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近千人。孫中山和陳獨秀在會上發表了演說。陳說：「希望這個工會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幾千或幾萬的會員，建設一個大力量的工會。」[82]這是中共領導下第一個工會組織。隨後，黨又在印刷、紡織工人中成立了工會，開辦了工人補習學校。10月10日，陳獨秀還參加店員工會——上海工商友誼會成立會，為其刊物《夥友》寫《發刊詞》。[83]
陳獨秀在工人中做的這些工作，在全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使其成為工人運動領袖。10月27日，當時在湖南省最大的工會「湖南勞工會」負責人黃愛曾慕名致函陳獨秀，報告該會簡章內容，請求指導。
但是，由於原有的軍閥和資本家支持的黃色工會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爭奪工人運動領導權的鬥爭十分激烈。例如10月16日，上海軍閥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就在報上公開登出專電稱：「社會黨陳獨秀，勾結俄黨劉鶴林等，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並刊發雜誌等。」第二天，上海機器工會理事會立即發表決議進行批駁：「據本會章程，非機器工人不得入會……陳獨秀實非工人，何能組織俄黨」，「更何能加入組織」；「本會與社會黨、俄黨，實無絲毫關係」。[84]（可見，這時外人還把陳獨秀組織的上海共產黨叫「社會黨」——引者）又如在與工商友誼會及其《夥友》合作兩個多月後，從《夥友》第8冊開始，由於主張改良主義的童理璋的操縱和破壞，陳獨秀和上海發起組，終於與工商友誼會及《夥友》斷絕關係。[85]
第五，指導各地建黨。
上海發起組是全國性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是全國建黨活動的中心，這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後人隨意說成的，而是因為它對各地建黨工作有過直接指導和推動的作用。除了以上所述外，李大釗等在北京的建黨活動是與上海陳獨秀等人的建黨活動互相響應的。濟南的建黨活動首先是由陳獨秀寫信給王樂平開啟的。王是山東省議員，比較開明，因欣賞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早就與陳獨秀有聯繫。上海發起組成立後，1920年10月，他在濟南開辦「齊魯書店」，出售《新青年》等進步雜誌。王燼美與王樂平是親戚。王燼美是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外埠會員，王樂平鑑於身份，不便出來組黨，於是就由王燼美與另一名濟南五四運動領袖鄧恩銘兩個年輕人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組織濟南共產黨。武漢的建黨工作，先由李漢俊委託在漢的董必武發起，隨後由陳獨秀派回武漢工作的劉伯垂推動。
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歐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學教授張申府因赴法國任教，陪同前往，路經上海。陳獨秀給張寫介紹信，囑其到法國聯繫趙世炎，進行建黨工作。[86]當時在勤工儉學學生中，陳獨秀與李大釗具有崇高的威望。五四運動期間在北京受教於李大釗並稱其為「我的導師」的趙世炎，1920年5月到上海參加了陳獨秀最早的建黨活動。在臨去法國勤工儉學前，他到環龍路陳宅拜訪，陳獨秀明確表示對類似「工讀互助團」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表示懷疑，認為「工讀兼顧是辦不到的」。陳的態度很堅決，沒有給趙以提問和陳述的機會，因而給趙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自信心強，判斷力強。趙到法國後，就仿照李、陳在國內的做法，先在勤工儉學學生中組織了讀書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積極分子。他在一張李大釗與陳獨秀合影後麵的硬紙板上，寫了一篇雜感，其中提到勤工儉學學生中流傳著這樣一首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87]於是張申府到法國後，先與趙世炎、周恩來成立起共產黨小組，然後組織了名為「中國共產黨旅法之部」的青年團組織，分別接受國內黨、團中央的領導。
去日本建立共產黨小組的施存統和周佛海，也一直與陳獨秀保持著聯繫，而且，正是通過陳獨秀，施存統最早把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翻譯傳播到中國來。[88]1920年7月，施在參加陳獨秀召集的共產黨籌備會後不久，即到日本東京，住在中國革命的同情者宮崎滔天家裏，一邊療養肺結核病，一邊與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堺利彥、高津正道等人來往，把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不斷翻譯介紹給國內的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邵力子等人，並奉陳獨秀之命，與後來到日本留學的周佛海組成日本共產主義小組。由於他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就被日本警方派人嚴密監視，因此，他以上的一切言行和書信往來，在日本的外交史料中保存得相當完整和詳細。例如大正十年（1921年）5月20日警察監視報告記載了住在鹿兒島的周佛海給東京施存統的信的全文，其中寫道：
關於陳獨秀主張讓我等二人作為駐日代表，貴意如何？我在三四月間給「c」雜誌（即共產黨發起組機關報《共產黨》月刊——引者）草擬一文，其內容為我等應奪取政權。現在一般青年忌談政治。我想告訴他們，奪取政權是必要的。四月的《改造》（即日本社會主義者的雜誌——引者）被禁止發行，但我已獲得。其中有山川均的《社會主義國家與勞動組合》一文，我已翻譯登載於《新青年》（即該誌第9卷第2號，1921年6月出版——引者）。[89]
這個材料說明：當時在廣州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長的陳獨秀，依然主持著上海的共產黨發起組及其機關刊物《共產黨》和《新青年》。此其一。其二，在當時無政府主義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占優勢的進步青年（包括共產黨發起組的成員）中，周佛海、施存統、陳獨秀等人，開始重視「無產階級專政」（即「奪取政權」）的思想。這一點在緊接著5月25日警察監視報告記載的施存統給上海邵力子的信（1921年5月8日）中，表現得更加明確：
陳獨秀在工人中做的這些工作，在全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使其成為工人運動領袖。10月27日，當時在湖南省最大的工會「湖南勞工會」負責人黃愛曾慕名致函陳獨秀，報告該會簡章內容，請求指導。
但是，由於原有的軍閥和資本家支持的黃色工會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爭奪工人運動領導權的鬥爭十分激烈。例如10月16日，上海軍閥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就在報上公開登出專電稱：「社會黨陳獨秀，勾結俄黨劉鶴林等，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並刊發雜誌等。」第二天，上海機器工會理事會立即發表決議進行批駁：「據本會章程，非機器工人不得入會……陳獨秀實非工人，何能組織俄黨」，「更何能加入組織」；「本會與社會黨、俄黨，實無絲毫關係」。[84]（可見，這時外人還把陳獨秀組織的上海共產黨叫「社會黨」——引者）又如在與工商友誼會及其《夥友》合作兩個多月後，從《夥友》第8冊開始，由於主張改良主義的童理璋的操縱和破壞，陳獨秀和上海發起組，終於與工商友誼會及《夥友》斷絕關係。[85]
第五，指導各地建黨。
上海發起組是全國性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是全國建黨活動的中心，這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後人隨意說成的，而是因為它對各地建黨工作有過直接指導和推動的作用。除了以上所述外，李大釗等在北京的建黨活動是與上海陳獨秀等人的建黨活動互相響應的。濟南的建黨活動首先是由陳獨秀寫信給王樂平開啟的。王是山東省議員，比較開明，因欣賞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早就與陳獨秀有聯繫。上海發起組成立後，1920年10月，他在濟南開辦「齊魯書店」，出售《新青年》等進步雜誌。王燼美與王樂平是親戚。王燼美是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外埠會員，王樂平鑑於身份，不便出來組黨，於是就由王燼美與另一名濟南五四運動領袖鄧恩銘兩個年輕人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組織濟南共產黨。武漢的建黨工作，先由李漢俊委託在漢的董必武發起，隨後由陳獨秀派回武漢工作的劉伯垂推動。
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歐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學教授張申府因赴法國任教，陪同前往，路經上海。陳獨秀給張寫介紹信，囑其到法國聯繫趙世炎，進行建黨工作。[86]當時在勤工儉學學生中，陳獨秀與李大釗具有崇高的威望。五四運動期間在北京受教於李大釗並稱其為「我的導師」的趙世炎，1920年5月到上海參加了陳獨秀最早的建黨活動。在臨去法國勤工儉學前，他到環龍路陳宅拜訪，陳獨秀明確表示對類似「工讀互助團」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表示懷疑，認為「工讀兼顧是辦不到的」。陳的態度很堅決，沒有給趙以提問和陳述的機會，因而給趙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自信心強，判斷力強。趙到法國後，就仿照李、陳在國內的做法，先在勤工儉學學生中組織了讀書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積極分子。他在一張李大釗與陳獨秀合影後麵的硬紙板上，寫了一篇雜感，其中提到勤工儉學學生中流傳著這樣一首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87]於是張申府到法國後，先與趙世炎、周恩來成立起共產黨小組，然後組織了名為「中國共產黨旅法之部」的青年團組織，分別接受國內黨、團中央的領導。
去日本建立共產黨小組的施存統和周佛海，也一直與陳獨秀保持著聯繫，而且，正是通過陳獨秀，施存統最早把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翻譯傳播到中國來。[88]1920年7月，施在參加陳獨秀召集的共產黨籌備會後不久，即到日本東京，住在中國革命的同情者宮崎滔天家裏，一邊療養肺結核病，一邊與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堺利彥、高津正道等人來往，把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不斷翻譯介紹給國內的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邵力子等人，並奉陳獨秀之命，與後來到日本留學的周佛海組成日本共產主義小組。由於他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就被日本警方派人嚴密監視，因此，他以上的一切言行和書信往來，在日本的外交史料中保存得相當完整和詳細。例如大正十年（1921年）5月20日警察監視報告記載了住在鹿兒島的周佛海給東京施存統的信的全文，其中寫道：
關於陳獨秀主張讓我等二人作為駐日代表，貴意如何？我在三四月間給「c」雜誌（即共產黨發起組機關報《共產黨》月刊——引者）草擬一文，其內容為我等應奪取政權。現在一般青年忌談政治。我想告訴他們，奪取政權是必要的。四月的《改造》（即日本社會主義者的雜誌——引者）被禁止發行，但我已獲得。其中有山川均的《社會主義國家與勞動組合》一文，我已翻譯登載於《新青年》（即該誌第9卷第2號，1921年6月出版——引者）。[89]
這個材料說明：當時在廣州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長的陳獨秀，依然主持著上海的共產黨發起組及其機關刊物《共產黨》和《新青年》。此其一。其二，在當時無政府主義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占優勢的進步青年（包括共產黨發起組的成員）中，周佛海、施存統、陳獨秀等人，開始重視「無產階級專政」（即「奪取政權」）的思想。這一點在緊接著5月25日警察監視報告記載的施存統給上海邵力子的信（1921年5月8日）中，表現得更加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