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工讀互助團運動。2月，陳獨秀到上海後不久，就與王光祈、毛澤東等人發起籌備上海工讀互助團。在27日的籌備會上，他還提出具體的工作意見，如工讀互助團成員可以進行印刷裝訂、種菜等工作。可是，一個月後，傳來北京和上海互助團紛紛瓦解的消息，他終於放棄此空想，並總結其「失敗的原因」，「完全是因為缺乏堅強的意誌、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這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組織的問題」[40]。
這個總結，使他更進一步認識到要進行社會革命，必須到產業工人中去。
陳獨秀是個實幹家，說幹就幹。他一麵學當年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親自或委託朋友及受《新青年》影響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長沙、蕪湖、北京、香港、巴黎（華工）等地工人群眾中調查工人階級狀況，內容包括工人人數、工作時間、工資、家庭生活、受資本家工頭剝削欺壓程度、工人來源、文化程度、幫會組織等。這些調查結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上。蔡和森認為，陳獨秀編的這期五一勞動節特刊，是他「由美國（即資本主義）思想變為俄國思想」，由宣傳資本主義變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標誌。[41]
同時，陳獨秀也積極在工人中開展活動。4月18日，他參加了由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上海各業工會代表發起的上海各工會慶祝五一節的籌備會議，提議當天大會定名為「世界勞動紀念大會」，並發表演講《勞工旨要》指出：當前勞工運動「應當以減少時間，增加工資等切身問題入手，然後才能圖謀解決其他問題」。最後，籌備會推陳獨秀為顧問及中華工業協會的教育主席。他還自願出任工人的義務教授。於是，他在各種工人集會上頻頻發表演講，發表通俗文章，提高工人覺悟。如他在4月2日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上，發表題為《勞動者的覺悟》的演說稱：「我以為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社會上各項人，隻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指出勞動者的覺悟分兩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權」。同時指出：「我們中國的勞動運動，還沒有萌芽，第一步覺悟還沒有」，但「不要以為第一步不滿意，便不去運動」。[42]
對於被壓榨被侮辱的廣大工人群眾來說，聽大學教授講這一番話，以及《勞動界》上陳獨秀等人寫的通俗文章，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受到極大震動。更令人驚異的是，陳獨秀本人前一年還是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教授，現在竟在文盲的工人群眾中做這樣的通俗普及工作。在當時哪個大學教授能放下這樣的架子呢！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門體育場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集會，紀念勞動節，初有5000人參加，後來人越來越多。軍警霸占體育場進行阻止，群眾四次轉移場地，最後在靶子場舉行。會上莊嚴地提出了「三八製」的要求，抗議軍閥的壓迫。由於蘇俄政府對華宣言正式傳到中國，會上及會後，各團體還發表宣言答謝蘇俄政府宣布廢除沙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擴大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這次活動的口號和宣言，都是在陳獨秀的指導下提出的。
5月以後，陳獨秀在參加以上活動的同時，開始了籌建共產黨的工作，於是工人運動納入共產黨的革命範圍，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傳說不實
在中國史學界，1920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幾乎成了共識。但實際上這是子虛烏有的事。此一傳說的唯一依據是沒有參與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漢時期的高潮中，在武漢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的演講《李大釗先生事略》，[43]說陳獨秀「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共產黨事」。陳、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說的事，高一涵並不在場，而是在國外——日本，[44]顯然是聽人所說。後為了趕寫這篇演講，把聽說到的事情寫進去。講後，大概有人質詢或自覺沒有證據、道聽途說，所以，第二天就把其親手所寫的同樣內容的《李大釗先生傳略》[45]中這兩句話刪除了。在1963年，高一涵撰寫《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險》和《回憶李大釗》[46]二文時，他還是不敢再說二人「計劃組織共產黨事」，說明他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講中道聽途說的內容。但因為他當時演講稿已經在第三天刊登在報上，於是為後世史家所誤用。當然，也不排除有人出於好心，以此證明中共不是「俄國黨」，早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就有自主建黨的想法。
其實，李、陳當時所談的組黨不是「共產黨」，而是與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統一戰線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是俄國人策動的。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當事人章誌的回憶《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47]和眾多的佐證資料。
章誌當時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會員，1919年9月開始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天津特派員，並宣傳天津的新文化運動，因此與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關係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薑的先生（即薑般若）家中住，那裏還住著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這時，李大釗陪陳獨秀來到天津。「陳獨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棧裏，李大釗同誌在河北大馬路日緯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間，李、薑、山西同誌、南開學校的胡維憲同學連同我到特別一區某蘇聯同誌家中集合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同誌急忙到薑先生家中，通知我們防患於未然。」原來「薑先生」的行蹤是被政府監控著的。於是，他們紛紛離開了天津。「陳獨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參加集會。」
這個總結，使他更進一步認識到要進行社會革命，必須到產業工人中去。
陳獨秀是個實幹家，說幹就幹。他一麵學當年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親自或委託朋友及受《新青年》影響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長沙、蕪湖、北京、香港、巴黎（華工）等地工人群眾中調查工人階級狀況，內容包括工人人數、工作時間、工資、家庭生活、受資本家工頭剝削欺壓程度、工人來源、文化程度、幫會組織等。這些調查結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上。蔡和森認為，陳獨秀編的這期五一勞動節特刊，是他「由美國（即資本主義）思想變為俄國思想」，由宣傳資本主義變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標誌。[41]
同時，陳獨秀也積極在工人中開展活動。4月18日，他參加了由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上海各業工會代表發起的上海各工會慶祝五一節的籌備會議，提議當天大會定名為「世界勞動紀念大會」，並發表演講《勞工旨要》指出：當前勞工運動「應當以減少時間，增加工資等切身問題入手，然後才能圖謀解決其他問題」。最後，籌備會推陳獨秀為顧問及中華工業協會的教育主席。他還自願出任工人的義務教授。於是，他在各種工人集會上頻頻發表演講，發表通俗文章，提高工人覺悟。如他在4月2日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上，發表題為《勞動者的覺悟》的演說稱：「我以為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社會上各項人，隻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指出勞動者的覺悟分兩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權」。同時指出：「我們中國的勞動運動，還沒有萌芽，第一步覺悟還沒有」，但「不要以為第一步不滿意，便不去運動」。[42]
對於被壓榨被侮辱的廣大工人群眾來說，聽大學教授講這一番話，以及《勞動界》上陳獨秀等人寫的通俗文章，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受到極大震動。更令人驚異的是，陳獨秀本人前一年還是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教授，現在竟在文盲的工人群眾中做這樣的通俗普及工作。在當時哪個大學教授能放下這樣的架子呢！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門體育場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集會，紀念勞動節，初有5000人參加，後來人越來越多。軍警霸占體育場進行阻止，群眾四次轉移場地，最後在靶子場舉行。會上莊嚴地提出了「三八製」的要求，抗議軍閥的壓迫。由於蘇俄政府對華宣言正式傳到中國，會上及會後，各團體還發表宣言答謝蘇俄政府宣布廢除沙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擴大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這次活動的口號和宣言，都是在陳獨秀的指導下提出的。
5月以後，陳獨秀在參加以上活動的同時，開始了籌建共產黨的工作，於是工人運動納入共產黨的革命範圍，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傳說不實
在中國史學界，1920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幾乎成了共識。但實際上這是子虛烏有的事。此一傳說的唯一依據是沒有參與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漢時期的高潮中，在武漢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的演講《李大釗先生事略》，[43]說陳獨秀「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共產黨事」。陳、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說的事，高一涵並不在場，而是在國外——日本，[44]顯然是聽人所說。後為了趕寫這篇演講，把聽說到的事情寫進去。講後，大概有人質詢或自覺沒有證據、道聽途說，所以，第二天就把其親手所寫的同樣內容的《李大釗先生傳略》[45]中這兩句話刪除了。在1963年，高一涵撰寫《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險》和《回憶李大釗》[46]二文時，他還是不敢再說二人「計劃組織共產黨事」，說明他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講中道聽途說的內容。但因為他當時演講稿已經在第三天刊登在報上，於是為後世史家所誤用。當然，也不排除有人出於好心，以此證明中共不是「俄國黨」，早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就有自主建黨的想法。
其實，李、陳當時所談的組黨不是「共產黨」，而是與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統一戰線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是俄國人策動的。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當事人章誌的回憶《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47]和眾多的佐證資料。
章誌當時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會員，1919年9月開始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天津特派員，並宣傳天津的新文化運動，因此與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關係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薑的先生（即薑般若）家中住，那裏還住著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這時，李大釗陪陳獨秀來到天津。「陳獨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棧裏，李大釗同誌在河北大馬路日緯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間，李、薑、山西同誌、南開學校的胡維憲同學連同我到特別一區某蘇聯同誌家中集合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同誌急忙到薑先生家中，通知我們防患於未然。」原來「薑先生」的行蹤是被政府監控著的。於是，他們紛紛離開了天津。「陳獨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參加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