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維經斯基的其他工作也進展順利。1920年5月，即與陳獨秀接觸後不久，他就在上海建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並由維連斯基任臨時執行局書記。臨時執行局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的任務是：（1）通過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2）在中國軍隊中展開共產主義宣傳；（3）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4）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60]
6月，維經斯基在給遠東局的一份報告中，較具體地講到他在陳獨秀幫助下工作取得進展的情況：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後，僅在加強聯繫和完成我擬定的計劃方麵，工作有些進展。現在實際上我們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繫，雖然他們在漢口、廣州、南京等地尚未設代表處，但我們在那裏的工作，可以通過一些朋友即當地區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目前，我們主要從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群益書店」（即印刷經銷《新青年》的單位，實際上是指《新青年》——引者）可以作為一個核心把這些革命團體團結在它的周圍。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麵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正在著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在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製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61]
這個報告還講到另一件事，說明維經斯基當時對陳獨秀的意見重視的程度。關於南北戰爭，「陳獨秀認為，如果南方取勝，它會立即受到日本的影響，因為日本會馬上開始援助取勝的南方。一句話，要利用北南之爭來進行社會革命的唯一辦法，是在雙方士兵中間開展互不殘殺和發動革命的宣傳鼓動工作。這是一位享有聲望的中國革命者的看法」。
但是，這個報告反映出當時俄方與陳獨秀之間在中國建黨指導思想上有一個重大的分歧。俄方隻求迅速建立起一個對中國現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黨，明確認為可以容納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們在天津、廣州、南京等地聯繫的也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上海聯繫的人中，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上述李大釗等人在天津「商討」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也有當時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黃淩霜、梁冰弦等。他們在北京和廣州都有無政府主義的社團和刊物，與鮑立維關係密切。陳獨秀則要建立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所以，由鮑立維支持的「社會主義同盟」在北京、上海、廣州產生時，陳獨秀、李大釗沒有參加。而參加這些同盟的也多是無政府主義者。
所以，由於陳獨秀的抵製，維經斯基計劃在7月初就召開陳獨秀「寫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派來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的意圖，沒有實現。對於俄方來說，這個計劃和意圖，顯然是不了解中國情況和好大喜功的產物。
維經斯基顯然聽取了陳獨秀的意見，變通辦法，採取在上海座談會的基礎上成立共產黨發起組的方式。他向參加座談會的人指出：「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62]於是，維因勢利導提出了組織共產黨的問題，立即得到多數人的同意。陳望道回憶說：我們經常在一起反覆地談，越談越覺得要徹底改革舊文化，根本改革社會製度，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63]
但是，也有人表示異議。張東蓀隻參加一次座談就退出了。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但醞釀建立共產黨時，他說不能同孫中山國民黨斷絕關係，也聲明退出了。實際上，此二人隻是趕了一陣宣傳社會主義的時髦，思想上另有所望。可能是這兩個代表當時重要黨派的人的阻撓或其他原因，維經斯基幫助中國革命者迅速建黨的計劃遇到了障礙。
7月4日，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書記維連斯基由海參崴趕到北京，5日至7日，召開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維經斯基、鮑立維和斯托揚諾維奇等10餘人參加。會議就以下問題交換了意見：「1.我們工作的成果。2.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3.出版、報導工作。4.在日本的工作。」[64]
會議認真討論了維經斯基來華的工作進展，提出了盡快促成建立共產黨的要求。然後，為貫徹這次會議精神，7月中，東亞書記處又在上海召開了「遠東社會主義者會議」。陳獨秀代表中國出席。會議再次強調在中、日、朝等國擴大共產主義宣傳，迅速組建共產黨的任務。7月19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召開了「最積極的中國同誌」會議，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出席，大家堅決主張建立中國共產黨。根據8月17日維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在這次會上或會後，他與陳獨秀等4名中國革命者，組成了上海革命局，以全麵領導建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會等工作。[65]
6月，維經斯基在給遠東局的一份報告中，較具體地講到他在陳獨秀幫助下工作取得進展的情況：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後，僅在加強聯繫和完成我擬定的計劃方麵，工作有些進展。現在實際上我們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繫，雖然他們在漢口、廣州、南京等地尚未設代表處，但我們在那裏的工作，可以通過一些朋友即當地區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目前，我們主要從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群益書店」（即印刷經銷《新青年》的單位，實際上是指《新青年》——引者）可以作為一個核心把這些革命團體團結在它的周圍。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麵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正在著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在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製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61]
這個報告還講到另一件事，說明維經斯基當時對陳獨秀的意見重視的程度。關於南北戰爭，「陳獨秀認為，如果南方取勝，它會立即受到日本的影響，因為日本會馬上開始援助取勝的南方。一句話，要利用北南之爭來進行社會革命的唯一辦法，是在雙方士兵中間開展互不殘殺和發動革命的宣傳鼓動工作。這是一位享有聲望的中國革命者的看法」。
但是，這個報告反映出當時俄方與陳獨秀之間在中國建黨指導思想上有一個重大的分歧。俄方隻求迅速建立起一個對中國現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黨，明確認為可以容納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們在天津、廣州、南京等地聯繫的也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上海聯繫的人中，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上述李大釗等人在天津「商討」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也有當時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黃淩霜、梁冰弦等。他們在北京和廣州都有無政府主義的社團和刊物，與鮑立維關係密切。陳獨秀則要建立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所以，由鮑立維支持的「社會主義同盟」在北京、上海、廣州產生時，陳獨秀、李大釗沒有參加。而參加這些同盟的也多是無政府主義者。
所以，由於陳獨秀的抵製，維經斯基計劃在7月初就召開陳獨秀「寫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派來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的意圖，沒有實現。對於俄方來說，這個計劃和意圖，顯然是不了解中國情況和好大喜功的產物。
維經斯基顯然聽取了陳獨秀的意見，變通辦法，採取在上海座談會的基礎上成立共產黨發起組的方式。他向參加座談會的人指出：「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62]於是，維因勢利導提出了組織共產黨的問題，立即得到多數人的同意。陳望道回憶說：我們經常在一起反覆地談，越談越覺得要徹底改革舊文化，根本改革社會製度，有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必要，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63]
但是，也有人表示異議。張東蓀隻參加一次座談就退出了。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但醞釀建立共產黨時，他說不能同孫中山國民黨斷絕關係，也聲明退出了。實際上，此二人隻是趕了一陣宣傳社會主義的時髦，思想上另有所望。可能是這兩個代表當時重要黨派的人的阻撓或其他原因，維經斯基幫助中國革命者迅速建黨的計劃遇到了障礙。
7月4日，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書記維連斯基由海參崴趕到北京，5日至7日，召開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維經斯基、鮑立維和斯托揚諾維奇等10餘人參加。會議就以下問題交換了意見：「1.我們工作的成果。2.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3.出版、報導工作。4.在日本的工作。」[64]
會議認真討論了維經斯基來華的工作進展，提出了盡快促成建立共產黨的要求。然後，為貫徹這次會議精神，7月中，東亞書記處又在上海召開了「遠東社會主義者會議」。陳獨秀代表中國出席。會議再次強調在中、日、朝等國擴大共產主義宣傳，迅速組建共產黨的任務。7月19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召開了「最積極的中國同誌」會議，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出席，大家堅決主張建立中國共產黨。根據8月17日維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在這次會上或會後，他與陳獨秀等4名中國革命者，組成了上海革命局，以全麵領導建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會等工作。[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