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蘇俄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當時北京皖係政府追隨帝國主義推行反蘇政策,他們曾爭取直係軍閥吳佩孚。直到1922年,越飛還寫信對吳佩孚說,吳「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雙方合作。[52]同時,他們又對多年來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對俄國友好的孫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與孫中山達成協議,雙方軍隊合作,從新疆方向「反對北方現時的反動政府」。[53]他們還稱福建督軍、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雲南督軍唐繼堯為「人民運動的領導人」,甚至稱讚「陳炯明是最傑出的軍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稱讚的共產主義者」。[54]


    與中國先進分子的接觸,如上所述,開始時也十分廣泛,他們自稱與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學生組織聯繫,「為共產主義組織打下了基礎」。[55]其實,他們聯繫的絕大多數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即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者。


    所以,在俄共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維經斯基來華通過李大釗、陳獨秀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前,蘇俄以上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運動後中國社會主義思潮活躍的情況外,尋找代理人以組織革命政黨的努力,端無成就。


    那麽,陳獨秀又是怎樣成為中共的創建者的呢?


    如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組織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但是,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背景,陳獨秀最後才真正成為共產國際和俄共(布)中央為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物色的對象。新近公布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資料表明,有關陳獨秀發起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史實,與中國學術界幾十年來的傳統說法有很大的不同,比較真實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1919年8月,維連斯基-西比裏亞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個在東亞各國人民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在得到批準後,他作為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的身份來到遠東,俄共中央政治局給他的指示是:


    1.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2.我們對待中國、蒙古和朝鮮人民的態度,應當是喚起廣大人民群眾爭取擺脫外國資本家壓迫的自覺行動。3.實際上,我們應努力支援東亞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還應同日本、中國和朝鮮的革命組織建立牢固的聯繫,並通過出版鉛印刊物、小冊子和傳單來加強鼓動工作。4.必須積極幫助朝鮮人和中國人建立遊擊隊組織。[56]


    這個指示,充分反映了蘇俄及共產國際在華工作的總方針是把維護蘇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們在中國等東亞國家的工作十分廣泛,幫助中國等東亞國家的革命,隻是其中的一部分。


    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決定建立遠東局(又稱西伯利亞局),負責領導遠東各國的革命。遠東局下設海參崴分局東方民族處,其成員有中國科科長阿布拉姆鬆及維經斯基等。維連斯基則繼續以外交部全權代表的身份,配合遠東局的工作。


    遠東局一成立,維經斯基即帶領兩名助手——季托夫和謝列布裏亞科夫到中國來(同來的還有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正式開始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工作,並且考察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這說明維經斯基既是俄共中央代表,又是共產國際的代表的雙重身份,而且來華絕不僅僅是幫助籌建中國共產黨。順便說一句,這個來華代表的名單,記載在俄共中央檔案中的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1920年12月21日寫的報告[57]中,可以糾正以往觀點所持的陪同維來華的是波林、馬馬耶夫及其夫人馬馬也娃的說法。


    1920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首先來到北京,由鮑立維和伊萬諾夫介紹,與李大釗等進步人士接觸。一見麵,俄國人就稱李大釗「達瓦裏西」(同誌)。李非常感愧,解釋自己不過是在學習,哪裏稱得上「同誌」。維說讀了他寫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認為已經達到了他們同誌的水平。但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停留在思想上,為了實現革命的理想,就應該組織起來,由此提出了建黨的問題。於是,一直敬佩陳獨秀思想境界和崇高威望的李大釗,把他們介紹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繫。


    陳獨秀到上海後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發生分裂,最後大家決定《新青年》「還」給陳獨秀,移到上海編輯。於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編著者繼續供稿外,陳獨秀在上海重組編輯部,吸收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震瀛)、沈雁冰等對馬克思主義熱烈擁護的先進分子加入。《新青年》與時俱進,又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進而成為籌建共產黨的基地。維經斯基一行到上海後,首先會見陳獨秀,並由陳聯繫,與熱心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潮的人進行座談。當時影響較大的刊物有1919年6月8日由戴季陶、沈玄廬、孫棣三人創立的《星期評論》,這時李漢俊參加主持,又有一批生氣勃勃的先進分子如陳望道、邵力子、俞秀鬆、施存統等人參加,與《每周評論》一起,被稱為中國「輿論界中最亮的兩顆明星」。[58]《新青年》也稱其為「最有力的周刊」。[59]其次是1919年8月由朱執信、廖仲愷等人主持的《建設》月刊。此二刊都受孫中山和國民黨指導及經濟支持。還有國民黨左派邵力子等人主持的《覺悟》(《民國日報》副刊),和研究係張東蓀、俞頌華主持的《學燈》(《時事新報》副刊)等。這些人以及陳公培、李季、沈雁冰、周佛海等,多次進行座談,討論中國社會改造和社會主義。維經斯基介紹了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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