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的「蘇聯同誌」就是鮑立維（又譯作柏烈偉）。大陸不少學者稱他是俄共派在天津從事秘密工作的專員，當時的重要任務是幫助中國的激進分子建立親俄的革命政黨。但可能因為是「秘密」，檔案的證據幾乎沒有，這一情況應該是根據他的實際行動推測出來的。當時他住在天津，一周數次到北京大學去教俄語，因此與李大釗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圍的中國人，多數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國許多省市活動。正如蔡和森所說：「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在廣東及各地都有組織且發行了許多小冊子），並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等地均有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48]如薑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維憲、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也有很強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為了廢姓抓鬮，周恩來抓了個5號，就改名為「伍豪」。鮑立維主張各派社會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聯合組建革命組織。他和當時的中國都把無政府主義者視為「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這次集會陳獨秀未參加，是因為他當時「逃亡」的特殊身份，不僅李大釗把這次集會的內容告訴了他，還有材料證明鮑立維的活動很頻繁，這樣的集會不止這一次，而且陳獨秀與李大釗曾秘密會見了鮑立維。所以，鮑立維在天津企圖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事，陳獨秀顯然是知道的。因此，後來解密公布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中，維經斯基的報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黨情況。雖然陳獨秀最初的建黨活動接受了與無政府主義合作的方針，卻沒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這應該是與陳獨秀由接受蘇俄的建黨方針（隻要親蘇的就可以接受）逐漸轉變（堅信無產階級專政）有關。
曾在《新青年》上與陳獨秀通信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說：「1920年3月，我接到黃淩霜（當時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引者）的信，說他到天津與俄國朋友broway（即鮑立維）接洽，並約同陳獨秀、李大釗等開會，成立了『社會主義者同盟』，推舉陳獨秀為領導，並說陳獨秀到滬活動，要我返滬相助。」[49]梁冰弦也回憶：鮑立維希望俄共和無政府主義者聯絡，因此和黃淩霜等人相識。他說：「黃氏約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布魯威，即鮑立維——引者）在津在京敘話幾回，結果產生『社會主義同盟』，沒有派係壁壘，隻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人。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旗下的眾多而熱烈。」[50]
綜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組織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
與共產國際互相幫助發起建立共產黨
過去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等人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近公布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表明，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蘇俄更需要中國出現一個推翻現政府的共產黨，而且在籌建過程中，不僅蘇俄及其工具共產國際給了陳獨秀許多幫助，陳獨秀也給了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一般認為，這個建黨事件發生在1920年。然而，有資料表明，早在此前，俄共（布）、共產國際及他們的遠東機構，就開始派代表在中國積極活動，尋找合作對象，創建親蘇的革命團體。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使馬克思主義的目標第一次成為現實，也使蘇維埃新政權頓時陷於世界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包圍之中，處於嚴重的困難和孤立之中。於是列寧利用馬克思關於世界革命的理論，於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專門支持、發動、幫助和組織各國的革命政黨和活動，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關注在遠東與俄國有漫長邊境線的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對蘇友好至少是不敵視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國出現有利於蘇俄的革命，出現一個「兄弟黨」和「兄弟國家」。
可見，無論是蘇俄政府還是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第一目標都是俄國的國家利益。於是，共產國際、俄共（布）中央、俄國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羅斯聯邦的遠東共和國等各個係統的機構紛紛派出人員到中國來尋找這樣的政黨、團體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於當時蘇俄遠東地區的內戰尚在進行，局勢不穩；二是由於共產國際、俄共（布）、蘇俄中央政府及其遠東地區的黨政係統不僅經常變化，而且各自開展對華工作，結果出現了十分混亂和有趣的情況：因為沒有找到像陳獨秀這樣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而無所成就。連當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副主席m.布龍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m.阿布拉姆鬆給俄共中央的報告都承認：「從事東方工作的各個組織在行動上不一致、不協調和互不通氣」；「共產國際、中央、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員（這些人不是都勝任其使命的）執行獨立的任務，沒有總的計劃，不了解當地的情況」。[51]例如，共產國際信任旅俄華僑劉紹周，派他去中國工作。雖然他是旅俄華工聯合會主席，並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東方民族處卻認為，「此人並不具備足夠的政治素養，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遠不是與社會主義運動休戚與共的人」。上述報告還指出：「俄共（布）中央向東方派出旅俄共產華員局，其組成人員表現出黨性不強，政治素質差，根本不能在中國人當中組織革命工作。」
曾在《新青年》上與陳獨秀通信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說：「1920年3月，我接到黃淩霜（當時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引者）的信，說他到天津與俄國朋友broway（即鮑立維）接洽，並約同陳獨秀、李大釗等開會，成立了『社會主義者同盟』，推舉陳獨秀為領導，並說陳獨秀到滬活動，要我返滬相助。」[49]梁冰弦也回憶：鮑立維希望俄共和無政府主義者聯絡，因此和黃淩霜等人相識。他說：「黃氏約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布魯威，即鮑立維——引者）在津在京敘話幾回，結果產生『社會主義同盟』，沒有派係壁壘，隻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人。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旗下的眾多而熱烈。」[50]
綜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月、8月）組織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
與共產國際互相幫助發起建立共產黨
過去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等人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近公布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表明，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蘇俄更需要中國出現一個推翻現政府的共產黨，而且在籌建過程中，不僅蘇俄及其工具共產國際給了陳獨秀許多幫助，陳獨秀也給了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一般認為，這個建黨事件發生在1920年。然而，有資料表明，早在此前，俄共（布）、共產國際及他們的遠東機構，就開始派代表在中國積極活動，尋找合作對象，創建親蘇的革命團體。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使馬克思主義的目標第一次成為現實，也使蘇維埃新政權頓時陷於世界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包圍之中，處於嚴重的困難和孤立之中。於是列寧利用馬克思關於世界革命的理論，於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專門支持、發動、幫助和組織各國的革命政黨和活動，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關注在遠東與俄國有漫長邊境線的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對蘇友好至少是不敵視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國出現有利於蘇俄的革命，出現一個「兄弟黨」和「兄弟國家」。
可見，無論是蘇俄政府還是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第一目標都是俄國的國家利益。於是，共產國際、俄共（布）中央、俄國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羅斯聯邦的遠東共和國等各個係統的機構紛紛派出人員到中國來尋找這樣的政黨、團體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於當時蘇俄遠東地區的內戰尚在進行，局勢不穩；二是由於共產國際、俄共（布）、蘇俄中央政府及其遠東地區的黨政係統不僅經常變化，而且各自開展對華工作，結果出現了十分混亂和有趣的情況：因為沒有找到像陳獨秀這樣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而無所成就。連當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副主席m.布龍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m.阿布拉姆鬆給俄共中央的報告都承認：「從事東方工作的各個組織在行動上不一致、不協調和互不通氣」；「共產國際、中央、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員（這些人不是都勝任其使命的）執行獨立的任務，沒有總的計劃，不了解當地的情況」。[51]例如，共產國際信任旅俄華僑劉紹周，派他去中國工作。雖然他是旅俄華工聯合會主席，並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東方民族處卻認為，「此人並不具備足夠的政治素養，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遠不是與社會主義運動休戚與共的人」。上述報告還指出：「俄共（布）中央向東方派出旅俄共產華員局，其組成人員表現出黨性不強，政治素質差，根本不能在中國人當中組織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