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陳獨秀個人而言，五四時期，他所受到的打擊和壓迫，使他自然而然地走上救亡道路。實際上，他從創辦《每周評論》開始，就已經開始了這個轉變：從啟蒙轉向救亡。因為客觀形勢是「救亡壓倒了啟蒙」。國家不獨立富強，談不上個人的民主與自由，已經成為多數先進分子的共識。由於陳獨秀當時處於思想領袖的地位上，所以，他就帶動了一批先進分子，共同實現了這個轉變。隻有少數人如胡適等新文化運動陣營的人，依然停留在啟蒙的立場上，不承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統治是阻礙當時中國社會進步的主要勢力，而認為國民性的落後是主要原因，隻要堅持做啟蒙工作，國民性先進了，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這種思想顯然太脫離現實，所以被淘汰了。
不過，陳獨秀從崇拜18世紀的法蘭西民主主義轉變到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
據胡適說，陳獨秀的這次思想轉變是從獄中悟出的。這應驗了陳獨秀的監獄是「人類文明發源地」的說法。胡適說陳獨秀這次被捕，對他轉向馬克思主義、組建共產黨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獨秀在拘禁期中，沒有書報可讀，隻有一本基督教的《舊約》、《新約》……他本是一位很富於感情的人，這回讀了基督教的聖經，很受感動」；「大概獨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經過一度精神上的轉變。他獨自想過一些問題，使他想到他向來不曾想過的一條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種宗教的需要。他出獄之後，就宣傳這個新得來的見解，主張要有一個新宗教……抱著這種新宗教熱忱的陳獨秀，後來逐漸的走進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新宗教」。[1]
其實，早在1917年，陳獨秀在研究歐洲近代文明之源時，就認為「社會主義，乃耶穌教文明」。[2]這次出獄後，他發表了一篇《基督教與中國人》的文章，稱頌基督的人格和情感。他認為基督教的「根本教義」不是「創世說」、「三位一體說」和各種靈異這些已經被科學證明破產了的東西：「基督教的根本教義是信與愛，別的都是枝葉」；具體說，他把基督教的根本教義歸納為耶穌的「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平等的博愛精神」。又說：「耶穌不曾為救國而來，是為救全人類的永遠生命而來……基督教是窮人的福音，耶穌是窮人的朋友。」因此他大聲疾呼：「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冷酷、黑暗、惡濁坑中救起。」[3]
能對基督教精神做此概括和論述，說明他的確把監獄當研究室，對基督教做了一番認真的研究。這裏我們無須評論他的概括是否正確，因為他對任何學說的研究，都是根據他當時的認識和需要而取捨，研究方法是實用主義的。
其實，正如空想社會主義和西方民主主義是通向馬克思主義的橋樑一樣，陳獨秀概括的基督教教義，帶有濃厚的空想社會主義色彩，如解放全人類的國際主義精神，以「窮人」為主體、給窮人帶來幸福的犧牲精神和階級調和的平等博愛寬恕精神等。所以，他在出獄後，曾一度信仰無政府空想社會主義。1919年11月2日，他發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宣傳美國杜威博士的「民治主義」即西方的議會民主加階級調和的空想社會主義。他說，杜威的民治主義有四種元素：（一）政治的民治主義：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製表現民意之類；（二）民權的民治主義：就是注重人世間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三）社會的民治主義：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計的民治主義：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剷平貧富的階級之類。他宣稱：「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
顯然，他這時還分不清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馬、恩的社會主義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思潮及資產階級思想的根本區別是要不要進行「階級鬥爭」及「消滅資本家」。為此，他說：「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製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的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漸漸消滅，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4]進而，在同一期《新青年》上，他發表《宣言》宣布《新青年》同人「公共意見」時，更明確地說：「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如何達到這個目的呢？他說：「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
於是，他就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工讀互助團運動，進行空想社會主義的試驗。陳獨秀是個富於感情、疾惡如仇的人，1919年4月，北大提前實行教務長製、陳獨秀實際被解除文科學長，改聘為教授後，他就不屑與小人為伍，萌生去意。所以，到11月，據當時陳獨秀的學生陳鍾凡、楊亮功回憶，陳的早年朋友、後來轉到新文化運動對立麵的劉申叔病逝，陳獨秀主持喪事，在葬禮上對陳鍾凡說：「校中現已形成派別，我的改組計劃已經實現，我要離開北大了。」這裏指的「派別」，顯然不是指保守派與革新派的派別，而主要是指新文化運動內部主張談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李大釗派與主張談實際問題和實用主義的胡適派，以及在所謂個人道德作風上反對陳獨秀的湯爾和、沈尹默等人。「改組計劃已經實現」，則是指他在北大文科進行的那些教育改革的措施，這些措施並不因為他不當文科學長和隨後離開北大而被取消。離開北大後幹什麽呢？陳表示要「專心從事社會運動」。[5]
不過，陳獨秀從崇拜18世紀的法蘭西民主主義轉變到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
據胡適說，陳獨秀的這次思想轉變是從獄中悟出的。這應驗了陳獨秀的監獄是「人類文明發源地」的說法。胡適說陳獨秀這次被捕，對他轉向馬克思主義、組建共產黨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獨秀在拘禁期中，沒有書報可讀，隻有一本基督教的《舊約》、《新約》……他本是一位很富於感情的人，這回讀了基督教的聖經，很受感動」；「大概獨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經過一度精神上的轉變。他獨自想過一些問題，使他想到他向來不曾想過的一條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種宗教的需要。他出獄之後，就宣傳這個新得來的見解，主張要有一個新宗教……抱著這種新宗教熱忱的陳獨秀，後來逐漸的走進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新宗教」。[1]
其實，早在1917年，陳獨秀在研究歐洲近代文明之源時，就認為「社會主義，乃耶穌教文明」。[2]這次出獄後，他發表了一篇《基督教與中國人》的文章，稱頌基督的人格和情感。他認為基督教的「根本教義」不是「創世說」、「三位一體說」和各種靈異這些已經被科學證明破產了的東西：「基督教的根本教義是信與愛，別的都是枝葉」；具體說，他把基督教的根本教義歸納為耶穌的「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平等的博愛精神」。又說：「耶穌不曾為救國而來，是為救全人類的永遠生命而來……基督教是窮人的福音，耶穌是窮人的朋友。」因此他大聲疾呼：「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冷酷、黑暗、惡濁坑中救起。」[3]
能對基督教精神做此概括和論述，說明他的確把監獄當研究室，對基督教做了一番認真的研究。這裏我們無須評論他的概括是否正確，因為他對任何學說的研究，都是根據他當時的認識和需要而取捨，研究方法是實用主義的。
其實，正如空想社會主義和西方民主主義是通向馬克思主義的橋樑一樣，陳獨秀概括的基督教教義，帶有濃厚的空想社會主義色彩，如解放全人類的國際主義精神，以「窮人」為主體、給窮人帶來幸福的犧牲精神和階級調和的平等博愛寬恕精神等。所以，他在出獄後，曾一度信仰無政府空想社會主義。1919年11月2日，他發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宣傳美國杜威博士的「民治主義」即西方的議會民主加階級調和的空想社會主義。他說，杜威的民治主義有四種元素：（一）政治的民治主義：就是用憲法保障權限，用代議製表現民意之類；（二）民權的民治主義：就是注重人世間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三）社會的民治主義：就是平等主義，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計的民治主義：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剷平貧富的階級之類。他宣稱：「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
顯然，他這時還分不清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馬、恩的社會主義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思潮及資產階級思想的根本區別是要不要進行「階級鬥爭」及「消滅資本家」。為此，他說：「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製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的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漸漸消滅，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4]進而，在同一期《新青年》上，他發表《宣言》宣布《新青年》同人「公共意見」時，更明確地說：「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如何達到這個目的呢？他說：「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
於是，他就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工讀互助團運動，進行空想社會主義的試驗。陳獨秀是個富於感情、疾惡如仇的人，1919年4月，北大提前實行教務長製、陳獨秀實際被解除文科學長，改聘為教授後，他就不屑與小人為伍，萌生去意。所以，到11月，據當時陳獨秀的學生陳鍾凡、楊亮功回憶，陳的早年朋友、後來轉到新文化運動對立麵的劉申叔病逝，陳獨秀主持喪事，在葬禮上對陳鍾凡說：「校中現已形成派別，我的改組計劃已經實現，我要離開北大了。」這裏指的「派別」，顯然不是指保守派與革新派的派別，而主要是指新文化運動內部主張談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李大釗派與主張談實際問題和實用主義的胡適派，以及在所謂個人道德作風上反對陳獨秀的湯爾和、沈尹默等人。「改組計劃已經實現」，則是指他在北大文科進行的那些教育改革的措施，這些措施並不因為他不當文科學長和隨後離開北大而被取消。離開北大後幹什麽呢？陳表示要「專心從事社會運動」。[5]