自己也說：「在我第二次遊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書。我熱烈地搜尋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建立起完全的信仰。」[102]自然，這裏有一個過程。開始時，他把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潮當作馬克思主義來接受，而且自己原有的康有為大同思想、西方的民主自由以及封建思想影響，也沒有肅清。正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給周士釗的信中所述：「老實說，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誌，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在後來與斯諾的談話中，他更明確地承認：「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19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103]
此事件，也說明當時參加籌備共產黨活動的人們，思想狀況的確是很複雜的。而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在當時形成的新文化風氣中，不僅中國男女平等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女子參加政治運動也有了開頭。這無疑是陳獨秀對歷史的重要貢獻。實際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婦女參政等婦女運動，是當時陳獨秀進行建黨活動的重要部分。例如5月下旬，上海織襪女工因反對資本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體罷工，女工吳蓮溪發起成立織襪工會，並拜會陳獨秀請予助力，指示進行。陳詳細詢問情況後，表示「盡力協助」。[99]10月，陳獨秀幫助成立的上海店員工會「工商友誼會」機關報《上海夥友》發表女工陳親愛的信《女工為什麽不入會》一文時，陳獨秀親自為其寫按語，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陳女士挺身出來為女同胞奮鬥。」[100]次年1月，他應邀去廣東任省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更把婦女運動當作一件重要事情來做，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婦女界聯合會等單位連續發表演說或寫文章《婦女問題與社會主義》《我們為什麽要提倡勞動運動與婦女運動》《我的婦女解放觀》等，大做婦女啟蒙運動，並指出徹底解放婦女，「必須把社會主義作唯一的方針」。[101]並且還運用他手中掌握的教育大權，把李季調到廣州，創辦了專門宣傳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的刊物《勞動與婦女》，在省立一中首創男女同校等。10月回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後，又創辦了我黨第一個「女子學校」，以培養婦運人才，正式開展黨領導的婦運工作。李達任學校校長，陳獨秀等親自任教。
從以上中國共產黨籌建的過程，以及這一時期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來看，是不是當時莫斯科更迫切需要建立中國共產黨呢？在這個過程中，共產國際的確給了中國革命者許多幫助，這是主要的。但是，能成功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陳獨秀等革命者是不是也給了莫斯科許多幫助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幫助毛澤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繼領導湖南的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受陳獨秀影響，對社會進行革命實踐的第二個大行動是發動湖南的「驅張運動」。當時，湖南督軍張敬堯對湖南的統治極其昏庸而殘暴，激起人民群眾的無比憤恨，一致呼籲：「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毛澤東正確估量了當時湖南省內外形勢和群眾的憤怒情緒，決心將五四運動中形成的反日反北洋賣國政府為對象的群眾愛國鬥爭，引向以驅逐張敬堯為中心的運動。1919年12月，毛澤東以新民學會和湖南學聯為骨幹掀起的驅張運動，終於在湖南全省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他們從堅決抵製並焚燒日貨、對抗張的禁令入手，遭到張的鎮壓後，即大張旗鼓地向社會公開揭露張的種種罪惡。12月6日，長沙主要學校陸續罷課後，毛澤東與運動骨幹商量決定在本地加強鬥爭的同時，向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派出「驅張代表團」，進行請願活動，以擴大驅張宣傳，爭取外省支援。毛澤東負責北京代表團的工作。這次行動與他同陳獨秀的接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
毛澤東於12月18日到達北京，除向總統府、國務院呈文，向各界宣傳、揭露張敬堯禍湘罪惡，要求「將湖南督軍張敬堯明令罷職，提交法庭依律處辦，以全國法而救湘」外，與正在向馬克思主義者急進的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密切聯繫，開始較係統地接觸馬克思主義。羅章龍回憶說，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龐大的翻譯組，大量翻譯外文書籍，《共產黨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我們還自己謄寫、油印。毛澤東看到了。毛澤東自己也說：「在我第二次遊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書。我熱烈地搜尋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建立起完全的信仰。」[102]自然，這裏有一個過程。開始時，他把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潮當作馬克思主義來接受，而且自己原有的康有為大同思想、西方的民主自由以及封建思想影響，也沒有肅清。正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給周士釗的信中所述：「老實說，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誌，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在後來與斯諾的談話中，他更明確地承認：「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19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