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的性質，今天讀了山川均的《蘇維埃研究》（刊於日本《改造》雜誌1921年5月號——引者），認為真是一篇有價值的文章，但由於我生病，不能完全翻譯，今譯出其梗概。
按照共產主義理論，「蘇維埃」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組織，換言之，即對反對階級實行強製專政的組織。因此，當階級對立消滅時，全社會都被無產階級同化、吸收，「蘇維埃」也成為國家組織，將漸漸失去其功能。換言之，「蘇維埃」是革命過渡時期的政治組織，到組織產生強製力的「蘇維埃」完全無用時，隻剩下一個勞動組合。我等由此而知「蘇維埃」性質的大要。
這就是當時還沒有執政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理想化了的馬克思《哥達綱領》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
隨後，5月26日，施存統在給邵力子的信中再次強調了這種思想：「我主張顛覆舊社會，建設無產階級國家。我對國家的見解，認為國家是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機構。」
施存統的這些宣傳「無產階級專政」的書信和文章，通過國內《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1921年7月15日，題為《一封答覆「中國式無政府主義」者的信》）、《共產黨》（第5號，1921年6月7日）等刊物發表後，在當時思想界產生很大影響，使許多無政府主義者轉向無產階級專政。而受影響最大的也許就是陳獨秀。於是，他領導的徹底清除當時影響最大的新思潮——無政府主義的運動，進行了兩年之久。當時最著名的無政府主義領袖黃淩霜，曾公開批判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90]又在1920年11月因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集中領導，反對組織紀律，率領5人退出北京的共產黨小組。經過陳獨秀的批評教育，逐漸有所轉變。1922年5月，陳獨秀還在上海《新青年》社熱情接待黃淩霜，並說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都是今天改造社會之健將，隻可聯合併進，不可分離排擠。然後，陳獨秀介紹黃去蘇聯實地考察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情況。當時的蘇聯，還未出現史達林時代的殘暴統治，黃回國後思想大轉變，致函陳獨秀說，未去蘇以前，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未表示可否，「現在已相信此種方法，乃今日社會革命惟一之手段，此後惟有隨先生之後，為人道盡力而已」。陳獨秀復函說，「精研篤信安其那（即無政府主義——引者）」在中國為「第一人」的黃淩霜，「今竟翻然有所覺悟，真算是社會改造之大幸，捧讀來信，很喜」。並說：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而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91]
這時的陳獨秀已經能讀到許多翻譯過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並熟練地在演說和文章中運用，熱情宣傳，又在實踐中努力運用而反對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如1922年4月23日在中國公學的演說《馬克思學說》，就大量直接引用馬克思《經濟學批判》《共產黨宣言》《哲學之貧困》《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全麵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四大思想：剩餘價值、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勞工專政。而在這年5月廣州舉行的馬克思紀念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的演說《馬克思的兩大精神》中，他強調：「我很希望青年諸君須以馬克思的實際研究精神來研究學問……最重要的是現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這是馬克思的精神，這就是馬克思第一種實際研究的精神」；第二種就是「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我們研究他的學說，不能僅僅研究其學說，還須將其學說實際去活動，幹社會的革命。」[92]
可見，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典範，是一個反教條主義者。
至於陳獨秀親自到廣州重建那裏的共產黨和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的情況，下麵再敘述。
在上海發起組以上幾方麵的建黨工作中，陳獨秀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由於這些工作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又由於長期的局勢動盪，沒有留下書麵資料，所以，中國學術界長期不清楚。但是，在新公布的共產國際檔案中，有很多材料，如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93]和9月1日東方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94]，還有6月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遠東局的信，係統匯報了維經斯基在4月到中國後的工作情況和成績。而這些工作和成績，恰恰與上述我們根據現存零星史料整理的陳獨秀上海發起組進行的建黨活動相合。由於陳獨秀在建黨工作中的傑出貢獻，這三封信毫不掩飾對陳獨秀的信任和崇敬，稱他是「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
第六，開創婦女解放運動。
共產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婦女解放運動列入自己的重要日程。在最初參加陳獨秀召集的組織共產主義組織的座談會人士中，有一位神秘的女士，一直被史學界所遺忘。施存統回憶說：「上海小組的成立經過：一九二零年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俞秀鬆，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獨秀家裏集會……」[95]陳公培的回憶中，也說在「陳獨秀家裏座談」時，除以上那些人以外，「還有一個女的和我……這次會是1920年夏舉行的，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96]所以，後來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李立三在《黨史報告》中，都提到這個女的，但是又說：「這個女的始終不知姓名」。[97]那麽，這個女的究竟是誰呢？有人認為此女是曾在浙江紹興女子師範學校擔任過教員的上海《星期評論》社成員丁寶林。但是，當時《星期評論》社成員之一楊之華的回憶並沒有證明此事。李立三的《黨史報告》提供了一個線索，說此人「後來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很早就出黨」。直到1991年建黨70周年時，俞秀鬆烈士夫人安誌潔披露俞秀鬆1920年6月至7月日記內容時，這個謎才揭曉。
按照共產主義理論，「蘇維埃」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組織，換言之，即對反對階級實行強製專政的組織。因此，當階級對立消滅時，全社會都被無產階級同化、吸收，「蘇維埃」也成為國家組織，將漸漸失去其功能。換言之，「蘇維埃」是革命過渡時期的政治組織，到組織產生強製力的「蘇維埃」完全無用時，隻剩下一個勞動組合。我等由此而知「蘇維埃」性質的大要。
這就是當時還沒有執政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理想化了的馬克思《哥達綱領》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
隨後，5月26日，施存統在給邵力子的信中再次強調了這種思想：「我主張顛覆舊社會，建設無產階級國家。我對國家的見解，認為國家是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機構。」
施存統的這些宣傳「無產階級專政」的書信和文章，通過國內《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1921年7月15日，題為《一封答覆「中國式無政府主義」者的信》）、《共產黨》（第5號，1921年6月7日）等刊物發表後，在當時思想界產生很大影響，使許多無政府主義者轉向無產階級專政。而受影響最大的也許就是陳獨秀。於是，他領導的徹底清除當時影響最大的新思潮——無政府主義的運動，進行了兩年之久。當時最著名的無政府主義領袖黃淩霜，曾公開批判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90]又在1920年11月因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集中領導，反對組織紀律，率領5人退出北京的共產黨小組。經過陳獨秀的批評教育，逐漸有所轉變。1922年5月，陳獨秀還在上海《新青年》社熱情接待黃淩霜，並說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都是今天改造社會之健將，隻可聯合併進，不可分離排擠。然後，陳獨秀介紹黃去蘇聯實地考察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情況。當時的蘇聯，還未出現史達林時代的殘暴統治，黃回國後思想大轉變，致函陳獨秀說，未去蘇以前，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未表示可否，「現在已相信此種方法，乃今日社會革命惟一之手段，此後惟有隨先生之後，為人道盡力而已」。陳獨秀復函說，「精研篤信安其那（即無政府主義——引者）」在中國為「第一人」的黃淩霜，「今竟翻然有所覺悟，真算是社會改造之大幸，捧讀來信，很喜」。並說：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而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91]
這時的陳獨秀已經能讀到許多翻譯過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並熟練地在演說和文章中運用，熱情宣傳，又在實踐中努力運用而反對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如1922年4月23日在中國公學的演說《馬克思學說》，就大量直接引用馬克思《經濟學批判》《共產黨宣言》《哲學之貧困》《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全麵地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四大思想：剩餘價值、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勞工專政。而在這年5月廣州舉行的馬克思紀念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的演說《馬克思的兩大精神》中，他強調：「我很希望青年諸君須以馬克思的實際研究精神來研究學問……最重要的是現社會的政治及經濟狀況，不要單單研究馬克思的學理，這是馬克思的精神，這就是馬克思第一種實際研究的精神」；第二種就是「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我們研究他的學說，不能僅僅研究其學說，還須將其學說實際去活動，幹社會的革命。」[92]
可見，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典範，是一個反教條主義者。
至於陳獨秀親自到廣州重建那裏的共產黨和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的情況，下麵再敘述。
在上海發起組以上幾方麵的建黨工作中，陳獨秀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由於這些工作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又由於長期的局勢動盪，沒有留下書麵資料，所以，中國學術界長期不清楚。但是，在新公布的共產國際檔案中，有很多材料，如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93]和9月1日東方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94]，還有6月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遠東局的信，係統匯報了維經斯基在4月到中國後的工作情況和成績。而這些工作和成績，恰恰與上述我們根據現存零星史料整理的陳獨秀上海發起組進行的建黨活動相合。由於陳獨秀在建黨工作中的傑出貢獻，這三封信毫不掩飾對陳獨秀的信任和崇敬，稱他是「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
第六，開創婦女解放運動。
共產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婦女解放運動列入自己的重要日程。在最初參加陳獨秀召集的組織共產主義組織的座談會人士中，有一位神秘的女士，一直被史學界所遺忘。施存統回憶說：「上海小組的成立經過：一九二零年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俞秀鬆，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獨秀家裏集會……」[95]陳公培的回憶中，也說在「陳獨秀家裏座談」時，除以上那些人以外，「還有一個女的和我……這次會是1920年夏舉行的，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96]所以，後來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李立三在《黨史報告》中，都提到這個女的，但是又說：「這個女的始終不知姓名」。[97]那麽，這個女的究竟是誰呢？有人認為此女是曾在浙江紹興女子師範學校擔任過教員的上海《星期評論》社成員丁寶林。但是，當時《星期評論》社成員之一楊之華的回憶並沒有證明此事。李立三的《黨史報告》提供了一個線索，說此人「後來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很早就出黨」。直到1991年建黨70周年時，俞秀鬆烈士夫人安誌潔披露俞秀鬆1920年6月至7月日記內容時，這個謎才揭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