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封信還表明，維經斯基等人還沒有放棄在天津、廣州以及漢口、南京等地與無政府主義合作的方針，在這些城市也建立了類似上海革命局這樣的領導機構。因為在這些城市裏他們聯繫的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沒有別的選擇。然而，也因此註定了他們的這些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外，他們的胃口還很大，要陳獨秀等人與他們一起在上海和這些城市中的學生和工人中活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工會中央局」，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黨工作」。信中說：「這一周，我們組織部（即上海革命局組織部——引者）要召開10個地方工會和行會各出兩名代表的代表會議，成立工會中央局。中央局將派一名代表參加我們的上海革命局。」對此，陳獨秀又進行了抵製。
陳獨秀長期住在上海，並從這年2月到滬後就深入工人中間，與現有的由資本家代理人、政客、工頭、幫會控製的各種黃色工會打交道，深知在這樣的工會組織基礎上進行建黨工作是無論如何不行的。他說：「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再結一萬個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會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裏出風頭，舊的公會公所一大半是店東工頭在那裏包辦。」所以，他主張「覺悟的工人」「另外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66]而這樣的工人團體（工會）在共產黨成立以前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維經斯基計劃中的各地工會代表會議和工會中央局沒有實現。
學生中的工作也是如此。維經斯基等俄國人和陳獨秀曾聯繫過當時在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會並被選為評議長的龔德柏（留日學生總會代表）、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狄侃、上海學生聯合會會長程天放以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和全國學聯在滬代表及有關省市的代表。但是正如維經斯基的信中所承認的：這些學生及其團體大多受胡適等「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的影響，主張「依靠民主美國來反對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可以通過利用外國非侵略性資本（美國資本）發展中國民族經濟的方式來拯救國家」。[67]因此他們對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根本不感興趣。
龔樹柏後來回憶與陳獨秀的接觸時說：「我在上海開會期內，我個人可說是絕無活動，以為將來地步。但他人對我則設法納致，以為其黨。比如陳獨秀即其最著一人。陳氏這時住在上海，隱然以中國列寧自居。他托人約我談話……我們兩人談話約兩點鍾，我對他很不高興。因為他總離不開欺騙。我那時已是二十九歲，常識很豐富，他的欺騙話，我完全清楚。談過後，我對他左右的人痛罵他欺騙。後來他也不再找我，我也就此脫離他的圈套。這是我的性格與共產黨人絕對不合……我天生反共性格，無法妥協。」[68]
可見當時並不是所有青年都擁護馬克思主義，都願意追隨陳獨秀。但是，陳獨秀的工作也是有成績的。龔樹德接著說：「留日學生所選的另一代表方維夏，後來作了共產黨。他是否受陳獨秀的欺騙而參加共產黨，雖無從證明。但可能性很大，他在北伐時，任革命軍第二軍的師政治部主任。他的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是現在共黨政權的第二流要人。」
所以，社會主義青年團隻能在共產黨成立後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
奠定中共基礎工作
8月，以《新青年》（第8卷第1號）復刊為標誌，中國共產黨的胚胎組織上海發起組，終於成立。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鬆、陳公培、陳望道、趙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啟漢、劉伯垂、楊明齋等。顯然，除了大部分是上海的成員外，有些是維經斯基說的陳獨秀寫信請來的外地同誌。陳獨秀被推選為黨的書記，全麵負責建黨工作。隨後，一些成員因留學、工作或其他原因，離開上海，也帶著到各地建立黨組織的任務。如施存統和周佛海先後到了日本；陳公培和趙世炎先後到了法國；劉伯垂去了武漢。他們在各地建立組織後或籌備過程中，繼續與陳獨秀上海發起組保持聯繫，以不斷地得到指導。另外還有陳獨秀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陳還親自到廣州重建那裏的共產黨，又與李大釗協商北方的建黨工作，主要由李大釗負責。除了以北大為中心的北京黨支部之外，李還派人到濟南、天津、唐山、鄭州等地進行建黨的籌備工作。
上海發起組成立後，在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的指導下，雙方互相幫助和共同努力，做了許多工作。
第一，如前所述，大量引進英文版的書刊，大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俄新政府的狀況，著重分清列寧主義與各種新思潮的界限，從思想上為全國建黨做準備。
《新青年》復刊，以嶄新的麵目出現，成為發起組公開的理論刊物，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一期上，陳獨秀發表了《談政治》一文，實際上成了《新青年》變為黨的理論機關刊物後的第一篇政治宣言。文章除了表明他堅定地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之外，還用階級分析方法、無產階級專政觀點，指名批評了胡適、張東蓀、無政府黨人和上海資產階級在「不談政治」的假麵下，散布的種種錯誤論調，如國家、政治、法律、強權、理論等，都是「一種改良社會的工具，工具不好，隻可改造他，不必將他拋棄不用」的說法；論述了「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合理性。
陳獨秀長期住在上海，並從這年2月到滬後就深入工人中間，與現有的由資本家代理人、政客、工頭、幫會控製的各種黃色工會打交道，深知在這樣的工會組織基礎上進行建黨工作是無論如何不行的。他說：「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再結一萬個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會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裏出風頭，舊的公會公所一大半是店東工頭在那裏包辦。」所以，他主張「覺悟的工人」「另外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66]而這樣的工人團體（工會）在共產黨成立以前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維經斯基計劃中的各地工會代表會議和工會中央局沒有實現。
學生中的工作也是如此。維經斯基等俄國人和陳獨秀曾聯繫過當時在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會並被選為評議長的龔德柏（留日學生總會代表）、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狄侃、上海學生聯合會會長程天放以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和全國學聯在滬代表及有關省市的代表。但是正如維經斯基的信中所承認的：這些學生及其團體大多受胡適等「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的影響，主張「依靠民主美國來反對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可以通過利用外國非侵略性資本（美國資本）發展中國民族經濟的方式來拯救國家」。[67]因此他們對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根本不感興趣。
龔樹柏後來回憶與陳獨秀的接觸時說：「我在上海開會期內，我個人可說是絕無活動，以為將來地步。但他人對我則設法納致，以為其黨。比如陳獨秀即其最著一人。陳氏這時住在上海，隱然以中國列寧自居。他托人約我談話……我們兩人談話約兩點鍾，我對他很不高興。因為他總離不開欺騙。我那時已是二十九歲，常識很豐富，他的欺騙話，我完全清楚。談過後，我對他左右的人痛罵他欺騙。後來他也不再找我，我也就此脫離他的圈套。這是我的性格與共產黨人絕對不合……我天生反共性格，無法妥協。」[68]
可見當時並不是所有青年都擁護馬克思主義，都願意追隨陳獨秀。但是，陳獨秀的工作也是有成績的。龔樹德接著說：「留日學生所選的另一代表方維夏，後來作了共產黨。他是否受陳獨秀的欺騙而參加共產黨，雖無從證明。但可能性很大，他在北伐時，任革命軍第二軍的師政治部主任。他的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是現在共黨政權的第二流要人。」
所以，社會主義青年團隻能在共產黨成立後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來。
奠定中共基礎工作
8月，以《新青年》（第8卷第1號）復刊為標誌，中國共產黨的胚胎組織上海發起組，終於成立。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鬆、陳公培、陳望道、趙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啟漢、劉伯垂、楊明齋等。顯然，除了大部分是上海的成員外，有些是維經斯基說的陳獨秀寫信請來的外地同誌。陳獨秀被推選為黨的書記，全麵負責建黨工作。隨後，一些成員因留學、工作或其他原因，離開上海，也帶著到各地建立黨組織的任務。如施存統和周佛海先後到了日本；陳公培和趙世炎先後到了法國；劉伯垂去了武漢。他們在各地建立組織後或籌備過程中，繼續與陳獨秀上海發起組保持聯繫，以不斷地得到指導。另外還有陳獨秀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陳還親自到廣州重建那裏的共產黨，又與李大釗協商北方的建黨工作，主要由李大釗負責。除了以北大為中心的北京黨支部之外，李還派人到濟南、天津、唐山、鄭州等地進行建黨的籌備工作。
上海發起組成立後，在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的指導下，雙方互相幫助和共同努力，做了許多工作。
第一，如前所述，大量引進英文版的書刊，大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俄新政府的狀況，著重分清列寧主義與各種新思潮的界限，從思想上為全國建黨做準備。
《新青年》復刊，以嶄新的麵目出現，成為發起組公開的理論刊物，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這一期上，陳獨秀發表了《談政治》一文，實際上成了《新青年》變為黨的理論機關刊物後的第一篇政治宣言。文章除了表明他堅定地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之外，還用階級分析方法、無產階級專政觀點，指名批評了胡適、張東蓀、無政府黨人和上海資產階級在「不談政治」的假麵下，散布的種種錯誤論調，如國家、政治、法律、強權、理論等，都是「一種改良社會的工具，工具不好，隻可改造他，不必將他拋棄不用」的說法；論述了「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