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針對當時有人用「德謨克拉西和自由」的口頭禪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陳還責問：「（一）經濟製度革命以前，大多數勞動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於『德謨克拉西』？（二）經濟製度革命以後，凡勞動的人都得著自由，有什麽不合乎『德謨克拉西』？」[32]
試想，一個一直思想進取、一直把國家的命運和人民大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曾經對法蘭西文明的民主主義思想狂熱擁護，卻在巴黎和會和當時各國資本主義危機中看到其因虛偽而徹底破產的陳獨秀，在接觸到列寧主義的這種思想時，能無動於衷嗎？於是，從1920年開始，他毅然決然地接受了列寧主義，把民主區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舍前者而取後者，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最民主」的政權，最終完成了一次徹底的世界觀的轉變，並且誠心誠意地按列寧的思想，從新文化運動的圈子中走出來，走到工農群眾中去，致力於建立共產黨，進行革命的實踐活動。
脫下西裝和長袍 到工人中去
1919年9月16日，陳獨秀在北京被警廳拘禁3個多月後，終因「警廳偵查結果，終不見陳氏有何等犯法之事」，被迫準予安徽同鄉保釋。[33]但當局對這位過激分子依然不放心，規定他有重大行動須得政府批準，並且在他家附近增設崗哨，進行監視。殊不知這個從小就桀驁不羈的陳獨秀哪能受此拘束。1920年1月底，他趁南方政府籌辦西南大學，籌辦員汪精衛、章士釗邀請他也出任籌辦員之機，擺脫監視，奔赴上海。2月2日，又由上海到武漢，在文華大學、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堤口下段保安會等處，連續發表講演。演講內容，除主張教育改革外，鼓吹社會主義的《改造社會的方法和信仰》一篇最引起注意。其中提出的改造方法是：一、打破階級製度（即不平等製度——引者），實行平民社會主義；二、打破繼承製度，實行共同勞動工作；三、打破遺產製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有，應歸為社會的共產。信仰是：平等，勞動。[34]
陳獨秀在武漢的活動和言論見報後，先是「湖北官吏對於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去武漢」。陳獨秀則「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35]他秘密回京後，京師警察廳也聞訊連續四天派出巡長王維藩等四人，來偵查陳的行蹤。2月9日，陳正在家中寫請柬約胡適等幾位朋友晤麵一聚，警察即來敲門盤問是否出門，並說：你如離開北京，至少要向警察關照一聲才是，然後要走了陳的一張名片。密探回去後稟告說：「未聽說其（即陳獨秀——引者）出京及往南省」之事；而陳這時始知大事不好，那警察一定還會回來找麻煩，所以他請柬也不寫了，便偷偷跑到胡適家。但警察知道陳與胡的關係，所以覺得胡家躲不過，因而又躲到李大釗家，最後由李大釗護送至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36]
14日，陳獨秀自認脫離險境後，給京師警察廳吳總監寫了一封信，揶揄說：「夏間備受優待，至為感佩，日前接此間友人電促前來麵商西南大學事宜，匆匆啟行未及報廳，頗覺歉仄，特此專函補陳，希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為麵謝，敬請勛安。」[37]
19日，陰曆大年三十，陳獨秀到達上海。當時北大學生許德珩正在上海等待去法國勤工儉學，接李大釗電報後，知道陳獨秀這次是到滬長期居住，就與在滬參加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另一北大學生張國燾（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一起，幫助陳獨秀安排住處，最後定在原柏文蔚住宅——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裏2號。
這時的陳獨秀，思想上正在多種「新思潮」影響下，逐步轉向列寧主義；行動上則脫下西裝和長袍，接近工人群眾。他作為長期在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小圈子中奮鬥、倍感孤獨無援的革命者，所以有此覺悟，一是十月革命後「勞工神聖」觀念的影響，二是總結他親自參加的兩個運動得到的經驗。
一、對於五四運動。早在1919年10月12日，他在參加《國民》雜誌社成立周年並歡送許德珩等赴法勤工儉學大會上，一麵讚揚五四運動是中國「國民運動之嚆矢，匪可與黨派運動同日而語」，「國人及今已至覺悟時期」；另一麵又指出，國民覺悟層次不一及不足，即「愛國心之覺悟——國民自保及民族自決之精神——最為普遍」；但對「政治不良之覺悟」，人數就大大減少，僅「五四運動」中學生一部分而已；而對「社會組織不良之覺悟」，「即在學生界亦殊少矣」。[38]這裏，他再次表現出革命的徹底性，他的理想，是要把救國的民族革命、推翻舊政權的政治革命和改造舊社會的社會革命，三者合一，徹底進行。進行這樣艱巨的革命，力量到哪裏去找呢？僅靠學生運動是不行的。因此，1920年2月19日，他一到上海就發表談話，對北京的運動始終未能走出學生圈子表示遺憾：「北方文化運動，以學界為前驅，普通社會似有足為後盾者，然不能令人滿意之處，實至不鮮。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以二十世紀政治眼光觀之，北京市不能謂為有一市民。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39]
陳獨秀此番話表明，以近代產業社會觀之，北京由於工業不發達，工人階級基礎薄弱。所以，他這次離京到滬，不僅是工作和住址的變動，而是奮鬥方向將由學生和知識界的救國運動轉向革命的工人運動。
試想，一個一直思想進取、一直把國家的命運和人民大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曾經對法蘭西文明的民主主義思想狂熱擁護，卻在巴黎和會和當時各國資本主義危機中看到其因虛偽而徹底破產的陳獨秀，在接觸到列寧主義的這種思想時，能無動於衷嗎？於是，從1920年開始，他毅然決然地接受了列寧主義，把民主區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舍前者而取後者，把無產階級專政說成「最民主」的政權，最終完成了一次徹底的世界觀的轉變，並且誠心誠意地按列寧的思想，從新文化運動的圈子中走出來，走到工農群眾中去，致力於建立共產黨，進行革命的實踐活動。
脫下西裝和長袍 到工人中去
1919年9月16日，陳獨秀在北京被警廳拘禁3個多月後，終因「警廳偵查結果，終不見陳氏有何等犯法之事」，被迫準予安徽同鄉保釋。[33]但當局對這位過激分子依然不放心，規定他有重大行動須得政府批準，並且在他家附近增設崗哨，進行監視。殊不知這個從小就桀驁不羈的陳獨秀哪能受此拘束。1920年1月底，他趁南方政府籌辦西南大學，籌辦員汪精衛、章士釗邀請他也出任籌辦員之機，擺脫監視，奔赴上海。2月2日，又由上海到武漢，在文華大學、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堤口下段保安會等處，連續發表講演。演講內容，除主張教育改革外，鼓吹社會主義的《改造社會的方法和信仰》一篇最引起注意。其中提出的改造方法是：一、打破階級製度（即不平等製度——引者），實行平民社會主義；二、打破繼承製度，實行共同勞動工作；三、打破遺產製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有，應歸為社會的共產。信仰是：平等，勞動。[34]
陳獨秀在武漢的活動和言論見報後，先是「湖北官吏對於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去武漢」。陳獨秀則「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35]他秘密回京後，京師警察廳也聞訊連續四天派出巡長王維藩等四人，來偵查陳的行蹤。2月9日，陳正在家中寫請柬約胡適等幾位朋友晤麵一聚，警察即來敲門盤問是否出門，並說：你如離開北京，至少要向警察關照一聲才是，然後要走了陳的一張名片。密探回去後稟告說：「未聽說其（即陳獨秀——引者）出京及往南省」之事；而陳這時始知大事不好，那警察一定還會回來找麻煩，所以他請柬也不寫了，便偷偷跑到胡適家。但警察知道陳與胡的關係，所以覺得胡家躲不過，因而又躲到李大釗家，最後由李大釗護送至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36]
14日，陳獨秀自認脫離險境後，給京師警察廳吳總監寫了一封信，揶揄說：「夏間備受優待，至為感佩，日前接此間友人電促前來麵商西南大學事宜，匆匆啟行未及報廳，頗覺歉仄，特此專函補陳，希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為麵謝，敬請勛安。」[37]
19日，陰曆大年三十，陳獨秀到達上海。當時北大學生許德珩正在上海等待去法國勤工儉學，接李大釗電報後，知道陳獨秀這次是到滬長期居住，就與在滬參加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另一北大學生張國燾（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一起，幫助陳獨秀安排住處，最後定在原柏文蔚住宅——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裏2號。
這時的陳獨秀，思想上正在多種「新思潮」影響下，逐步轉向列寧主義；行動上則脫下西裝和長袍，接近工人群眾。他作為長期在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小圈子中奮鬥、倍感孤獨無援的革命者，所以有此覺悟，一是十月革命後「勞工神聖」觀念的影響，二是總結他親自參加的兩個運動得到的經驗。
一、對於五四運動。早在1919年10月12日，他在參加《國民》雜誌社成立周年並歡送許德珩等赴法勤工儉學大會上，一麵讚揚五四運動是中國「國民運動之嚆矢，匪可與黨派運動同日而語」，「國人及今已至覺悟時期」；另一麵又指出，國民覺悟層次不一及不足，即「愛國心之覺悟——國民自保及民族自決之精神——最為普遍」；但對「政治不良之覺悟」，人數就大大減少，僅「五四運動」中學生一部分而已；而對「社會組織不良之覺悟」，「即在學生界亦殊少矣」。[38]這裏，他再次表現出革命的徹底性，他的理想，是要把救國的民族革命、推翻舊政權的政治革命和改造舊社會的社會革命，三者合一，徹底進行。進行這樣艱巨的革命，力量到哪裏去找呢？僅靠學生運動是不行的。因此，1920年2月19日，他一到上海就發表談話，對北京的運動始終未能走出學生圈子表示遺憾：「北方文化運動，以學界為前驅，普通社會似有足為後盾者，然不能令人滿意之處，實至不鮮。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以二十世紀政治眼光觀之，北京市不能謂為有一市民。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39]
陳獨秀此番話表明，以近代產業社會觀之，北京由於工業不發達，工人階級基礎薄弱。所以，他這次離京到滬，不僅是工作和住址的變動，而是奮鬥方向將由學生和知識界的救國運動轉向革命的工人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