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致胡適明信片
毛澤東是1920年7月離開上海的，但至今沒有資料說明他參加了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醞釀工作。現有資料隻是表明他與陳獨秀關係相當密切，並且從此開始，在陳的指導下，在湖南進行建團建黨工作。據當時毛在長沙最親近的朋友張文亮日記記載：9月10日晚上，即毛澤東從上海回來後兩個月，毛澤東與張在長沙第一師範談話，次日，張就給陳獨秀髮信，要求介紹俄國情況，並寄些書報來。[110]原來，毛澤東回長沙後，就學新青年社，籌備文化書社。8月1日，毛澤東在《文化書社緣起》一文中說：「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用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許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111]名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實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因為在實際營業時，如書社敬告所說：銷售的書報雜誌，「曾經嚴格選擇，盡是較有價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陳舊的都不要）」。[112]8月2日，文化書社成立，9月9日開始營業。但是，在籌備過程中，資金嚴重困難。毛澤東就向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求助。後者立即響應。在與書社正式約定進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陳獨秀為它做「信用介紹，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等好幾家。據毛澤東起草的開業後一個月的營業報告統計，在已經銷售的書刊雜誌中，已成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理論機關刊物的《新青年》和指導工人運動的《勞動界》（周刊）最受歡迎，銷量最多。半年後統計，這兩種刊物分別售出2000冊和5000冊。這樣大的銷售量，當時全國是少有的。這表明他們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做出了特殊的貢獻。這個資料還說明，毛澤東回湘後，上海陳獨秀為首的共產黨發起組出版的一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都可及時提供給毛澤東和他組織的機構、團體。
另外，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建黨的過程中，李大釗在北京組織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社」。毛澤東也在8月22日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9月15日正式成立於文化書社內。毛澤東任書記幹事。因為上海已經成立了培訓去蘇聯學習的「外國語學校」，所以俄羅斯研究會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實地調查」。結果，研究會成立不久，毛澤東就派出任弼時、蕭勁光等六人進入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然後赴俄進東方大學深造。
說明這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莫過於陳獨秀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直接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團、建黨了。鑑於當時先進分子中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較多，所以毛澤東在陳獨秀指導下籌建黨、團組織時，特別強調要找「真同誌」，工作謹慎，強調先建立團組織。湖南的工作是在原有的新民學會基礎上進行的，由於新民學會內思想鬥爭很複雜，所以，「一大」前，湖南的工作主要是建團，還未進入到建黨階段。陳獨秀對這項工作關心至深，當時受毛澤東委託在長沙進行建團工作的張文亮的日記，生動地記載了1920年11月、12月陳獨秀與毛澤東在這項工作上的親密關係：
11月17日，接澤東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並實行社會改造，約我星期日上午去會他，並托我尋覓真同誌。
11月21日，會見毛澤東（在通俗館），雲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並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誌；隻宜從緩，不可急進。
11月22日，現在青年出路，做社會主義實行家，必定要親身入工廠去工作，以促醒工界同胞的覺悟，而實行社會改造。
12月2日，澤東來時，他說，青年團等仲甫（即陳獨秀——引者）來時再開成立會，可分兩步進行：一、研究，二、實行。並囑我多找真同誌。
後來，陳獨秀因要到廣州任職，未能去長沙參加青年團的成立會。所以日記記載：
12月16日，（正是陳獨秀動身去廣州的前一天——引者）澤東來此。青年團將於下周開成立會。
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
當時湖南建黨、建團所以採取這個「找真同誌」、「隻宜從緩」的方針，主要是因為這項組織建設是在原有的新民學會基礎上進行的。而這時的新民學會受空想社會主義的「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較深，連毛澤東也不例外。關於他受工讀主義的影響，已如上述。關於無政府主義，他自己說：「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叫朱謙之（當時一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引者）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這年夏天，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後，在清理自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同時，也開始清除新民學會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這時在法國的蔡和森也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所以，毛澤東在這年秋天給蔡的信中明確表示：那種沒有權威、沒有組織的社會狀態是不可想像的，絕對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做不到的」；那些倡導無政府主義的人，如果不是「故為曲說」，便是「愚陋不明事理」。在另一封給會友的信中又指出：「中國壞空氣太深太厚，吾們誠哉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才可以將他換過來……要的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比如一麵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113]
毛澤東是1920年7月離開上海的，但至今沒有資料說明他參加了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醞釀工作。現有資料隻是表明他與陳獨秀關係相當密切，並且從此開始，在陳的指導下，在湖南進行建團建黨工作。據當時毛在長沙最親近的朋友張文亮日記記載：9月10日晚上，即毛澤東從上海回來後兩個月，毛澤東與張在長沙第一師範談話，次日，張就給陳獨秀髮信，要求介紹俄國情況，並寄些書報來。[110]原來，毛澤東回長沙後，就學新青年社，籌備文化書社。8月1日，毛澤東在《文化書社緣起》一文中說：「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用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許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111]名為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實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因為在實際營業時，如書社敬告所說：銷售的書報雜誌，「曾經嚴格選擇，盡是較有價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陳舊的都不要）」。[112]8月2日，文化書社成立，9月9日開始營業。但是，在籌備過程中，資金嚴重困難。毛澤東就向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求助。後者立即響應。在與書社正式約定進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陳獨秀為它做「信用介紹，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等好幾家。據毛澤東起草的開業後一個月的營業報告統計，在已經銷售的書刊雜誌中，已成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理論機關刊物的《新青年》和指導工人運動的《勞動界》（周刊）最受歡迎，銷量最多。半年後統計，這兩種刊物分別售出2000冊和5000冊。這樣大的銷售量，當時全國是少有的。這表明他們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做出了特殊的貢獻。這個資料還說明，毛澤東回湘後，上海陳獨秀為首的共產黨發起組出版的一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都可及時提供給毛澤東和他組織的機構、團體。
另外，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建黨的過程中，李大釗在北京組織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社」。毛澤東也在8月22日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9月15日正式成立於文化書社內。毛澤東任書記幹事。因為上海已經成立了培訓去蘇聯學習的「外國語學校」，所以俄羅斯研究會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實地調查」。結果，研究會成立不久，毛澤東就派出任弼時、蕭勁光等六人進入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然後赴俄進東方大學深造。
說明這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莫過於陳獨秀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直接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團、建黨了。鑑於當時先進分子中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較多，所以毛澤東在陳獨秀指導下籌建黨、團組織時，特別強調要找「真同誌」，工作謹慎，強調先建立團組織。湖南的工作是在原有的新民學會基礎上進行的，由於新民學會內思想鬥爭很複雜，所以，「一大」前，湖南的工作主要是建團，還未進入到建黨階段。陳獨秀對這項工作關心至深，當時受毛澤東委託在長沙進行建團工作的張文亮的日記，生動地記載了1920年11月、12月陳獨秀與毛澤東在這項工作上的親密關係：
11月17日，接澤東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並實行社會改造，約我星期日上午去會他，並托我尋覓真同誌。
11月21日，會見毛澤東（在通俗館），雲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並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誌；隻宜從緩，不可急進。
11月22日，現在青年出路，做社會主義實行家，必定要親身入工廠去工作，以促醒工界同胞的覺悟，而實行社會改造。
12月2日，澤東來時，他說，青年團等仲甫（即陳獨秀——引者）來時再開成立會，可分兩步進行：一、研究，二、實行。並囑我多找真同誌。
後來，陳獨秀因要到廣州任職，未能去長沙參加青年團的成立會。所以日記記載：
12月16日，（正是陳獨秀動身去廣州的前一天——引者）澤東來此。青年團將於下周開成立會。
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
當時湖南建黨、建團所以採取這個「找真同誌」、「隻宜從緩」的方針，主要是因為這項組織建設是在原有的新民學會基礎上進行的。而這時的新民學會受空想社會主義的「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較深，連毛澤東也不例外。關於他受工讀主義的影響，已如上述。關於無政府主義，他自己說：「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叫朱謙之（當時一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引者）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這年夏天，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後，在清理自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同時，也開始清除新民學會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這時在法國的蔡和森也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所以，毛澤東在這年秋天給蔡的信中明確表示：那種沒有權威、沒有組織的社會狀態是不可想像的，絕對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做不到的」；那些倡導無政府主義的人，如果不是「故為曲說」，便是「愚陋不明事理」。在另一封給會友的信中又指出：「中國壞空氣太深太厚，吾們誠哉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才可以將他換過來……要的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比如一麵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