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使《新青年》將1918年以來在內有胡適等人反對，外有各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攻擊麵前，遮遮掩掩、勉強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尷尬徹底擺脫，在中國土地上第一次鮮明地舉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陳獨秀也以此為標誌，完成了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轉變。
雖然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但陳獨秀對自己的每一次重大的人生選擇，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對此，他在10月1日發表的《國慶紀念底價值》一文中說：「我們對於一切信仰一切趨赴，必須將這事體批評起來確有信仰趨赴底價值，才值得去信仰趨赴，不然便是無意識的盲從或無價值的迷信。」並再次宣布：「封建主義時代隻最少數人得著幸福，資本主義時代也不過次少數人得著幸福，多數人仍然被壓在少數人勢力底下，得不著自由與幸福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隻有社會主義的政治」；「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而且，「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69]陳獨秀的這個思想，雖然對於「共和」代替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階段在時間的估計上有嚴重的不足，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基本上是正確的。
隨後，以《新青年》為陣地，以陳獨秀為主力，又開展了對以梁啓超、張東蓀為代表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實為改良主義的批判。這場論戰進行了一年多，發展到全國各地，劃清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各種假社會主義的界限，在思想上解決了建立一個革命的共產黨的問題。以陳獨秀為首，同時開展的對以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批判，則解決了堅持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使中共一開始就建立在列寧主義基礎上，在當時第二國際與共產國際的鬥爭中，明確地站在共產國際一邊。
中共籌建時就排除走改良主義和第二國際和平改革的道路，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一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受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積壓太重，積憤太深，改良主義沒有生存的條件；二是國際上帝國主義的殘暴掠奪使第二國際和平改革道路破產，國內自1898年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先進分子一直迷戀於崇拜暴力革命的激情中。和平改革與暴力革命哪一條道路正確，毋庸說當時很難分辨，實際上是後來的歷史才能判決的問題，即需要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人類實踐才能被人們認識的問題。人類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沒有捷徑可走。所以，中國走和平改革還是暴力革命道路，不是理性思考問題，而是形格勢禁所使然的客觀趨勢問題。陳獨秀雖然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但他也跳不出歷史的局限與選擇。
《新青年》開闢的《俄羅斯研究》專欄，如前述，主要譯載當時各國報刊書籍中有關俄國革命的理論和蘇維埃政府狀況的資料，主要譯者多是上海發起組成員，如李漢俊、楊明齋、袁振英、陳望道、李達、沈雁冰等。而且，從格式上，《新青年》從第8卷開始，實行了我國書寫方式的一場革命：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和文章橫排。
發起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又稱「新青年社」）名義，出版了一批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第一批主要的著作有：《共產黨宣言》，由陳獨秀委託陳望道翻譯的我國第一個全譯本，陳獨秀和李漢俊校對；《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由陳獨秀委託惲代英翻譯；《社會主義史》，柯普卡著，由陳獨秀委託李季翻譯；李漢俊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原名《資本論入門》），馬爾西著；等等。
第二，出版黨內機關報、製定宣言，正式宣布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之際，上海發起組創刊了內部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第一次在中國樹起「共產黨」的大旗。
1920年8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當時的創建者陳獨秀、維經斯基等都認為這就是革命政黨，不過還很不完善，思想上也比較混亂。如後來發現的發起組成員之一俞秀鬆1920年7月10日的日記寫道：「經過前回我們所組織底社會共產黨以後，對於安其那主義和波爾雪維克主義，都覺得茫無頭緒，從前信安其那主義，的確是盲從的。」[70]可見，這時的發起組不僅思想上在無政府主義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轉變中，連黨的名稱「社會共產黨」也是非驢非馬的。8月後，初步定下來時，叫「社會黨」。所以，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陳獨秀的一篇文章中，有這樣兩段文字：
法律是強權底化身，若是沒有強權，空言護法毀法，都是不懂法律歷史的見解。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的國家出現的一日。
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本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本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後者勝利時，馬上就是我們的敵人……吾黨雖不像無政府黨絕對否認政治的組織，也決不屑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利用資本階級的政治機關和權力作政治活動。[71]
雖然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但陳獨秀對自己的每一次重大的人生選擇，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對此，他在10月1日發表的《國慶紀念底價值》一文中說：「我們對於一切信仰一切趨赴，必須將這事體批評起來確有信仰趨赴底價值，才值得去信仰趨赴，不然便是無意識的盲從或無價值的迷信。」並再次宣布：「封建主義時代隻最少數人得著幸福，資本主義時代也不過次少數人得著幸福，多數人仍然被壓在少數人勢力底下，得不著自由與幸福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隻有社會主義的政治」；「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而且，「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69]陳獨秀的這個思想，雖然對於「共和」代替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階段在時間的估計上有嚴重的不足，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基本上是正確的。
隨後，以《新青年》為陣地，以陳獨秀為主力，又開展了對以梁啓超、張東蓀為代表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實為改良主義的批判。這場論戰進行了一年多，發展到全國各地，劃清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各種假社會主義的界限，在思想上解決了建立一個革命的共產黨的問題。以陳獨秀為首，同時開展的對以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批判，則解決了堅持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使中共一開始就建立在列寧主義基礎上，在當時第二國際與共產國際的鬥爭中，明確地站在共產國際一邊。
中共籌建時就排除走改良主義和第二國際和平改革的道路，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一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受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積壓太重，積憤太深，改良主義沒有生存的條件；二是國際上帝國主義的殘暴掠奪使第二國際和平改革道路破產，國內自1898年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先進分子一直迷戀於崇拜暴力革命的激情中。和平改革與暴力革命哪一條道路正確，毋庸說當時很難分辨，實際上是後來的歷史才能判決的問題，即需要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人類實踐才能被人們認識的問題。人類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沒有捷徑可走。所以，中國走和平改革還是暴力革命道路，不是理性思考問題，而是形格勢禁所使然的客觀趨勢問題。陳獨秀雖然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但他也跳不出歷史的局限與選擇。
《新青年》開闢的《俄羅斯研究》專欄，如前述，主要譯載當時各國報刊書籍中有關俄國革命的理論和蘇維埃政府狀況的資料，主要譯者多是上海發起組成員，如李漢俊、楊明齋、袁振英、陳望道、李達、沈雁冰等。而且，從格式上，《新青年》從第8卷開始，實行了我國書寫方式的一場革命：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和文章橫排。
發起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又稱「新青年社」）名義，出版了一批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第一批主要的著作有：《共產黨宣言》，由陳獨秀委託陳望道翻譯的我國第一個全譯本，陳獨秀和李漢俊校對；《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由陳獨秀委託惲代英翻譯；《社會主義史》，柯普卡著，由陳獨秀委託李季翻譯；李漢俊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原名《資本論入門》），馬爾西著；等等。
第二，出版黨內機關報、製定宣言，正式宣布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之際，上海發起組創刊了內部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第一次在中國樹起「共產黨」的大旗。
1920年8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當時的創建者陳獨秀、維經斯基等都認為這就是革命政黨，不過還很不完善，思想上也比較混亂。如後來發現的發起組成員之一俞秀鬆1920年7月10日的日記寫道：「經過前回我們所組織底社會共產黨以後，對於安其那主義和波爾雪維克主義，都覺得茫無頭緒，從前信安其那主義，的確是盲從的。」[70]可見，這時的發起組不僅思想上在無政府主義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轉變中，連黨的名稱「社會共產黨」也是非驢非馬的。8月後，初步定下來時，叫「社會黨」。所以，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陳獨秀的一篇文章中，有這樣兩段文字：
法律是強權底化身，若是沒有強權，空言護法毀法，都是不懂法律歷史的見解。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的國家出現的一日。
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本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本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後者勝利時，馬上就是我們的敵人……吾黨雖不像無政府黨絕對否認政治的組織，也決不屑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利用資本階級的政治機關和權力作政治活動。[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