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 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第125頁。
[129] 胡適：《文學革命》，《胡適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168頁。
[130] 隻眼：《亡國與親善》，《每周評論》第12號，1919年3月9日。
[131] 隻眼：《世界第一惡人》，《每周評論》第19號，1919年4月29日。
[132] 參見隻眼《日本人與曹汝霖》、《四大金剛》、《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麽商團又要罵曹》、《陸宗輿到底是那國人？》，《每周評論》第13、19號，1919年3月16日、4月29日。
[133] 轉自隻眼《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每周評論》第19號，1919年4月29日。
[134] 何思源：《五四運動回憶》，《北京文史資料》第4輯，第67頁。何參加了這次會議。
[135] 段直接具體參與領導了這場運動。北京高潮過去後，6月5日，他與許德珩等作為北京學生的總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聯合會。段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的鬥爭經驗。會議克服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決議堅持三罷，不達目標，誓不反顧。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國學聯成立大會，並出任會長。6月21日，巴黎和約簽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國學聯與上海各界聯席會議，通過對內對外宣言，堅決反對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直到勝利。可以說在整個五四運動中，他是第一號學生領袖。後來段成了國民黨官員，進行反共活動，但他對陳獨秀的尊師之情一直維持著。這種感情集中表現在陳獨秀晚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後，一直到陳逝世期間，段對貧病交加中的陳獨秀給予的關切、探望、幫助（錢和物），在同輩北大學生中是最多的。
[136] 隻眼：《兩個和會都無用》，《每周評論》第20號，1919年5月4日。
[137] 隻眼：《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造成這根本罪惡的人是誰》，《每周評論》第21號，1919年5月11日。
[138] 隻眼：《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麵》，《每周評論》第22號，1919年5月18日。
[139] 隻眼：《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周評論》第23號，1919年5月25日。
[140] 隻眼：《研究室與監獄》，《每周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
[141] 朱務善等：《本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民意測量」》，《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3月4～7日。
[142] 《外右五區警察署送案表》法字第12號，北京市檔案館藏京師警察廳檔案；高一涵：《李大釗同誌護送陳獨秀出獄》，《五四運動回憶錄》（續）。
[143] 以上數件資料，均蕆於北京市檔案館。
[144] 《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第66頁。
[145] 《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頁。
[146] 《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頁。
[147] 《沈定一致胡適的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77頁。
[148] 《神州日報》1919年7月9日，《申報》1919年7月15日。
[149] 《每周評論》第30號，1919年7月30日。
[150] 鶴（李達）：《陳獨秀與新思想》，《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19年6月24日。
[151] 《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
[152] 澤東：《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湘江評論》創刊號，1919年，第3頁。
[153]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
[154] 《密勒氏評論》，1919年7月12日。
[155] 《東方雜誌》第15卷第4號，1918年。
[156] 《東方雜誌》第15卷第6號，1918年。
[157] 分別載於《新申報》1919年2月和3月。
[158] 參見隻眼《林紓的留聲機器》和《林琴南很可佩服》，《每周評論》第15、17號，1919年3月30日、4月13日。
[159] 《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
[160] 《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
[161] 《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10日。
[162] 《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19日。
[163] 隻眼：《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每周評論》第13號，1919年。
[164] 隻眼：《林紓的留聲機器》，《每周評論》第15號，1919年。
[165] 隻眼：《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每周評論》第13號，1919年。
[166] 手稿，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167] 1935年12月28日湯爾和致胡適的信和胡適的回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第281～294頁。
四 籌建中國共產黨（1919～1921）
獄中思索 一度信仰空想社會主義
陳獨秀能成為當時廣泛階層衷心擁戴的政治明星和思想明星，說明當時中國社會的進步已經達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1915年起掀起的思想啟蒙運動，已經收到豐碩成果，廣大民眾，特別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已經從「奴隸」的儒家倫理中解放起來，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發揚光大；同時，少數先進分子包括陳獨秀在內，感覺到「愛國」「救國」已經不能停留在思想啟蒙層麵，而應該走向「直接行動」，但如何行動法？又遇到一個指導思想即途徑與理想問題。既然在巴黎和會上，西方的民主主義已經被誤認為破產，於是大家就來尋找新的出路。而恰在此時，十月革命後產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終於衝破重重障礙，傳播到了中國，滿足了這個社會需要。這個歷史轉折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有人曾提出如果五四運動後陳獨秀不轉向馬列主義和創建共產黨，堅持思想啟蒙運動會如何如何，這是沒有意義的，歷史不承認假設。
[129] 胡適：《文學革命》，《胡適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168頁。
[130] 隻眼：《亡國與親善》，《每周評論》第12號，1919年3月9日。
[131] 隻眼：《世界第一惡人》，《每周評論》第19號，1919年4月29日。
[132] 參見隻眼《日本人與曹汝霖》、《四大金剛》、《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麽商團又要罵曹》、《陸宗輿到底是那國人？》，《每周評論》第13、19號，1919年3月16日、4月29日。
[133] 轉自隻眼《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每周評論》第19號，1919年4月29日。
[134] 何思源：《五四運動回憶》，《北京文史資料》第4輯，第67頁。何參加了這次會議。
[135] 段直接具體參與領導了這場運動。北京高潮過去後，6月5日，他與許德珩等作為北京學生的總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聯合會。段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的鬥爭經驗。會議克服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決議堅持三罷，不達目標，誓不反顧。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國學聯成立大會，並出任會長。6月21日，巴黎和約簽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國學聯與上海各界聯席會議，通過對內對外宣言，堅決反對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直到勝利。可以說在整個五四運動中，他是第一號學生領袖。後來段成了國民黨官員，進行反共活動，但他對陳獨秀的尊師之情一直維持著。這種感情集中表現在陳獨秀晚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後，一直到陳逝世期間，段對貧病交加中的陳獨秀給予的關切、探望、幫助（錢和物），在同輩北大學生中是最多的。
[136] 隻眼：《兩個和會都無用》，《每周評論》第20號，1919年5月4日。
[137] 隻眼：《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造成這根本罪惡的人是誰》，《每周評論》第21號，1919年5月11日。
[138] 隻眼：《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麵》，《每周評論》第22號，1919年5月18日。
[139] 隻眼：《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周評論》第23號，1919年5月25日。
[140] 隻眼：《研究室與監獄》，《每周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
[141] 朱務善等：《本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民意測量」》，《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3月4～7日。
[142] 《外右五區警察署送案表》法字第12號，北京市檔案館藏京師警察廳檔案；高一涵：《李大釗同誌護送陳獨秀出獄》，《五四運動回憶錄》（續）。
[143] 以上數件資料，均蕆於北京市檔案館。
[144] 《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第66頁。
[145] 《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頁。
[146] 《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頁。
[147] 《沈定一致胡適的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77頁。
[148] 《神州日報》1919年7月9日，《申報》1919年7月15日。
[149] 《每周評論》第30號，1919年7月30日。
[150] 鶴（李達）：《陳獨秀與新思想》，《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19年6月24日。
[151] 《每周評論》第36號，1919年。
[152] 澤東：《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湘江評論》創刊號，1919年，第3頁。
[153]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
[154] 《密勒氏評論》，1919年7月12日。
[155] 《東方雜誌》第15卷第4號，1918年。
[156] 《東方雜誌》第15卷第6號，1918年。
[157] 分別載於《新申報》1919年2月和3月。
[158] 參見隻眼《林紓的留聲機器》和《林琴南很可佩服》，《每周評論》第15、17號，1919年3月30日、4月13日。
[159] 《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
[160] 《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
[161] 《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10日。
[162] 《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19日。
[163] 隻眼：《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每周評論》第13號，1919年。
[164] 隻眼：《林紓的留聲機器》，《每周評論》第15號，1919年。
[165] 隻眼：《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每周評論》第13號，1919年。
[166] 手稿，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167] 1935年12月28日湯爾和致胡適的信和胡適的回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第281～294頁。
四 籌建中國共產黨（1919～1921）
獄中思索 一度信仰空想社會主義
陳獨秀能成為當時廣泛階層衷心擁戴的政治明星和思想明星，說明當時中國社會的進步已經達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1915年起掀起的思想啟蒙運動，已經收到豐碩成果，廣大民眾，特別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已經從「奴隸」的儒家倫理中解放起來，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發揚光大；同時，少數先進分子包括陳獨秀在內，感覺到「愛國」「救國」已經不能停留在思想啟蒙層麵，而應該走向「直接行動」，但如何行動法？又遇到一個指導思想即途徑與理想問題。既然在巴黎和會上，西方的民主主義已經被誤認為破產，於是大家就來尋找新的出路。而恰在此時，十月革命後產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終於衝破重重障礙，傳播到了中國，滿足了這個社會需要。這個歷史轉折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有人曾提出如果五四運動後陳獨秀不轉向馬列主義和創建共產黨，堅持思想啟蒙運動會如何如何，這是沒有意義的，歷史不承認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